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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几千年来所争的很多问题要么毫无结果,要么有时虽有结果,但这个结果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问题本身,而可怕地是这种简单的“背离”常常带来的是事与愿违的后果。任何一方都妄图彻底打倒它的对手()取得绝对的优势以主导领域的发展,但结果这种无对手的环境会使系统步入死寂的状态,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务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打破既有的平衡,而且系统剧烈震荡的结果常常只能是建立起另一个静态的平衡来让下一个对手来打破。

      可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有时能认识到,但难做到)实际上有对手的存在无论对已还是对整个系统来讲都是有益的。混沌是系统发展的源泉,适度的混沌也是系统发展的动力,更是自身发展的鞭策。无疑这种以相对优势来取得领域的主导要更令人称道些。

      但这种动态平衡下的系统显然比静态平衡要难驾驭,任何微小的扰动势必不能象在静态之下那样的就消于无形。蝴蝶效应的存在使已经处于优势的一方(或企图处于优势的一方)在将来没有信心控制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常常为了一已之私就采取简单、愚蠢而又极端的手段来取得主导以使系统进入静态平衡。

     

      局中之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具有偏向还在情理之中,可很多时候局外之人看待一些问题也总是带有简单的倾向性,有时候这种倾向性还很严重。排除各种客观原因,在主观上都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中庸之道”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如此的不盛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庸之道”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很难把握;另一方面是受近代以来科学思想的影响,经典科学理论的确定性、实证性、分析性本身与“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人类社会在上个世纪所遇到的及现在都还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深受近代经典理论影响所致(科学与哲学及各种人文学科的思想是互相影响渗透的)

     

      “中庸之道”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一直以来总是与中国的很多传统一起被批判,在人们的脑海里这都快成了中国文化的万恶之源。可惜批判的人本身对“中庸之道”所蕴含的智慧根本就是没有洞察,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也是不怎么的高明----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的通病。我们不能用风水先生来否定风水学,不能用瞎子算命来否定八卦,不能用江湖郎中来否定中医,不能用八股取士来否定科举,不能用程朱理学来否定孔孟之道。同样我们也不能用那些腐儒的所作所为来否定中庸之道的智慧。

      对一个复杂的事物看待我们总是用一个硬币的两面来讲道理,讲究“一分为二”(好象辩证法如此说)。可中庸之道比之还要更进一步,让我们来看看“太极”这个图案,太极由阴与阳组成,两者之间用了一条曲线来划分。为什么用曲线不用直线呢,这里就体现了中庸之道的智慧,因为阴阳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古人那会还无法制作很复杂的图案,否则放在现在的技术环境下肯定还会用上渐变来表现----整一个混沌(后面还会讲到混沌)

     

      要说堕入气剑之争之人有气剑何从的问题是被“唯”给蒙住了眼睛,那已经超脱于气剑之争之外的人如果也有气剑何从的问题那就是不懂“中庸之道”了。不说岳不群此人的品德问题与政治水平问题,单说他在令狐冲用剑鞘破了“无双无对,宁氏一剑”后的大发雷霆就可以看出此人之修为不敢恭维。实际风清扬的修为也不怎的,虽然没有念念不忘当年的气剑之争,但向令狐冲授剑时也是强调“剑”的作用多点(当然主要是剑易速成,当时就是要速成),只是最后到了独狐九剑的“破气式”才从侧面“强调”了“气”的用途,自己不是内家高手要破人家的气又从何谈起呢?

      武学之气剑,何为主,何为从,何为主,何为辅;何时用气,何地用剑;气用几分,剑用几分,固然要以“中庸之道”来处之。用兵之道亦然。

      唐太宗说,孙子十三篇,唯虚实二字。可这个虚实要以“中庸之道”来处之。“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不以“中庸之道”持之孰能常胜之哉?奇正相兼是一种中庸之道;“归师勿掩,穷寇莫追”也是一种中庸之道;可有时归师可掩,穷寇可追,这种“归师可掩可不掩,穷寇可追可不追”又是一种中庸之道。至于何者为正,何时为奇,何者可掩,何时可追,那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武学与兵法太过玄乎,说说现代点的。

      现代足球讲究攻守平衡,这也是“中庸之道”。攻守是比赛的两个方面,用什么来平衡一支球队的攻守,靠中场,所以现代足球比赛都很重视对中场的控制与争夺。“比赛不过攻守,攻守之变,不可胜穷。攻守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哼哼,把《孙子兵法》上的那段话换一换同样有效。从“中庸之道”的角度来看攻守平衡比全攻全守要境界高一点,攻守平衡强调“平衡”,而全攻全守强调“全”,它只强调攻守整体,不象前者那样强调攻守二者之间的变化关系。

      攻与守要平衡,攻本身与守本身也要平衡。单调的进攻手段是谈都不用谈了,但即使有丰富的进攻套路,如果进攻没有变化那也常常是无功而返的多呀。在球场上正兵成奇兵,奇兵换正兵颠来倒去的变才能使对手防不胜防。真可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绕到兵法上去了,谁叫它球场如战场呢)。进攻方讲中庸之道,防守方也讲中庸之道才行呀。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兵水一起来,那就只能将土一起上了,兵多将多,水少土少。何多何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晕死,又绕回来了)

      足球场上是这样,篮球场上又何曾不是,内线还是外线,联防还是盯人。排球场亦然,二号位、三号位抑或四号位,无论强调哪一点都是大错而错的,更何况还有一个轮转。

     

      讲“中庸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世间之是非,有如兵形之虚实、兵势之奇正。甚至从这里可以发展出“民主”概念,那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民主概念呢?完全是没有坚持真正的中庸之道的结果嘛,中国文化自宋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有点匪夷所思,越说越远了,就此打住。

     

      万事万物皆有“度”,度满谓之盈,盈盈谓之亏。此盈则彼亏,彼亏则此盈。唯有七分盈,才能常为盈;攻七守三才能常为攻,守七攻三才能常为守;内七外三才能常为内,外七内三才能常为外;七善三恶才能常为善,七恶三善才能常为恶(这两句好可怕,但事实如此,善善不能持,恶恶也难久)

      何处为七分?唯有心自知(又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呀,这句话几乎无所不在了)

      可见“中庸之道”实乃人类认识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境界。

  • 2004-08-27

    BLOG又出 - [不说而说]

    Tag:无聊

      今天改一個設置後發現把BLOG的標題居然變掉了。“紫雲觀”變成了“紫”。無論怎麼改都改不過來,明明改了,一提交又被截了。

      後來發現,問題出在“雲”字上,只要出現這個字就完蛋。把“雲”改成“云”就好了。

      FT,難道不能用繁體,但“觀”字就沒事的,標題還是用繁體舒服點呀。

     

    提交後又出問題了,標題又被截了

    “BLOG又出問題了”>>“BLOG又出”。

     

  • 這幾天不想寫東西,轉幾篇算了。

    明之一朝,一方面中央集权专制强化,君权臻极,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国内学界由此论及,明清之际的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象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基本看法大致是:明清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类的现代劳资雇佣关系。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置疑。这些看法的主要出发点来自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套用的是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解释。

    “萌芽论”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仅仅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从逻辑上就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说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

    不仅国内,西方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同样以西方视角和标准分析中国,也得出过比较接近的观点,与“萌芽论”遥相呼应。然而萌芽仅仅是萌芽,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资本主义。满清建国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99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计算得出结论,在清朝的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很显然,这不是由于清朝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就文化基础而言,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新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所以,韦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出发点乃是贸易自由,“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亚当.斯密《国富论》)。这种商业上的自由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主权在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制度同样不可分割。因为没有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作保障,很难有自由的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这一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萌芽论”在论及为什么这种萌芽未曾开花结果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压抑的结果,这恰好反过来说明缺乏自由公平思想观念和法律体制支持的传统中国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终究孕育不出近代工业。即使抄袭照搬,也只能学个貌似,不得精髓,比如清末看起来很有点西方味的“洋务运动”。这应验了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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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很有名哦,以前大學時囫圇吞棗的看過一次,以後要好好琢磨琢磨。
  • [zt]中國思維網

      苯在1825年就被发现了,此后几十年间,人们一直不知道它的结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苯分子非常对称,大家实在难以想像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怎么能够完全对称地排列、形成稳定的分子。1864年冬的某一天,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坐在壁炉前打了个瞌睡,原子和分子们开始在幻觉中跳舞,一条碳原子链像蛇一样咬住自己的尾巴,在他眼前旋转。猛然惊醒之后,凯库勒明白了苯分子是一个环--就是现在充满了我们的有机化学教科书的那个六角形的圈圈。


     

  • “铿锵玫瑰”痛定思痛 这一“歉”从何“道”起?

     
     

      一则来自新华社雅典体育专电的报道,说中国女子足球队19日表示向全国人民道歉,由于未能进入前8名,“全队上下感到十分痛心。我们辜负了广大球迷对中国女足的殷切希望,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中国女足的厚爱,这是一次极其惨痛、代价昂贵的教训。痛定思痛,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战略定位出现严重偏差,导致战术上出现无法挽回的失误”。我不知道失败后而又心态各异的女足姑娘,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向“全国人民”表达如此“一致”的歉意的,但我总觉得这样的道歉,反而比赛场失败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了。
      
      对观众而言,体育比赛之所以有恒久的魅力,就在于赛场上风云变幻而又胜负难料,尤其是足球,你队内明星云集,大腕如云,却并非注定你就场场胜利,次次凯旋。同时,那些名不见经传而又不被谁看好的球队,却往往更具“黑马”本色,甚至把实力明显高自身一筹的球队斩落马下。所以说足球界才流传这样一句经典,即“足球是圆的”,意即足球场上的90分钟之内,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本身就是足球具有的独特魅力所在。可是再看看我们老队员纷纷离队之后的中国女足,不仅缺了诸多耀眼的明星,就连在技战术上的特色也没有了,对于这样一支队伍,既不可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厚爱”,恐怕也没太多的球迷敢在你们身上寄予什么“希望”,尤其是在懂得足球运动规律和你们女足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假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还有人偏偏要对你女足寄予“殷切希望”的话,那也肯定是某些在成绩上始终“贪得无厌”的体育官员了。故而假若你们女足队员还感觉有什么愧意和歉意需要表达的话,就冲这帮人表达就行了,而没有必要再惊动“全国人民”。
      
      再者,人们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那些个体育界官员也常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可如今你们刚刚在赛场遇到了点挫折,仅仅经历一点风雨,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罪人了?这又从何说起呢?假若在某些人心中,你们女足从赛场凯旋就是他们心目中“铿锵玫瑰”,可一旦你们落败而归,就成了凋谢的残花,对于这样的球迷这样的领导,即使其内心曾经对你们抱有多么殷切的“希望”,即使其怀间曾经拥有多少对于你们的“厚爱”,你们恐怕也没有必要向这样的人道歉吧!因为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他们以往表达的所谓的“希望”和“厚爱”,只不过是一些随声附和或别有用心的托词或“阴谋”罢了。故而在他们发霉的“希望”和“厚爱”暴露之际,需要道歉的依然不是你们女足队员,而是这帮贪恋成绩和金牌的“伪球迷”。
      
      知耻近乎勇。既然你们女足已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在以后的日子里,通过刻苦训练,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就是了。没有人仅仅因为你们没有进入前八名,就取得了贬低或歧视你们的特权,你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没有进入复赛就羞愧万分,甚至没脸见人,别忘了你们曾经是世界杯亚军,可我们那些同样被人寄予“希望”和“厚爱”的男足呢,在世界杯赛场上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并空手而归,你们听到他们给谁道歉了吗?所以你们这个歉,道得实在是没有来头!作者:周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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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天理呀,前几场比赛打得如此龌鹾球队昨晚居然赢了。不是我们打得好,而是对手打得太差了,塞黑居然要堕落到与我们争出线本身就说明这支队伍不是如何之强大。实际上除了姚明什么都不是。

    本来要写篇“中国男篮是中国最没有进取心的运动队”恶批一通的,赢了就算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赢了比赛固然是好事,但其实里倒真不喜欢它能赢,除了让篮协那帮官员有点谈资还有什么呢?又可以让他们YY一下。以为中国的篮球水平多么的长进了!

     

    恶批是不恶批了,但小讲讲还是要讲的。

    N年了,中国篮球就是亚洲的顶尖水平,记得新中国以前中国体育都不怎样的时候,中国男篮在亚洲就已经没什么敌手了。以前的就算了,就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也已经有20年了。中国男篮的水平愣是没有什么质的提高。

    这么几年来高官们的所作所为就不去列举了。反正水平没提高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中国队(特别是男队)如果没有以替补阵容打亚洲的信心与魄力就奢谈要进奥运会或世锦赛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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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现BLOG首页坏掉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左边一栏到了“我的其它BLOG”处就显示不全了,第一行显示出来的,第二行乱掉了。右边文章内容部分是一片空白。

    进到模板里,发现自出错后的地方之后的代码全没了。把原始代码拷回来,奇怪的是提交了几次都不行,进去一看还是坏的代码,没有变化。一怒之下把现在已经不维护的那个BLOG的链接删掉,后面的代码照旧就好了。你说邪门不邪门。

    幸亏index模板以前没作大的改动,没有伤筋动骨,如果是“评论”页面出错了我就得杀人了(那页面可改动比较大的)。

    唉,怕怕的,又要去挖个洞了。

  • 2004-08-23

    - [不说而说]

    Tag:乱想

     

    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热了,晚上睡觉也还安稳。但这几天就是提不起精神,也没啥可写了。BLOG都好几天没更新了。

    奥运会,本来也要写点什么的,但没结束总是下不了笔。那个华山派气剑争系列的周未动笔写了一段,后来看了《复杂性的思维》又有了新想法,现在还不知从何入手了,就呆坐在计算机前几个小时愣是没写几个字。

    最近在一些论坛都没有回帖的热情,只看不回的多。在家看书也是看了一点就想换一个看,在活页夹里点来点去就是不知看什么好。换到98下面要打游戏没打几分钟又没劲了,难道要去换个新游戏来玩。

    生活好象太平淡了,天天这样过,好象在撞钟,但很多事情又不是一朝一夕的。过去半年多了,很多事情都还没什么新的进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來自中国思维网 www.chinathink.net  

    源作者:潘维



    我国农民的贫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的劳动者少得多,现金收入也就远少于城里人。第二,教育水平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机会也就比较少。第三,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卫生、居住、饮水、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也就远比城里人恶劣。

    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是个常识,却是个被一些故作深奥的记者和学者官员们遗忘了的常识。遗忘了那些常识,就会给我国农村开出荒唐的药方,即攻击“专制”,赞美“自由”,甚至全力推动“基层民主”。“海选”能解决中国9亿农村人的贫困问题?“选票”能填饱农民的肚皮吗?制度迷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能决定经济基础。

    过去的中国革命不是要解决“专制”问题,更不是靠选举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农村也不是要解决“专制”问题,更不可能靠“海选”完成。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我国农村进步的唯一标尺。拼命搞海选而不是奋勇向前去组织农民,是我国农村政策的一大误区。

    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我国有9亿农村人,其中的5亿是农业劳动者。这5亿农业劳动者拥有不到20亿亩耕地。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20亿亩耕地每年都必然有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且不说北方的单熟气候以及必要的轮耕、休耕用地。由于地方利益和土地统计本身的复杂性,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一直被低估,但低估了多少一直是个谜。据说,近7年里全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到2003年底,我国尚余18.5亿亩耕地[1]。即便按20亿亩计算,5亿农业劳动力人均只耕作4亩地。耕作4亩地的劳动者要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贫穷呢?4亩地是0.25公顷,即0.6英亩,只略大于美国一个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我国南方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也就是0.16英亩,与美国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农场”数以亿计,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摆脱贫困,哪怕是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无论政治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国人家靠耕种屋后的院子而成为“农民”,而“致富”呢?

    相对于要养活的总人口,我国的耕地总面积并不小。我国的问题不是可耕地面积太少,而是农民太多,农村人口太庞大。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中国纬度和灌溉条件下的20亿亩耕地,养活15亿人绰绰有余[2]。如果连以色列和日本人都能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农业,辽阔的中国怎么可能养不活自己呢?在多数发达国家,若每个居民有1亩耕地来养活,已经够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里农民的任务不是养活本国人,他们的问题是向外国卖粮难。自1987年到2002年,我国农民的“卖粮难”也持续了15年。这还是在农民耕作积极性达到改革以来最低谷的时期发生的。就是在这个时期里,我国的粮食产量还历史性地分别突破了4亿吨和5亿吨大关。供应过剩,于是有了00-03连续4年的低产(年均4.5亿吨)[3]。这就导致了03年下半年的粮食供应紧张,价格暴涨,部分流动民工回归粮食生产。到后年,也就是2006年,中国很可能再次重现卖粮难。

    尽管总有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我国的农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国土辽阔,气候温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也是农耕知识最早进入成熟阶段的地方。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巨大数量的农民和农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农中国,也造就了独特的乡村中国。清朝初年我国人口才1亿,清末便达到4.5亿,不过百年又达到13亿。今天的9亿农村人口,反而成为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单位产量迟迟不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技早就能达到的水平。我国的数亿小农都处在基本失业状态,每个劳动力每年在土地上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且从事的还是最简单的劳动,当然仅能“得食”。劳动创造财富。每年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能创造什么“财富”?因为农民普遍贫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农村中国就衰败。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特性。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了的“社会”,正如交通灯六亲不认,迫使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没有身处某个社会组织的人,一般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了如组织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行号的劳动纪律,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与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是自由独立的,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前三十年,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强烈的家庭私利观念。想把一个村庄的小农团结组织起来,就已经非常困难了。若要把十几个村庄的小农组织为一体,几乎是天方夜谭。中国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虽然不耕作,却天然有强烈的小农基因。他们会以自由的名义强烈反对组织农民,正如他们会以节俭的名义反对建设千年不朽的公共设施和艺术雕塑,会以自由的名义在有上千户居民聚居的楼里设置每户独立的热水机、暖气机、空调机。大概,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了。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社会的组织,中国民间的传统宗法制不仅组织松散,而且规模小,比自然村还小。1840年遭遇了组织严密的西方社会之后,相形之下我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做到了,而且是被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做,“支部建在连上”,直到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乃至一支强悍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共产党决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其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两千五百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独立“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地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以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干部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们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以架空执政党,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然而,共产党组织领导小农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农村基层政权和耕地的集体所有制至少在形式上还存在。更有一些残存的集体主义村庄,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工业化,展示了在市场时代的旺盛生命力。只要改善执政党对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改善其工作作风,集体主义的村庄不仅可能,而且远比“家庭袖珍农场”成功。这个前景,加上农村普遍衰败,基层政权的真空不断被黑势力填补的现实,将会促使执政党拒绝民主派要其从农村退出的反动建议。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当然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给排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我国小农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而且还在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反复证明了。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农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原因是小农体制与国内外的市场机制不兼容。市场可以容纳个别小农,但不可能兼容小规模农业的国家体制,市场与袖珍型的家庭农场制度不相容。市场摧毁小规模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自陈翰笙先生开始,我国学界也讲得让人耳熟能详了。最后,连我国的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会吃掉小农。市场摧毁小农的历史自英国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在不久前还摧毁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小农,使那里的小农迅速凋零。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官员们,应当念过恩格斯1894年的《法德农民问题》。因为这篇著作如此重要,就被收入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恩格斯断言:“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下一个经济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海外的廉价粮食生产,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都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4] 欧洲今天的“大农”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欧盟的农业,其实是政府组织和支撑的农业。难道美国的农业不也是因为接受国家的大量补贴才强大吗?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作出的论断,被二十世纪几乎一切知名学者重复[5]。即便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也应当知道现代政治经济学者对各国农民革命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成果。

    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的自然经济,这是我国农民问题的现代经济基础。这不是什么上层建筑问题。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小农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就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 “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的穷人,就“相对贫困化”。

    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6]。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导致什么?导致“自由的”流民,导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导致偷盗、抢劫、甚至绑架杀人。市场条件下小农的农村是一堆火药桶。如果国家的执政系统腐朽了,这些火药桶见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第一是农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小;第二是他们自由独立,自私自利,无力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三是他们被市场所困,行将被市场无情地摧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这三大原因导致了我国小农的贫困和农村的衰败。所以,我国乡下人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短得多,现金收入远少于城里人。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技能比较差。所以他们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居住、饮食、卫生、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远比城里人恶劣。

    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选之类的药方,不解决我国农村问题,只可能火上浇油,加速拆毁政府在农村的动员组织系统,恶化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我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劳动者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组织起来了,美国的开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设大城市。组织起来了,日本人民就能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贫穷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讲,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天然的富裕,是我国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难组织起来[7]。

                我国小农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中国两千五百年辉煌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农民们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到总人口的10%以下。为什么要迅速地做这件事?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将是短暂的,不会持久。我们需要赶在农村的衰败达到崩溃点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不能懒惰地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成崩溃。

                有没有可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减少到10%以下?当然有可能。大多数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农民比例都占总人口比例的50%以上,也都用了仅仅30年就降到10%以下了。其城市化人口的总规模并不低于中国农民人口规模。我国改革25年,农村人口仅从80%降到了70%。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显然是失败的。所以,在经济和政治上被逼入了绝境的今天,我们应当努力设计出高速城市化的政策,迅速解决城市化问题。这就是笔者之所以建议《组织贫困农民建新城》(《香港传真》,2004年5月10日,《战略与管理》, 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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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钟伟,赵晓:《谁拥有土地》,载《南方周末》报,2004年7月29日,C19版。

    [2]我国粮食产量的历史大体是这样的,解放前的最高位是1935年,为1.5亿吨,1949年为1.1亿吨,1951年回到了历史最高点,1952年为1.64亿吨,超过了历史最高点。1958年超过2亿吨,改革前的1978年超过3亿吨,1987年超过4亿吨,1996年超过5亿吨。1949年的人口是4.5亿,2009年大概会到13.5亿,为解放时的三倍。粮食产量则增加5倍,达到5.5亿吨。粮食产量的增加与集体或个体耕作关系不密切,与农业技术进步有绝对关系,主要是种子、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所以,袁隆平的贡献比生产责任制大。目前看来,中国粮食生产超过6亿吨只是时间问题,取决于我国政府的意愿--只要真想达到,技术上丝毫不成问题。

    [3] 见《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

    [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

    [5] 仅举几本专业内的名著。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edited by Dam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Homewood, I11.: Richard D. Irwin, f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6.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Barrington Moo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Eric. R. Wolf,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6;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Joel S. Migda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Jeffrey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James.C. Scott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所做的农村调查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1930年;《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6]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411页(《结束语》)。中译本此处与原文出入较大,笔者建议参照原文。

    [7]今天,一些俄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阻碍他们进步的原因第一是资源太多,第二是严密的社会组织被海选所摧毁。因此,创新地恢复严密的社会组织,才能充分利用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俄国进步的唯一道路。

    比如,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的著作《向第二苏联前进》(见《亚洲时报》对此书的介绍, 记者Victor Yasmann)。卡拉什尼科夫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库切连科。他的这本新书在过去18个月中已经再版几次。这类的观点在俄国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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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理工学院[开放式课程网页] http://www.cocw.net/index.htm

    自学的好地方呀,不过有点鱼珠混杂,资料本是英文的,把它翻过来这个就不好讲了,在翻译领域水平是参差不齐,目前还不清楚到底质量如何,不过应该不会很差,有专门的人审阅的,我想麻省也不会让人砸了自己的招牌。

    而且有些课程简单得可怜,只有个大纲及课程进程表,资料也没有的,只列出的参考阅读资料(叫人到哪找那些东西啊)。

    目前还在征求译者与编辑(义务的呀,象software领域的open source),要不是离开学校多年,那些学术性的东西忘光光了,也想试试。有兴趣的去看看,也为大家贡献点力。

    今后准备到上面找门合适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