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10-27

    推薦一個網站 - [不说而说]

    Tag:无聊

    後面會有幾天不上來了。

    今天推薦一個地方,這是別人以前推薦的,我也沒怎麼上去過,今天上去一看不得了。

    很有生活感的一個網站。弄堂http://www.longdang.com/tiaomu/tiaomu/tiaomu.htm

    在上海的必看。

  • 2004-10-25

    2004 中国足球 - [他山之石]

    Tag:体育

    中國足毬在3年前實際就已經死了,最近發生的事情本也要寫些什麼的。不過這些日子實在是太忙了點,沒空閒時間寫。今天轉一個解解意。

     

    话说2004年金秋,足球战乱席卷中华大地,12诸侯纷纷要求割地自治,实行联赛所有权、联赛管理权、联赛经营权、联赛监督权的自主,王族怎堪权利旁落,于是明争暗斗的中国足球战乱史由此兴起,大有“造反当趁早,莫到毁当初”之势。

    事出有因,还可忆,国青在众望所归中受挫于宿敌韩国,把中国大地自认十拿九稳的胜果抛弃,一时间,舆论兵戎相向,一支寄予厚望的先锋营溺于大马折戟沉沙,虽无“古来征战几人回”之凄惨,却有“醉卧沙场”,“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无知,一柄太极剑直刺我方咽喉要赛,竟无力闪避,终是败下阵来,引得几多人唏嘘,几多人愤怒出离。

    国青先锋退至国内,静舔伤口,以备东山,姑且不论。端看国内联赛风烟又起,皇城脚下,一老牌诸侯国安,受不平之际遇,甩袖而去,弃甲归田,乃王族监管联赛数年间,未见之大事,王族震怒,亦有国外使节煽风点火者,要求严办“无法无天”之徒,而国安者,睥睨相对,中有大连侯徐明,趁机站出,要求王族励精图治,正式提出重新分配政权归属,众诸侯声声响应,一时间,形势难平。

    正值先锋折战马,诸侯破旧制之时,国家军队扬马出征,阵势井然,于西亚群中欲擒贼,殊不知主帅乃是“蓬蒿人”,乱军不识敌之妙,心小不能量其才,把孙继海等勇猛战将束之高阁,眼睁睁看花去了,空留余恨,四年等待,毁于这一时的昏庸,怎不叫人心创难治,诅咒,叫骂声,欲罢不能。

    王军大败归来,真真让王族的颜面尽失,一时间民愤难平,民众请书治改,大连候更是冲冠而起,意战先机,万言书直指王族公堂,争权革新之势,图穷匕现。致使,王族稍怯,定于10月18,召开中超峰会。

    中峰会上,王族足协借多年独断专行之经验,攘外,必先安内,屏弃“万言书”,群雄意乱,多人退避观望,更有临阵倒戈者,与大连候争锋,王族亦已躲过一劫,可望野火难烧尽,有风又再生。中超峰会,难现峰回路转。

    时不予我中华足球也,诸侯之劣根性,皆因自身财富,断不愿冒险起义,宁可根基腐朽,化泥污浊,亦不愿开放花朵,力争芬芳。梁启超曰:各国变法,皆有流血,从吾今日始。亦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今日之变革,难现当日之悲壮恢弘耳。唯待迂回潜折间,中国足球能生存有道,夫有时日哉?
    呜呼,2004,中华足球战乱史,戚戚焉,凄凄焉。

  • 最近沒什麼好寫的,轉些東西算了。這一陣看哲學的東西,很有意思的。真的很鍛煉思維。

    這篇節選自《西方哲学智慧》选读·第二章 终极关怀(哲學在線)

     

    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存在是信仰的前提,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证明上帝存在。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基督教神哲学的核心问题上,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

    对于早期基督教来说,上帝的实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根本用不着人的证明。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和保证,受到希腊哲学影响的教父哲学还用哲学的术语称上帝是“理念的理念”,“形式的形式”,具有最高的现实性,是唯一真正的现实。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也是存在的,但与上帝的存在相比,由于它们的存在依赖于上帝的存在,因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甚至只能说是一种虚无。因此,无论是圣经还是早期的教父哲学,都没有给自己提出证明上帝存在的任务。圣奥古斯丁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通过心灵的修养找到上帝。

    11世纪以降,由于卡洛琳王朝所倡导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欧洲的理性主义抬头,一些神学家开始注重用理性的逻辑方法论证神学教义,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神哲学形态“经院哲学”,证明上帝存在的任务就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

    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的首创者是在西方思想史上被人称作“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尔谟(Anselmus,旧译安瑟仑,1033-1109年),他的论证被后世称之为“本体论的证明”。这种证明的实质,就在于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自明的、必然的真理,否认上帝的存在必然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而证明上帝的存在不需要借助有限的经验事实,只需要借助先验的逻辑力量,仅仅从概念就可以推演出上帝的存在。安瑟尔谟引用圣经经句“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33]进行论证,认为愚顽人心里说到“上帝”的时候,他明白自己所指的是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也就是说,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即上帝是存在于他的思想中的。他接着又区分了“心灵中的存在”和“现实中的存在”,认为“还有一种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它不能仅仅在心中存在,因为,即使它仅仅在心中存在,但是它还可能被设想为也在实际上存在,那就更伟大了”。这也就意味着,真正“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不能仅仅存在于思想中,而是必须也同时存在于现实中,因为若不然,就会有一个既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的存在者比它更伟大,而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毫无疑问,某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伟大的东西,是既存在于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如果要否认上帝在现实中的存在,势必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上帝的存在,是那么真实无疑,所以甚至不能设想它不存在。某一个不能被设想为不存在的东西,既是可能被设想为存在的,那末,这个存在就比那种可以设想为不存在的东西更为伟大。所以,如果那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东西可以被设想为不存在,那就等于说‘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东西’ 和‘可以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东西’是不相同的,这是荒谬的说法。因此,有一个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东西,是真实存在,这个东西,甚至不能被设想为不存在。而这个东西就是你,圣主啊,我的上帝”。[34]

    安瑟尔谟的证明方式提出不久就遭到了隐修士高尼罗(Gaunilon)的批驳。高尼罗认为,当愚顽人说“没有上帝”时,这虽然表明他理解“上帝”这个概念的意蕴,但不能说上帝已经存在于他心中。即便能说上帝已经存在于他心中,存在于他心中的也未必就存在于现实中。“假如有某一个甚至不能用任何事实来设想的东西,一定要说它在心中存在,那末,我也不否认这个东西也在我心中存在。但是,从这事实,我们却万万不能得出结论:这个东西也存在于现实中。所以,除非另有确切无疑的证明,我决不承认它是真实地存在着”。因为说有一个既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的存在者比一个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存在者更伟大,实际上已经预先断定有一个既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的存在者。因此,“要证明上述东西在现实中存在,你首先必须证明这一个无可比拟的伟大东西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某处,然后从它比一切事物都伟大这一事实,说清楚它自身也是潜存着的”。[35]就像不能用具有海上仙岛的概念来证明仙岛确实存在一样,最伟大的东西也未必不能被设想为不存在。当然,高尼罗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否定的不是上帝的存在,而是安瑟尔谟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对于高尼罗的批评,安瑟尔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本体论证明仅仅适用于上帝的存在,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而一个海上仙岛,无论怎样设想它的富饶和完美,都不能说它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必然的存在。因此,高尼罗从海上仙岛这样的有限事物出发来反对关于无限事物的证明,在安瑟尔谟看来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安瑟尔谟的反驳,的确抓住了高尼罗的要害,因此在此之后,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仍为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哲学家所欣赏和运用。不过,高尼罗要求安瑟尔谟“另有确切无疑的证明”,要求他“首先证明这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东西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某处”,却无疑在呼唤着证明上帝存在的一种新方式,即经验的方式。这一任务后来由基督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

    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促成了托马斯·阿奎那神哲学的形成。证明上帝的存在,是托马斯神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本质已经包含着存在,但这只是一个信仰的事实,对于理性来说却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对此必须加以证明。不过,像安瑟尔谟那样从纯粹概念推论出存在是不符合逻辑的。上帝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上帝本身是我们无法认识的,因而对上帝不能作先天的证明,而只能做后天的证明,即从结果去证明原因,从上帝的创造物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对此,托马斯作出了经典的解释:“因为结果同其原因相比,显然我们更容易认识结果,所以我们往往通过结果来认识原因。任何结果,只要我们越认识它,就越能推论其原因。因为结果渊源于原因,有果必定先有因。所以,上帝的存在,从上帝本身我们是无法认识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到的结果加以证明”。[36]

    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一共提出了五种证明:1,事物的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引起的,推论下去,最后必然追溯到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2,任何事物都以另一事物为动力因,因此,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3,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由此推论下去,必定有一种东西,它自身就是必然的,同时又能赋予其他事物以必然性和存在的理由。4,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良好、真实、高贵等品性,其标准就在于它们与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接近的程度,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5,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和谐的,有秩序的,仿佛是有目的的安排。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受到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综合上述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上帝是存在的。[37]

    托马斯的五种证明,又称为通向上帝的五条路径,其前四种显然是援引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的学说,实际上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无限后退不可能”原则所做出的逻辑结论。由于这些证明是从宇宙间的具体事物出发的,因而被称作“宇宙论的证明”。其中,第一、二、三种证明方式被看作是最典型的。此处且举第二种证明方式为例。托马斯的证明如下:“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决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如果有,那就应该先于动力因而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为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第一个动力因,是中间动力因的原因;而中间动力因,不管是多数还是单数,总都是最后的原因的原因。如果去掉原因,也就会去掉结果。因此,在动力因中,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如果将动力因作无限制的推溯,就会成为这样情况),那就会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这是显然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大家都称为上帝”。[38]

    托马斯从人们身边的具体事物出发必要证明上帝的存在,的确比安瑟尔谟抽象的、思辨的本体论证明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而直到今日,这一证明仍是基督教在传教活动中最常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之一。然而,在托马斯的证明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这个弱点恰恰也是托马斯宇宙论证明的基点,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无限后退不可能”的原则:一方面本体论所要证明的结论,即第一因的必然存在,实际上已经暗含在前提之中,另一方面又把上帝这个绝对者、无限者编织进了相对者、有限者的因果序列,从而强迫上帝服从有限世界的因果规律,为其论敌的攻讦留下了突破口。

    至于托马斯的最后一个证明,则因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设计者”按照既定目的安排的,从而被称作是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或者“目的论证明”。这一证明的阐述如下:“我们看到,那些无知识的人,甚至那些生物,也为着一个目标而活动;他们活动起来,总是或常常是遵循同一途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显然,他们谋求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但是,一个无知者如果不受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如像箭受射者指挥一样,那他也不能移动到目的地。所以,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着他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39]这一证明和托马斯的其他四个证明一样,都属于经验的证明,但其特点在于,它所利用的不是像因果关系那样的宇宙间的某种普遍特征,而是宇宙间可以观察到的某种秩序。显然,这种证明方式由于借助的是类比的方法,在逻辑的必然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却由于其所借用的例证之生动性、丰富性,由于人们尚不能解释宇宙间的某些秩序而更具感染力,因而也成为人们常用的一种证明方式。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英国神哲学家帕雷(William Paley,1743-1805年)。帕雷用一块挂表必然是钟表匠设计、制造出来的为例,指出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个宇宙也形成了一种设计,而且比钟表的设计更为复杂,更为令人惊讶不已,因而必然使人想到一位比人间设计师更高明更伟大的“宇宙钟表设计师”,即一位世界的创造者。

    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方式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把上帝存在的教义建立在自然理性的逻辑力量之上。但也正因为此,它们遇到了自然理性的各种各样的抵制。前述高尼罗对安瑟尔谟的批判是较早的实例。此后,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曾宣布“上帝并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休谟对设计论或目的论的证明亦给予近乎毁灭性的批判。所有哲学批判都集中于一个问题,即自然理性有没有资格或者权利证明上帝的存在?在这方面,德国哲学家康德作出了最为系统的阐述。

    康德首先把传统把传统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归纳为三种方式。“从思辨理性出发只有三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是可能的。人们怀着这样的意图所能够选择的所有道路,或者是从一定的经验和由此所认知的我们感性世界的特殊性状开始,根据因果律,由这种特殊性状一直上溯到世界以外的最高原因;或者经验地以不确定的经验为基础,例如以任何一种存在为基础;或者最终抽去一切经验,完全先验地从单纯的概念推论出一个最高原因的存在。第一种证明是自然神学的证明,第二种证明是宇宙论的证明,第三种证明是本体论的证明,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证明。”[40]康德对这三种证明方式逐一进行了批驳。

    在康德看来,三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中,最根本的也就是本体论的证明。因此康德也最注重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康德认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本质,在于以为仅凭上帝的概念就可以推论出上帝的存在,它的要害在于混淆了逻辑必然性和实在必然性之间的区别。一个命题或判断的逻辑必然性指的是它的主词与宾词之间具有如果否定宾词就会与主词发生矛盾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存在没有关系。如果要证明这个命题同时也具有实在的必然性,那就需要经验上的依据。正如“金山是黄金堆成的山”这个命题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存在着金山一样,“上帝是万能的”亦并不意味着上帝一定存在。康德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思想中的100元钱概念与现实中的100元钱在逻辑上是一样的,它们不多不少正好是100元钱,不过人们都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相信不会有人用100元钱的概念去商店买东西,因为现实中的100元钱实际上比100元钱的概念要多――不多不少正好多出了100元。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也是如此,无论它具有多大的逻辑必然性都不能证明上帝的实际存在。

    康德把宇宙论的证明概括为:“如果有某种东西存在,则亦必然有一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存在。现在,至少我自己存在着,故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存在着。小前提包含着一种经验,大前提则包含着从一种经验到必然者存在这一推论。”[41]表面上看,这种证明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实际上,“宇宙论的证明利用这种经验,仅仅是为了实施一个唯一的步骤,即为了推论出一个必然存在者的存在。至于这个存在者具有哪些属性,经验的论据并不能告诉我们。于是理性就全然放弃了经验,到纯粹的概念背后去探索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必须具有什么样的属性”。[42]而这恰恰是宇宙论证明本想放弃、现在又不得不重新拣起的本体论证明。另一方面,从感性世界的结果和原因的系列中推论出第一原因,依靠的是“超验地”运用因果原则,即在运用因果原则时超出了感觉经验的范围,而在感觉世界之外,是不能正当地运用因果原则的。

    至于自然神学的证明,即设计论或目的论的证明,康德认为:“这种证明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令人称道的。它是最古老、最清晰、最符合共同的人类理性的证明。”[43]它的推论如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可看到按照一定的意向形成的合目的的秩序。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理念按照其绝对意向对此进行选择、计划,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事物就不可能构成这种合目的的秩序。因此,必然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者,来作为这个世界合目的性的原因。然而,“按照这一推论,如此众多的自然设施的合目的性与和谐,仅足以证明形式的巧合,却不足以证明质料的巧合,即不足以证明世界中的实体的巧合。因为对后者来说,还要求能够证明,如果世界上的事物就其实体而言不是一个最高智慧的产物,它们自身就不配按照普遍的法则具有这样的秩序和谐和;但为此,就需要完全不同于与人类艺术相比所要求的论据。因此,这一证明至多说明了一个常常被他所加工的材料的适用性所大大限制的世界建筑师,而不是一个一切都服从其理念的世界创造者。但是,这对于我们眼前的伟大意向,即证明一个全然充足的原初存在者,是远远不够的。要证明质料自身的巧合,我们就必须求助于一种超验的论据,而这恰恰是在这里应予避免的”。[44]因此,自然神学的证明最终必须退回到宇宙论的证明,而宇宙论的证明如前文所说,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本体论证明而已,故自然神学的证明最终依然是把概念当作存在,所以不能成立。

    康德以其慎密、严谨的逻辑推论对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然而,我们绝不可以据此说康德否认上帝的存在。对他来说,理性既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或者说,康德和高尼罗一样,所否定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上帝存在本身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康德为了满足其伦理学的需要,专门提出了“上帝存在”的道德公设。康德的伦理学是一种动机论的伦理学。在康德看来,符合道德规律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善的,而只有出自道德义务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善。然而,道德上的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善。理性把普遍的幸福视为宇宙间的一个目的,所以,幸福是获得完全的善的一个本质条件。道德行为与幸福的结合才是至善。但是,至善并不能在经验世界实现。经验表明,有德之人不一定有福,有福之人也不一定有德,相反,人们有时甚至经常为了短暂的幸福而放弃了道德。因此,要想把道德与幸福结合起来,就只有设想超出经验世界,信仰一个全能的、公正的、作为道德立法者的上帝,来保证道德与幸福在彼岸的结合。康德由此得出了“道德必然导致宗教”的结论。在西方思想史上,也有人把康德的这种观点称之为证明上帝存在的第四种方式,即道德论的证明。但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上帝只是根据道德的需要提出的一个“公设”或一个假定,并不是严格逻辑意义上的证明。

    进入现代以来,一些神学家力图复活、更新、改造这些传统论证。例如马尔科姆力图通过上帝的“必然”存在乃是指上帝的“永恒”、“独立”存在来复活本体论的论证,克雷格力图利用宇宙大爆炸学说断定宇宙在时间上有一个开端来复活宇宙论证明,杜·诺伊、阿瑟·布朗等人利用现代科学新揭示的一些自然秩序来复活设计论或目的论的证明,拉希德尔、刘易斯等人继续以道德律的客观性来证明其绝对根基即上帝等。此外,在传统的三种证明方式之外,还有诸如意志论的证明、或然性的论证等,此处就难以一一罗列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当代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所说,“我们考察过的各种论证当中,似乎没有一种可以迫使人相信上帝,如果那人没有这种信仰的话”。[45]因此,许多神哲学家在作出证明的同时也承认证明自身的局限性。看来,只要基督教继续存在下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就依然是一个常提常新的课题。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宗教思想家对用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提出了反对意见。在他们看来,上帝是一个体验到的实在,而不是推论出的实在。基督徒信仰上帝,不是出自理性证明的强制力量,而是出自爱的自由选择。更有一些神学家从康德的观点出发,认为上帝的存在是既不能用理性证明,也不能用理性否证的。因此,用理性证明上帝的存在是神学家错误地加给自己的一个本不应承受的负担。神学家的任务不是用理性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用理性去反驳对上帝存在的否认。

    宗教信仰源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它是使之有可能超越自身有限性的一种精神支柱。纵观基督教思想史,那是一部信仰与理性相互矛盾、冲突、调和、分化的历史。20世纪以来,除了维护着正统观念的罗马教会而外,基督教思想家们尤其是新教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回归原始基督教精神。总之,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或许使信仰与理性界限分明不失为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


     

     

  • 摘自《智慧的探险——西方哲学史话》选读·三、近代哲学

    http://philo.ruc.edu.cn/education/default.asp

    法国人具有笛卡尔精神。他们从小就知道,笛卡尔是法国人都珍视的伟大的思想大师,是制作一切层次的自然之光的技师,是那个躲在暖和的房间里与自己的思想谈天就发现了大自然一切机制结构的钥匙的人,也是那位一往无前、探寻道路走出森林的大名鼎鼎的骑士。他们说,笛卡尔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运用一种确实可靠的方法探求真理。

    哲学史家也具有笛卡尔情结。黑格尔就曾赋予笛卡尔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新世界的哲学……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到完全另外的一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笛卡尔是那些将一切从头做起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近代的文化,近代哲学的思维,是从他开始的。”[1]20世纪的大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也承认:“笛卡尔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通过改变哲学的整个风格,哲学做出了一种彻底的转向,即从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了超越的主观主义”。[2]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

    但笛卡尔自己是这样说的:“正如喜剧演员刻意遮盖脸上的赧色,便以角色的服装为遮盖,同样,当我登上至今我一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的世界舞台的时候,我戴上面具行走。”[3]笛卡尔为什么要“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因为“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他力求与世隔绝,这对他是一种自卫,用以抵御他时时刻刻紧张意识到的、逼迫着他的重重障碍:宗教的,世俗的,政治的……。为什么又“戴上面具行走”?因为他无法逃避,他要信仰上帝,他要探求真理,他要发掘人心神妙莫测之中最深奥的秘密。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中许多人用限制科学研究对象的方法,力求规避信仰与理性的尖锐冲突,“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因为整个时代的宗教氛围就是不宽容。但笛卡尔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要把科学真理与形而上学真理结合起来,要把整个人类知识培育为根深叶茂的大树。笛卡尔固然是在宗教权威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同时也是近代科学革命的理性精神的产儿,而且还是这场革命的弄潮儿。因此,他试图找到一条让欧洲走出宗教纷争和折磨的道路,有人通过怀疑主义而推荐宽容精神(如蒙田),笛卡尔却把怀疑主义推向极致,让理性这道自然之光指引着方向。

    1596年3月31日,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出生于法国都兰和普瓦提埃之间的海牙小镇(1801年改称笛卡尔海牙,1967年之后更简称为“笛卡尔”,故居也变成了一个小博物馆)。他少年时期好学上进的故事就不说了吧,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的笛卡尔就对貌似真实、实则根基不劳的学问看不上眼,更不愿意考它们博取功名利禄。于是,笛卡尔在40岁的时候回忆到,“一到年龄容许我离开师长的管教,我就完全抛开书本的研究。我下定决心,除了那种可以在自己心里或在世界这本大书里找到的学问以外,不再研究别的学问。”[4]其实,那时年方20的笛卡尔在开始他的游历和军旅生涯的时候,批判精神未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他首先来到巴黎,在那里他仍然是个大少爷,家里人从来舍不得让他缺钱花,还有个人专门伺候他。他玩马,赌博,还舞刀弄剑。如果说他写写东西,写的也是论击剑的文章。即使决定投笔从戎的时候,也是下决心绝不到任何地方去充当演员,而是到处去当观众,看看尘世大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国家里登台表演的种种角色。他去当兵只是为了更加依其本来面目研究人的各种道德风俗,尝试使自己经受世事沉浮的一切考验。尽管三十年战争已经在1618年爆发,但他当兵,却没仗打;他自嘲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混迹在无知的大兵之间。不过,大概有两件事影响了笛卡尔。一是与贝克曼的偶遇,二人开始交流研究物理学和数学的心得,使笛卡尔不至于过分的闲散。二是1619年11月的一次狂热和三个怪梦:他脑子里盘旋的是给他的“精神之父”许下的诺言、他约言要写的论证,以及用怎样的方法深入探究科学领域的最深处。这使他的心灵激烈动荡,持续不断地在心灵里进行自我论争,因而疲惫不堪,以至于陷入一种狂热。由于发现了科学的基础,或者不如说是他方法论的初步原则,笛卡尔兴奋地一连做了三个梦,仿佛是上天所赐一样。大概和中国思想家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样,笛卡尔的哲学之路真正开始了。

    1621年,笛卡尔偃武修文,重归故里。之后,笛卡尔主要旅居巴黎,在学长梅森的学术圈子里一举成名。说到学术圈子,17世纪哲学史其实可以通过相当少的社交圈子而加以追溯。这是些严格意义上的“学圈”,因为这些群体定期聚会,其成员彼此相知。他们自身就意识到各自的圈子,典型的标志就是可以指名道姓地谈论它们。他们通常还有研究计划,并发布关于研究成果的声明。在这一时期,理智生活走出教会和大学,而这些圈子正好提供了独立的舞台和舞台的背景道具,对思想成果的物质基础的重新整理,并开始了思想的重新结盟。近代欧洲的核心圈子改造了交流的手段,他们建立了可靠的通信网络,创造了第一批知识分子期刊,出版工业的每一步新发展都在把自己与著名的知识分子团体联系起来。

    1623年,梅森离开了他在巴黎隐修院的单人房间,与伽桑狄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通信网络,联系了开普勒、伽利略、康帕内拉、笛卡尔、霍布斯、托利切里、费马以及当时其他数学家和科学研究者。梅森是组织上的领袖,即使在笛卡尔隐居荷兰的日子里,仍然能够通过梅森而与思想家进行不断的交流;而笛卡尔则是圈子里思想上的领袖。1627年,笛卡尔开始写作《指导心灵探求真理的原则》,但最终没有写完。这一时期,数学以及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笛卡尔关注的中心,他认为,表面上种类繁多、情形各异的现象,其实能够用极少的最简单、最普遍的原则加以解释。他关于几何学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奠定了他作为解析几何创始人的地位。

    1628年,笛卡尔只身来到荷兰,随身只带着手稿和《圣经》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在那里隐居,潜心思考和著述。他为什么要去荷兰?他到那里去寻求的不是言论自由,也不是宗教自由,而是一种哲学上的驱使:要想重新看待世界,就首先必须与远离尘嚣,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说此前的十年主要是阅读世界这部大书,那么今后的岁月则要由外返内,反思那部大书,发掘内心的奥秘了。实际上,笛卡尔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强烈倡导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世俗科学。他基本上是个形而上学家,并不怀疑上帝,正如他不怀疑人类理智的力量,能够从自己的思维出发在基督教教义范围内重建宇宙一样。[5]

    在这里,笛卡尔完成了《论光,或论世界》、脍炙人口的《方法谈》和伟大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论世界》虽完成于1632年,但在笛卡尔死后才出版,而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伏尔泰批评道:“如果想讨论笛卡尔的物理学,除了了假说之外,里面还能发现什么?看见他那时代最伟大的几何学家放弃指导他的几何学而迷失在想象生涯中,我们能不痛心吗?”而牛顿常常重复的批语是:错误。

    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托勒密与哥白尼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旋即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禁令。次年,年逾古稀的伽利略在酷刑的威胁下,向宗教法庭认罪,并被判处软禁。笛卡尔是赞同伽利略阐发的日心说的,一得知审判的结果,便“大吃一惊,以至于差不多下了决心烧掉我所写的一切,至少不让人看见那些材料”;[6]他只求休息和心灵的安静。但他仍然忍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只是将其与容易引起麻烦的《论世界》分开,而以《屈光学》、《天象学》和《几何学》出版(1637),并加上了那篇著名的《方法谈》。

    “笛卡尔回忆录”:《方法谈》

    《方法谈》其实像是一部自传,或者“笛卡尔回忆录”,娓娓道来,不但是伟大的哲学著作,更是杰出的法语散文。“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的活着”,笛卡尔在第三部分中为自己定下了三条准则:

    (1)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上帝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

    (2)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

    (3)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

    在第5部分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在第2部分中,他提出了探寻真理方法的4项基本原则:(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在我的判断里。(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4)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的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强调认识的清楚分明、强调对问题的分析、强调由简至繁的认识次序、强调认识的全面性,这四条原则宣布了斗争的决心,宣告了一个前进的运动,笛卡尔吹响了余音不绝的理性的号角声。

    1641年,笛卡尔发表了更为详尽地阐发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伟大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此书不像学术论文,却像是一套思想训练;读者要想从中受益,就必须做好准备随作者一起去沉思,沿着《方法谈》规定的原则去怀疑,去思考——从自身的存在开始,然后是上帝的存在,最终获得关于自然世界的性质及其与心灵之关系的知识。书中笛卡尔本人的6个沉思篇幅并不大,但出版时附上了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哲学家、神学家的质疑和笛卡尔的答复。

    1644年,笛卡尔出版了《哲学原理》,此书是专门为大学教科书而设计的,显然他希望自己的哲学体系能够在大学里被接受和思考。这时的笛卡尔已经是名满欧洲的大学者了,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也与笛卡尔保持着通讯联系,求救哲学问题。1645年,伊丽莎白提出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笛卡尔便着手撰写《灵魂的激情》“专供公主使用”。而瑞典女王克里丝汀娜也因为阅读《哲学原理》而爱好笛卡尔的哲学,邀请她前往斯德哥尔摩。笛卡尔犹豫再三,还是于1649年远赴瑞典。这时的欧洲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克伦威尔在英国宣布废除王制,建立共和。和平邻近了,然而我们的哲学家却忍受不了瑞典的严寒和清晨5点觐见女王的痛苦,他长期以来的晚起习惯被打破了,最终他得了致命的肺炎。1650年,笛卡尔去世,享年54岁。13年前笛卡尔下决心为自己也为人类研究延年益寿的医学,自认为能够活100多岁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这下子可得走了”(笛卡尔的最后一句话)。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曾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根部是形而上学,主干是物理学,而由主干生长出来的支干则是其他各门科学。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基础必须是坚实可靠的。可是,当时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个残酷的战场,而且也是模糊不清的领域。几何学的初始概念,大家都接受,而形而上学却缺乏清楚分明的基本概念,以产生丰富的成果。恰恰相反,由于形而上学缺少这样的阿基米德点,不断遭到怀疑论的挑战。笛卡尔敢于迎接挑战,并且摧毁一切,把普遍怀疑贯彻到底,于是展开了著名的“第一哲学沉思”。

    我可以怀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苍天,也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没有脚,最后竟然没有身体。总之,以往我们所确知的一切可能都是虚幻的。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怀疑一切的时候,这个怀疑本身却表明了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即“我在怀疑”本身是无可置疑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因为我对“我在怀疑”的怀疑仍然是“我”在怀疑,因而它恰恰证实了我在怀疑的真实性。怀疑也是一种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在思想”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显然,我在怀疑,我在思想,必然有一个在怀疑在思想的“我”存在。因为说某个东西在思维着,而它在思维时却又不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怀疑必然有一个怀疑者在怀疑,思维必然有一个思维者在思维。因此,“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I think therefore I am.)乃是一条真实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之动摇的真理,我们可以毫无疑虑地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第一条原理。甚至我还可以设想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7]

    不过,“我思故我在”并不是一个逻辑推论的结果。在笛卡尔看来,思想乃是发生在我们之中,并被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然后从这一直接意识又上升到了反思的层次。之所以笛卡尔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对我思的直接认识,是因为他要通过普遍怀疑而抛弃怀疑一切的怀疑论;而对我的思想的直接认识就是精神对自身的确认,也就是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的活动。尽管对“我思故我在”的各种诠释三百多年来汗牛充栋,莫衷一是,但它仍然是一个哲学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就在于,它确立了我思或认识主体的独立性和优先性,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所以我是——我肯定自身,肯定思想本身。我是通过确立认识主体而确立认识的客体或对象的。同时,这个我思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一种理性的思维。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为反思意识、主体原则和理性精神确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点。

    但是,“我思”并不仅仅是认识的主体,它同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但它自身确实不变的;是各种性质的承载者或本质,但它自身却不是某种性质;是表述它的谓词的主词,但它自身却不能用于表述其他东西。笛卡尔从对思维的直接认识上升到了反思的形而上学,从而把“我思”建立为实体,并从这样一个实体出发,又建立起上帝这个绝对的实体——“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8]。为什么笛卡尔要建立这样一个上帝观念,并竭力证明它的存在呢?因为“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就能从深思真实的上帝(在上帝里边包含着科学和智慧的全部宝藏)走向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9]上帝是真理的源泉,因此必须是绝对完满的存在。有了这样一个上帝,不会骗人的上帝,我们才能相信“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清楚分明为真——比如我们的外部世界。上帝保证了我们的观念的实在性,保证了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因而也保证了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客观有效性。这样,笛卡尔就反过来依托上帝这个无限实体而确立了心灵和广延(物质世界)这两个有限实体。

    然而,正是由于广延实体在“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进路中一开始就是被怀疑和悬置的东西,尔后又是借助上帝才确立起来的,因此广延与心灵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10]广延的物质世界是一架机器,人的身体也无非是物质世界中的一架架自动机而已;心灵仿佛是一个机器中的幽灵,心灵实体是观念的世界,每一个心灵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体可能轻而易举地被毁灭,而心灵则由于其本质而成为不朽的。这样的观点被称为“身心二元论”,它对此后的哲学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二十世纪哲学批判的靶子之一。

     

  • 2004-10-14

    飛來橫財 - [不说而说]

    Tag:无聊

        這兩天收到的郵件有意思,一封來自nyonim2004@netscape.net,一封來自cheungpui@luukku.com(這封回的時候回到cheungpui00852@netscape.net)。長長的一大段E文。郵箱地址就很怪。

    郵箱當然也是常會收到E文的郵件,但要不是什麼打折呀,收舊車呀,上面有花花綠綠的圖片(跟國內的一些差不多,老外也是興這個的)。還就是寥寥數語後給個鏈接給你的那種。一般理都不理,真接刪了。

    長長的一段E文還是比較感興趣,就把它給讀完了。很有意思,簡直可以當當前一些電視劇的劇本了。今貼上來給大家看看,長長見識。

    第一封:

    Dear Mr/Mrs
    You may be surprise to receive this letter from me, since you
    don'tknow me personally; I am Nyoni Muyama the first son of
    Bantu Muyama who was recently murdered in a land dispute in
    Zimbabwe.
    I a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request your assistance and
    confidentiality to handle a transfer of fund into a Foreign
    account and I decided to write you,my late father was among
    the few black Zimbabwean rich farmer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by the agents of the ruling Government of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for his alleged support and sympathy for the
    Zimbabwean opposition party controlled by the white minority,
    Before my fathers death, he has taken to Johannesburg and
    deposited the sum of Twelve Million United State Dollars
    ($12million)with a Security and Finance Company as if he
    foreseen the looming danger in Zimbabwe.
    This money was allocated for the purchase of new Machinery and
    chemical products for Agro allied farm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farms in Lesotho and Swaziland. These
    land problems arose when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introduced a
    new land act that wholly affected the rich
    white farmers, and the blacks vehemently condemned the "mods
    operandi"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resulted to rampant Killings and
    mob action by the war veterans and some political
    thugs,precisely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s(3,000)people have so
    far been killed.Heads of government from the west, especially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have voiced their condemnation of
    Mugabe's plans. Subsequently,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has continuously supported Mugabe's new
    land act,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my entire family
    who are currently residing in South Africa have decided to
    transfer my father's money into a foreign account. As the
    eldest son of my father, I am saddl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seeking a genuine foreign account where this money could be
    transferre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my government who are
    tactically freezing our family's wealth and South Africa
    government seem to be playing along with them. I am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investing this money in South Africa for the
    fear of encountering the same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since
    both countries have the same political history.
    More so, The South Africa Foreign Exchange policy does not
    allow such investment, Hence I am seeking for political asylum
    in The Netherlands.As a business person whom I entrusted my
    future and that of my family into his hands, I must let you
    know that this transaction is 100% risk free and the nature of
    your business does not necessarily matter. For your
    assistance,we are offering you 15% of the sum 80% for me and
    my family, while 5% will be mapped out for any expenses that
    we may incurred during this transaction.We wish to invest our
    money on commercial properties based on your advice.Finally, I
    will demand for assurance that you will not sit on the money
    when it gets to the account you are going to provide in your
    country.If this proposal is accepted by you, please confirm by
    you sending me an email.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Awaiting your urgent respond.
    Best Regard ,
    Nyoni Muyama.

    第二封:

    From: Mr. Cheung Pui
    Hang Seng Bank Ltd
    Sai Wan Ho Branch
    171 Shaukiwan Road
    Hong Kong.

    Reply To: cheungpui00852@netscape.net

    Good Day,
    Let me start by introducing myself. I am Mr. Cheung
    Pui credit officer of the Hang Seng Bank Ltd. I have a
    concealed business suggestion for you.

    Before the U.S and Iraqi war our client General.
    Ibrahim Moussa who was with the Iraqi forces and also
    business
    man made a numbered fixed deposit for 18 calendar
    months, with a
    value of Twenty millions Five Hundred Thousand United
    State Dollars
    only in my branch. Upon maturity several
    notice was sent to him, even during the war early this
    year. Again after the war another notification was
    sent and still no response came from him. We later
    founnd out
    that the General and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the war in bomb
    blast that struck their home.

    After further investigation it was also discovered
    that Gen. Ibrahim Moussa did not declare any next of
    kin in
    his official papers including the paper work of his
    bank
    deposit. And he also confided in me the last time he
    was at my office that no one except me knew of his
    deposit in my bank.
    So, Twenty-five million Five Hundred Thousand United
    State Dollars ($25.5million USD) is still lying in my
    bank and no one will ever come forward to claim it.
    What bothers me
    most is that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my country at
    the expiration
    3 years the funds will revert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f nobody applies to claim
    the funds. Against this backdrop, my suggestion to you
    is that I
    will like you as a foreigner to stand as the next of
    kin to Gen. Ibrahim
    Moussa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receive his funds.

    WHAT IS TO BE DON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have had everything planned
    out so that we shall come out successful. I have
    contacted
    an attorney that will prepare the necessary document
    that
    will back you up as the next of kin to Gen. Ibrahim
    Moussa, all that is
    required from you at this stage is for you to
    provide me with your Full Names and Address so that
    the attorney can commence his job. After you have been
    made the next of kin, the attorney will also file in
    for claims on your
    behalf and secure the necessary approval and letter of
    probate in your
    favor for the move of the funds to an account that
    will be provided by you.

    There is no risk involved at all in the matter as we
    are going to adopt a legalized method and the attorney
    will prepare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Please
    endeavor
    to observe utmost discretion in all matters concerning
    this issue.

    Once the fund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your nominated
    bank account we shall share in the ratio of 65% for
    me, 30% for you
    and 5% for any expenses incurr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operation.
    Should you be interested please send me your full
    names and current residential address.

    Your earliest response to this letter will be
    appreciated.and i will prefers you to reach me on this
    email: cheungpui00852@netscape.net

    Kind Regards
    Mr. Cheung Pui.
    EMAIL:cheungpui00852@netscape.net

    ..............................................................
     MTV3 Laajakaista - Hauskemman elämän puolesta.
     http://www.mtv3.fi/liittyma/hankinta/laajakaista/

  • 2004-10-12

    昨晚碰到鬼了 - [梦境奇缘]

    Tag:

     

    水,好大的水呀。转过一个山口,眼前就是白茫茫的一片,把所有的路都淹了(不过奇怪的是在转过那个山口以前一点都没有大水的迹象),只能沿着山壁择路前进。

    接下来的事有点恐怖,差点碰上鬼了。碰到一帮人神智不清的在一个封闭的山洞前浑浑噩噩的,啊,鬼上身呀。更大的问题在山洞里有一个很厉害的厉鬼,看这帮人好象往那个山洞去的样子,让那厉鬼吸了这些的精气就麻烦了,平常的妖魔鬼怪我也不放在心上,可洞里那个好象比较的强,不能放他出来呀。这时候我几声长啸把几个小鬼赶走,让几个鬼上身的人恢复正常这下就好了,厉鬼终于是没出来。

    下面的事更好玩了,又转过一个山口,又是另外一番风景,大水也没了。八成那大水是那厉鬼搞的不成。不过现在眼前也不是什么好景色,没什么印象了,应该是有点现代的,不是什么山呀水呀的风光。再下面的事有点记不清了,好象跟上面的相差比较的远了。

    又见鬼又见水的梦有人做过吗?

  •  

    唯物主义教育在中国是很深入人心的。

    现今社会的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丑恶现象,很多人总把它归于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与近二十年来M主义的信仰在中国的破产而形成的精神真空。上述的理由亦是亦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崩离析是尽然,但M主义的破产则不尽然了,应该说M主义的深层影响不能说根深蒂固也是有点久而弥远的吧。

     

    咱从小学(有点)、初中、高中(这两个阶段是重头),一直到大学(这时又少点,当然影响也不太大),M主义的教育是无处不在,上了一节节的课,考了一次次的试,其对一个人的影响不是说没就没的。比如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虽然对后面的阶段有点那个,但对前面的阶段只要是上过几年学的,只要是不常逃课说起来都还是有点头头是道的了,即使是常逃课或上课心不在焉的说不起头头是道心里总归还是有点清楚的吧。

    而其中“唯物主义”教育,由于沾当代科学发展的光又则大大的发扬了一通,谈起哲学就好象只剩唯物主义了。我不知道学文科的怎么样,学理科的是把高中的那点东西又拿出来炒了一遍,碰上个手艺好点也就算了,要是碰上个添油加醋都不会的,炒了下白冷饭外加一杯白开水比饿肚子强不了多少。我大学里碰到的一位就是这样的,比高中的老师都还不如了点,高中时因为要考大学派上用场,所以老师们是细细的剖析了一通,我们当然也是好好地领会了一把(不过后来考的是32,结果也没用上,白浪费了一把感情,真是FT)。也真亏了哲学这门学科了。

    就是这样的哲学,现在在有些地方又脱下它高贵的外衣指导起生活来,成了无往而不胜的法宝。现在的很多怪现象都与这种法宝不开,这种法宝就叫唯利主义。可怕的哲学世俗化。

    以前曾用世俗化的唯心主义批判过唯心主义哲学,我今天也用世俗化的唯物主义批判一下唯物主义哲学

     

    我们现在处在二十一世纪,可现在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很多基础东西都还只是19世纪的理论。科学已经从二十世纪以前的牛顿经典力学与麦克斯韦的经典电磁理论发展到了上个世纪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哲学呢?翻来覆去只有M主义,D理论可算不上哲学。当然当代哲学的式微是一个事实,但翻来覆去就这点东西也太自大了吧。

    “唯物主义哲学”真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也许是吧。但今天无意对它的内容作评述,而且如果真的能得其内容的精髓也是可喜可贺的。可问题是没有得其内容的精髓,却得了其形式的糟粕。其形式有什么糟粕?下面慢慢道来。

     

    近代以来的所有理论,不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理论,或多或少都留有一个烙印,那就是牛顿经典力学。《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实在是大发光芒的伟大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同时代与后世的所有人(当然当时的一些思想也是影响了这两本著作,这是鸡蛋问题了)。牛顿的东西是很伟大的,但它不是绝对真理,它具有一些缺陷是勿容置疑的。具有牛顿理论身影的“唯物主义哲学”之中具有一些缺陷当然也是必然的了,这也用不着讳疾忌医。

     

    首先是“崇高性”,这点并不是是近代以来的创造,只是在牛顿那里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而已。在黑暗与蒙昧年代里,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上帝之类的神,有各式各样的图腾崇拜,在近代以后则多用经过“严格”的科学理论建构的体系代替之。经典力学的基础就是三大运动定律再加万有引力定律;经典电磁学理论就是麦克斯韦方程组;欧氏几何就是五个公设。这些定律、方程组、公设就是崇高的体现,在体系内这些东西绝对是不容置疑。在这里科学革命只是用“科学的神”代替“宗教的神”而已,只是一种在局域思维上的进步,实际上在整体的思维上并没有比原来高明多少。什么真理、什么放海皆准、什么神圣、什么不容践踏等都是自那以降的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

     

    随“崇高性”而来的自然就是“确定性”了。无论哪一个理论所涵盖的领域都是极其之广的,如何用那个崇高去穷尽领域里的一切,这时“确定性”成了必然,这就是无处不在的“拉普拉斯妖”。经典力学体系刚建立起来那会“机械论”是很盛行一时的,后来这个“机械论”虽然已经没什么地位了,但它的精髓还是留传了下来,留传下来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确定性”。这个“确定性”的影响实在是很深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抛弃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但并没有抛弃确定性,他的时空也是几何确定的,只是他的几何不再是欧氏几何而已,相对论实际上是经典理论的极致状态。上个世纪相对论对物理学的影响没有如量子力学那样具有革命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带有公理化特征的理论体系有很多“因为”、“所以”是必然,但过多的因果关系则会流于普遍因果律。要知道,严格的因果关系只能是在强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而在弱条件下因果关系是不可能无时无刻地完全成立的。

     

    “崇高性”于内所带来的是“确定性”问题,对外则是“排它性”问题。排它性实际上是确定性的延伸,也是确定性所带来的结果,排它性是运动的确定性。在确定性的世界里,黑白是那样的分明,黑白之间的转化也很直接。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要把黑转为白,只有把另一面倒过来,也从来没想过如何把这面的黑变为白。因为用确定性眼光看世界,系统被认为是静态的,而静态系统的运动跃迁都是高强度的,所以这种确定性带来的排它性一般都表现得比较的剧烈。积极自由的根源是这种排它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源是这种排它性,阶级斗争的根源还是这种排它性(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披上了阶级这个具有理论色彩的名词外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

     

    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同样具有上述的特征是板上钉钉,即使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由于“崇高性”的特征使“辩证”的色彩大为的削弱。而且我一点都看不出来辩证唯物主义有什么实质性的理论提高,什么划时代的之类的绝对是胡言。

     

    唯利主义正是上述的唯物主义的怪胎,没有得其内容的精髓,而得其形式的糟粕。

    首先是这个“唯”字学得很好,学到了“国与民争”这样的地步。虽然也常常提到要加点辩证法,但每时每刻这个“唯”总是阴魂不散。而且由于M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作铺垫,使“利”合法化、正义化,与“唯”一结合,其破坏力就极其的巨大。

    就象自然科学领域一样的,一旦这个“唯”一确定,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方程”。现在所有丑恶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或隐或现具有这种“方程之妖”的存在。

    最后一点同样就是“排它性”的运动学了。在逐利过程中忽略最值以外的一切值,连极值都直接抛弃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市场就是明证。

     

    而当宗教被“唯物主义”打压成封建迷信,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砸成稀吧烂扔进垃圾桶后,“崇高”、“确定”、“排它”的“唯利主义”就如脱缰的野马到处肆虐了。

  •  

    好几天不看新闻,昨天看了一下,吓了一跳,中国足球居然出了大事情了。好玩呀好玩。

     

    前两天听说申花队比赛的球票买到了0.5元一张时就比较的吃惊了。在球队的经营方面,申花在国内也算是有点年头的,球市方面应该不会很差,这一段时间以来成绩不好是一方面,但到了0.5元一张票也是太夸张了点。现在这个票贬值得是特厉害呀。前一阵欧洲杯赛期间,还有人给我们送过票呢(国际队的),人家也是别人送的,转来转去,没人看,到我这儿也没人看,后来那天晚上从公交车的电视上发现现场的人的确是少得可怜。不过在欧洲杯期间也是情有可原一点,哈哈,再如何的情有可原,反正国内的联赛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是肯定的。

    再前两天肇俊哲摔队长袖标了可见国内的联赛是一塌胡涂得很了,后面的很多东西不为咱外人知也。肇也早点从辽宁队走了算了。

     

    现代队罢赛成了这两天最大的新闻。当年的国安一直是我比较尊敬的球队,连在职业联赛滚了这么多年的俱乐部都不得不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可见中国足球环境之恶劣。

    昨天在新华网发现一篇很猪头的文章,官样做得很足呀。什么乱世用重典的云云,又是引经据典,又是上升高度,气势足得很呀。

    裁判问题固然是体育比赛中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前不久的奥运会也是焦头烂额得很。足球比赛中裁判的错判、漏判在所难免,欧洲五大联赛看得多的朋友也是深有体会。为什么在中国出了错判、漏判后总是会引发很大的问题,好象不能用一个中国球员素质低,中国球迷素质低、中国俱乐部素质低可以解释的。如何解释作为看戏者就不多作评述了。

     

    2000年以后就已经作为旁观者看中国的联赛了,看他们玩了这么多年了,不知道这次会如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