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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的起兵在秦末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帮“亡命之徒”,在当地有一点点的“名声”,如果天下不动,而又衣食无忧,可能就一直“亡命”下去,或者是某天被招安。当然如果天下有事,或者是走投无路了当然就起来闹事了。

    这些人与项梁、项羽叔侄(还有张良)是明显不同的,项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而刘邦这些人只可能是在潜意识里认同天下大乱,他们最开始时是最没想法的,完全是凑热闹,根本没想以后要如何如何的。正因为是凑热闹,很多人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姓名,甚至有很多是由此而死于非命连当时的人都不知此人的来龙去脉。

    在这些人当中,刘邦绝对是能力很强的一位,在其投靠项梁以前,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小命,而且手下居然已经聚了几千人。刘邦与项羽二位以后兵刃相见的历史人物就是在刘邦投靠项梁前后才开始遇面的。刚开始的时候二人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一起攻打过好几处地方,当时二人之间可能就有同志般的友谊,据说还“约为兄弟”(项羽要煮他老爸时刘邦自己说的)

    项梁死了以后,大家发现这个秦并不好反,“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原与沛公西入关。”。这里看不出来,刘邦后来西入关是被项羽“原”进去的,还是自己主动请缨的,可能兼而有之吧。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个条件是很诱人的,但也是高风险的。入定关中可是直捣秦的老巢的战略行动,对于很多从六国时期强秦的威慑力下生活过来的人看来这种行为是种自杀。人杰就是人杰,刘项二人有这种胆识也有这种能力,他们俩就这样从秦末众多反人中脱颖而出了。

    由于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所致,项羽后来没有直接西入关,而是作为副将北上救赵去了,最后只有刘邦一个人收集一些散兵游勇西入关。那边项羽以自己出色的军事才能通过巨鹿之战很强势的把个人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这边刘邦也以自己的方式不声不息地走到了历史的前站。我们现在看来,刘邦以郦食其之谋、张良之计,袭陈留、略南阳、下宛、攻武关、破蓝田,遂入咸阳,比之项羽似是轻松得多,但其实在刀口上过日子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要知道计谋这些东西永远都是一种伎俩,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否则张良也不用投刘邦了,自己用老头给的那本书运筹运筹就可以把秦给运筹掉了。

    入咸阳对刘邦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项羽通过巨鹿之战取得了实力,而刘邦则通过先入咸阳取得了名份。在鸿门宴的时候表面上看来项羽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但如果我们从政治上来通盘考虑的话,刘邦的劣势是不大的,这也是刘邦当时能全身而退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在楚汉相争、刘胜项败的背景来考察鸿门宴往往很主观地认为鸿门宴中项羽的处置是一大失策,白白地放过一大机会,让对手死里逃生,以致后来身死人手。这都是现代很多人看历史的一个通病,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结局来反推、来判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如果后来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项胜刘败,或者项羽后来根本没有给刘邦楚汉相争的机会的话,那项羽在鸿门宴中的表现岂不是完美,大家都要慨叹项羽真乃王者呀王者。项羽不是算命先生,也不会看相望气,当时何为失败都不知何滋味的他不会料到四年后会死在刘邦手里,那他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诛杀刘邦呢?从后来一些举措来看,项羽的政治才能不算很高,但从项羽放过刘邦这件事看来项羽也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此人在政治上还是有追求的。为人主者考虑问题的角度跟下面的谋者总归是不太一样的,否则刘备的脑袋不知要掉多少回了。

     

    要说鸿门宴中刘项二人打了个平手,那在入咸阳上刘项二人就立分高下了。刘邦入咸阳是很低调的,先是释秦王子婴不杀,然后是封府库还军霸上,再就是约法三章,而项羽入咸阳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烧杀抢掠。从这里看刘项不单单是一个得秦人心,一个失秦人心那么的简单。可以看得出来,项羽眼里只有楚国没有天下,项羽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生活在六国时期的人,虽然身在秦末;而刘邦及其身边的人的眼里则有天下,秦人短暂的十三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项羽观秦始皇出游,羡其周游各地之风光;刘邦游咸阳观帝,慕其君临天下之威严。这就是日后一个为王一个为帝的分野。

    要说刘邦有多少的历史观察力那当然是在胡说,但此人心志不小倒不是什么虚言。范增在鸿门宴前说“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可是他大概不知道刘邦刚入咸阳那会也是想放肆一把的,后来没有放肆成是因为张良与樊哙二人的谏言。那项羽入咸阳烧杀抢掠的时候,范增做了什么呢?历史没有留下亚父的作为,范增到底有没有作为,或是作为了不起作用已经不重要。项羽做了他想做的事,而刘邦忍了他想做的事,这就是刘项集团的最大区别。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时为,有时不为,项羽做不到,所以只能成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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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的六合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秦亡汉兴同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秦汉之于隋唐有一点不太一样,秦之后必须要有汉,但隋之后不一定要有唐。从历史意义上来讲,汉要远远的大于唐,其一是因为,秦亡的必然性要大于隋亡的必然性,其二是因为历史角色的转变从秦始皇到汉高祖远比从杨坚到李渊来得剧烈。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陈胜喊出来的,但首先对此作出完美回答的则是刘邦。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显赫帝王中,刘邦出身之卑微是仅次于朱元璋的,但其子孙所创造的伟业则只有李唐家可以与之媲美。读汉朝的历史有时就好象是在读刘邦这个人,两汉四百年天下处处透着这位泗水亭长的坚韧与锐质。汉之兴实可成为一位个人、一家企业、一个国家走向成功、强盛与辉煌的典范(汉之亡当然也可以为众人之明鉴,只不过中国历史上可鉴的东西太多,要鉴也可以到别处去鉴,汉就把它奉为楷模吧)

    (本人对汉是极其的推崇的,虽然吾有极大可能乃李唐之后,但还是要把更多的溢美之词送给汉)

     

    刘邦以前的至尊王者出身都是很显赫的,夏商周三代的先祖全可以上溯到《五帝本纪》里,秦虽然差了点,但经几百年来的传承,到后来出现在众人眼前时也已经镀成金了。刘邦家世不是什么贫民,但也肯定不是什么贵族。在隋唐以前,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最重要的是其家世与背景,更何况是天子这个位置。秦的六合一统虽说开了二千年帝道之先何,但帝道本身其实并不是对王道的否定,而是王道的继承与发展(这种话听起来很熟),秦的速亡更加深了人们对于王道的企望。这时大家很尴尬地发现了出身卑微的刘邦身处至尊位置这样的事实,这个事实用传统王道理论解释不通,理论的更新速度总是赶不上现实的变化。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在现实上加点元素来圆通现存的理论了,于是就有了《高祖本纪》里开头部分的一些天兆。所以对于司马迁写《高祖本纪》时写上这些东西我还是能理解与接受,但后世的史书也如法炮制实在是东施效颦。

     

    因为出身比较差,第一步先把源头堵上,所以刘邦的母亲生刘邦是感龙而孕的,这个把戏比之西方的耶稣基督降生要早上二百多年。但就这么一点明显是不够的,说服力不太强,所以出来二位开店的“现身说法”。刘邦这个人是有点吊儿郞当的,比较的游手好闲,比较的无赖(这也是现在很多人轻视刘邦,不喜欢刘邦的原因,其实这样的人要分着看,要看他有没有脑子,如果象某些衙内一样,既无赖又笨那才是不可救药的),那时常常会去赊酒喝,每次总是喝得大醉,据说刘邦喝醉酒后,他身上隐隐地会发现有龙盘身,那二位开店的碰上这样的事后,到了年关的时候也不去找刘邦讨赊酒的钱了。估摸着,当时他们不去找刘邦算账是因为刘邦这家伙好歹也是个亭长,而且在当地无赖出名的,去了也没什么好结果。

    龙的事情总归是有点玄乎,所以要用看相的来补一补。相法这个东西太过于高深,不敢乱评,这个应该还是有那么点道理的,吕公嫁女也不至于那么乱嫁吧。再经一个不知名的老头把刘邦的全家一相,这一下刘邦的形象就完美多了。

    本纪里最为人所知的应该是刘邦斩白蛇这件事了,读过《三国演义》的都知道,高祖“斩白蛇,起义兵”是被刘备那拨人常常挂在嘴上的,当时纳闷“起义兵”还可作为一个大大的功绩,怎么“斩白蛇”也成了刘邦的大功绩了?原来这里有个大大的学问,这蛇不是一般的蛇,这蛇是白帝之子,据一位神话般的老太婆讲,斩她儿子(就是那条白蛇)的人是赤帝之子(就是指刘邦啦)。斩白蛇事件对于刘邦来讲显然意义非凡,无论是现实意义还是非现实意义,所以从那以后一直留传下来,有意思的是后人还从这个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来推演秦汉的五行之德。

    也就是斩白蛇事件以后,刘邦身边开始聚集了一批人,再经夫妻俩的一些双簧,在起事以前,明里暗里依附于刘邦的应该有不少人了。如果历史就此平稳的发展下去,刘邦可能也就是一个比之小毛贼稍微大点的大毛贼而已,但陈胜的大泽乡一呼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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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的本纪部分最有名的二篇“太史公曰”就要数《秦始皇本纪》与《项羽本纪》了。《秦始皇本纪》是因为《过秦论》,《项羽本纪》则是项羽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自己战东城时二次提到这个“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在拒渡乌江时又提到过一次“天之亡我”。古人写东西都是很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如此三番二次的提到“天之亡我”,除了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哀叹外,就是为后面“太史公曰”作铺垫。

    ……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不知是文章的需要,还是有什么的深意,后面的“引”与前面项羽的“原话”有点出入。关于有否天亡项羽,我们就不去深究了,司马迁已经“谬”过他一次了。我们就“数落数落”他的“非用兵之罪也”。

     

    《孙子十三篇》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观项羽用兵则不然,其奋而兴师者为多。老子有言:“夫兵者,不详之器”,作为道家的一个分支,兵家对于用兵一直是很谨慎的,“慎兵”是中国自古兵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孙子·作战第二》提到“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显然项羽对于用兵之利害所识有缺。不识用兵之利害,所以不能承受用兵之成败。

    《孙子十三篇》前二篇就把项羽从西楚霸王位置上拽下来了,孙子不愧为兵圣呀。第三篇还有,“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第三》),项羽好之者“伐兵”、“攻城”也,与汉相持于荥阳、成皋间而无它为是不智也。虽有它为,但最终而无成,为而不成岂无能乎?不智而无能(言重),项不如刘,明矣,何来天亡项羽焉!

    前面()提到项羽也是学过兵法的,显而显见,他所学的只是“军法”、“战法”,作为将门之后,如何战而胜之是一个与生俱来首先考虑的问题,在战而胜之这一点上项羽是做得很好的,所以他自己说“非战之罪”。可惜他的位置决定了,他要做的,只是战而胜之是远远不够的,他不是将,也不是帅,而是王。作为王,不但要战而胜之,而且要胜而安之,否则胜仗越多,败亡越快。所谓一胜而王,二胜而霸,五胜而亡天下。

     

    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自矜功伐”,这个词是要从二方面来分析的,上面分析的是“功伐”的引起的问题,下面来分析“自矜”所造成的害处。

    每个人都有他的出身,每个人都有他与生俱来首先考虑的问题,但在其位者万不可“以已之长,欲众之长”。老子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上天不可能造出一个全能的、毫无缺憾的人;但上天也不会造一些一无是处、毫无功用的人。在其位者所做的大多是“以已之长,成众之长”,古今中外很多杰出的领袖甚至是“拙已之长,成众之长”。

    大凡在某方面表现很强势的人大多不善于借用他力,这种人由此也很难做一个称职的领导者;反而那些表现不是很强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想办法借用他力(当然这中间有很多误入歧途者),久而久之就具有了领导者所具有的气质。这就是造化,如果上面二者兼而有之,那就是天才了。项羽不是天才,所以他“自矜”,所以就有了楚汉之争的那种格局。

    (PS:由上看来自己要成为PM之类的人物,难啊。)

     

    综上所言,项羽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一句,只对了一小半(因为最后还是战败的)。对他的军事战绩我们还是得肯定的,但亡项羽的不是天,而是“道”,是老子的“道”。呵呵。

  • 2005-12-06

    梦中梦、双头蛇 - [梦境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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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2-2    周五

    好久没有写梦,并不是这么长时间来没梦了,而是做的梦都是些生活琐事,基本不太用费什么力气就可以理解它的,那种比较奇异的梦好久没做,不过昨晚做了二个。

    第一个梦,坐公交车时遇到故人。车到某站时,下去很多人,我得以挤到了车的后部找座位坐,结果就碰上了初中时的一位同学,大家握手致意。那时我忽然的想起在前两天的梦里见到过他,在梦里的梦里。在梦里的我脑海里呈现梦见他的情景,结果奇怪的是他也说前二天的梦里也梦见过我,然后大家就开始说自己的梦。这种梦中套梦的事情还是很第一次碰到。

     

    接下来的梦有点承上面的,因为以前在MSN上跟一位朋友聊过梦的事,所以上面那个聊梦的情景自然就转到了梦见MSN上的这位朋友,这种场景的跳转在梦里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我跟他当然不再聊梦了,开始问对方打不打游戏。下面又开始跳转了,开始出现一些游戏的画面,开始出现双头蛇。刚开始双头蛇的二个头之间自己吐着黄烟在互相的撕打,后来二个头开始撞击屏幕,好象要从里面出来。我的角色是转变得很快的,转瞬之间我又变成了一堵透明的墙后面的看客(屏幕放大变成了一堵透明的墙),我在墙后看着双头蛇撞击透明的墙。墙上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裂痕,裂痕之间尽是一些殷红的血,这血不是蛇的,没发现它的头上有血,是墙壁上的裂缝里渗出来的,难道墙也有生命,它好象是痛得很。

    墙被撞出了一个洞,双头蛇的二个头伸进了洞里吐着黄烟,这烟是有毒的。看到这里我马上就跑到地底下,对一些躲在那里人传授“防蛇秘芨”,这个角色转得也太快了,什么时候又成了大救星了,还冒出了地底下的人(有点象是电影《黑客帝国》里住在Zone里的人,当然从人口数量与规模上讲不能同Zone同日而语,双头蛇的头也没有那个大钻头那么庞大)。接下来就是一帮人开始在地底下“垒土补天”,不能让双头蛇撞进来吐毒烟,否则都得奔赴黄泉,虽然距离比较近,那也不好玩。“垒土补天”如何的补法无法把它传神出来,情况是很危急的,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双头蛇不见踪影了,我的梦也不知做到哪去了。可以保证的是双头蛇不是我撵走的,我也没有去跟双头蛇的主人有过什么交涉,救世主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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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成王成帝而建功立业者无不是天下万千生灵为其前驱,前仆而后继,以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终以成正果。帝王之业实为天下苍生之所赐,而到头来要天下之生民为其歌功颂德,实乃从古至今一些位居上者之大耻。项羽作为王寇之间之英雄,所不同者,无以为王,无功德也;无以成寇,少鞭挞也。

     

    项梁、项羽他们起事时就干了件不太“厚道”的事,会稽守殷通在天下刚乱时就准备要起兵响应反秦,还准备让项梁他们带兵,结果项梁、项羽借谋事之机斩杀殷通自己起事了。《史记》没有交代殷通的来路,所以也不清楚到底是谁诈谁。

    项羽给人留下匹夫之勇印象的除了那“力拔山兮”,就是因为他“所过残破”了。其实自古为军者,无不有一种血气之勇,而秦汉(及秦汉以前)尤然。善战而有好生之德者为千古之大将。

    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这个成了后来遣刘邦西入关,而不以项羽的一个原因(《高祖本纪》有语)。“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这是分封天下后,齐田荣反,项羽北上破齐时的记述,以致齐叛一直不能平定,汉因乘之,遂有楚汉彭城之战。“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这是彭越搅局,项羽四处救火时所为,都这个时候了,项羽还干这种事可见政治上的确比较的低能。这次当然没阬成,被一个十三岁的小孩给说动了,历史没有留下这位救人者的姓名,《史记》上只说“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

     

    项羽干过的对历史产生很大恶劣影响的事要数“新安阬卒”与“屠咸阳”了。“新安阬卒”没有白起那次那么有名,一是因为有白起先例在先,大家认为秦人这次为报应;二是秦本身没有被后世之人所同情,挺秦者大多是挺其“开二千年帝业之先河”,而那二十万小民当然不入大家之法眼;三是客观上来讲项羽的处境要比白起困难得多,这二十万全是生力军,还要带着他们杀到他们的老家去。“新安阬卒”的历史影响主要是在于这些“卒”不是一般的“卒”,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当时造阿房宫的劳动大军,虽然造阿房宫的有很多是囚徒,但想想一个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这一下全没了。秦的生产工艺技术一部分成了秦始皇的陪葬品,一部分成了这次阬卒的牺牲品。现代考古常常会发现我们的古人在一些工艺上表现出的后世所很难达到的极高水平,这些工艺技术的失传,一部分固然是行业本身的封锁、自身内部造血功能不足以致后继乏人无以传承,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每逢战乱之际,如“新安阬卒”这样的大杀戮。坐在这里瞎想想,由此汉初的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是不如秦的(这个专家们有发言权,我就只能是瞎想想)

    科学发展与日俱进,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当然无从感受埋了那二十万人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所以这个“新安阬卒”我们从“人道”上稍微“谴责”一下就行了。但“屠咸阳”则是项羽做的万万不可原谅的事。

    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那雄伟壮丽的宫室,那些个花花草草烧就烧了,也没什么心痛的,至多就是现在旅游团少去一个地方而已。但那些宫室并不是空室,里面是有东西的。当初“焚书”的时候,把天下的书是烧了很多,但官方还是有不少藏书的,这些书都是由一些“博士”管着的(“坑儒”的时候坑的就是这些“博士”里的一些人)。结果项羽一到咸阳,全都付之一炬。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之前被萧何拿走的一些秦的法规制度方面的书,否则萧何一小吏如何去汉承秦制去呀。不过到底是小吏啊小吏,从此大部分的诸子百家之言就不见世人面了。这中间儒家当然也是受到冲击的,所以到清末康有为才有噱头去写什么什么的考。

    “新安阬卒”只是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一时停顿,而“屠咸阳”则是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断层,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因为文化思想比之科学技术对人类是更为宝贵的财富。

    现在随便到学校找个中下水平的人来与古时中上资质的人比做数学题,可以把古人打得体无完肤;但如果找个现代中上水平的人来与古时中下水平的思想家来写篇论文,能打个平手已经是大幸了。如果有人觉得用中国的这个家、那个家来跟大家比试有点老土,那去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们去较量较量就知道了。千万不要小看了孔子、老子们的那些思想,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如果抛弃孔孟、老庄是会亡国灭种的。

    科学技术的一时落后只是被动挨打而已,而思想文化的衰亡就是一个文明、一个人种的灭绝。

     

    项羽啊项羽,如果我是天,单凭你烧咸阳一宗罪,就得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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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末的几路反秦军中,无论是整体的作战素养还是将领的个人威望上讲,项梁这一路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当然也成了章邯的首要打击目标,但新起之楚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是强秦之对手,项梁在历史也就成了一个过客,他的存在好象就是为了项羽的出场铺垫的。项梁之死开始把项羽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楚军的暂时沉寂也成了巨鹿之战爆发的一个诱因。如果项梁不死,如果章邯不北上击赵,项羽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历史当然没有如果,项羽以一个卓越的胜利奠定了自己日后西楚霸王的基础。宋义的救赵对策,是在一个很理性的角度上得出的,是站在一个比较正规的角度上,面对正常情况,各方都是正规军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可是战争其实是一件非理性的事件,在这中间很多时候得靠一种感觉,理性的分析在战争面前有时会被击得粉碎。我相信项羽是凭着一种军人的直觉,凭着一种信念开始的破釜沉舟。当然破釜沉舟这个战略抉择以后,项羽得用自己的军事指挥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一点他做到了。“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策略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实行这种策略的人如果没有超强的能力基本会被此策略所“反噬”。项羽用自己的能力、魅力与决心把巨鹿之战载入了史册。

    其实巨鹿之战对秦的纯军事打击并不是致命的,关键所在是此战过后,各诸侯军开始有了主心骨,开始有了面对秦的信心,秦军对他们已开始不具有当初战而胜之的威力。以当时风雨之秦,一旦心理防线被击溃,根本就没有与各诸侯相持的能力,秦破只是时间问题了,刘邦入关只是捡了个大便宜而已。

     

    秦亡了天下,接下来谁而代之?在这中间立了不世之功的项羽当然就最有发言权了,可惜极具军事能力的这位统帅在政治上就显得嫩了。其分封天下不久,齐的田荣就反,刘邦当然也就趁机还定三秦。这以后项羽与刘邦那伙人又打了四年,在这四年中项羽还是如同以前一样的所向无敌。但项羽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总会有弱点;只要是人,总会有累的一天,总会有败的时候。千胜不足定天,一败足以亡国。不知道在这四年里项王的心理感觉如何,反正我看《项羽本纪》看得是很“累”。

    齐反,乃北上破齐;汉入彭城,乃南下击汉,拔荥阳、成皋,烧杀纪信;彭越击楚,乃东击彭越;汉复取成皋,项又回击汉,相持广武,伤刘邦;韩信破齐,乃使龙且击齐,龙且败亡(唯一一次不是自己救火);彭越复反,又自引兵击越;汉大破楚军,项引兵还,汉军尽走;楚乏食自归,汉追击之,回击汉,大破之。最后,汉与各诸侯之兵以数倍之众才破了一次项羽的疲兵,进而围垓下。

    不象刘邦前有韩信、中有张良、后有萧何,还有一个搅局的彭越,项羽是很孤单的,在这四年里就是一个救火队员,四处奔命,那八千人也在这一次次的“胜利”中消耗殆尽。看《项羽本纪》的楚汉战争这一段,总是要怪老天为什么要把项羽这个人放到这个位置上,如果项羽是个纯粹的独挡一面的军事统帅那该是多么的完美。

     

    英雄的末路是很悲凉的,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力拔山兮》也成了项王的绝唱,也由《史记》里这么几个字在后世衍生出了最具份量的英雄与美人的故事,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具份量了。

    英雄当然不能以“柰若何”来结束其一生,当晚项羽就与其麾下八百骑溃围而出。费尽周折,到了东城就只剩下二十八骑了,在这里项羽与其下二十八人上演了非常精彩也是最为无奈的最后一战。

    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原为君快战,必三胜之,为君溃围,斩将,刈旗,令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如此之战本该是一位英雄的起点,但在《项羽本纪》里却是一位英雄的终点,让人不觉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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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本纪》可以说是《史记》里文学价值最高的本纪了,当然也是中国纪传体史书里文学价值最高的帝纪了。

    二十五史里的纪其实大多数只是一条线,把那一朝那一代的重要的人与事给串起来,如某年某月某某(后面没有日的,古代用的是干支记日),某某人升官啦,某某人贬官啦,某某倒霉蛋谋反伏诛啦;哪里的“民贼”又陷了什么州县啦,哪里打了什么大胜仗啦,某某国又献什么方物啦;某某地有重大的天灾啦,某某地出现什么祥瑞啦等等。碰上一些好大喜功、爱发神经的,中间给你来个什么“大赦改元”,看史书的人看着看着就晕掉不知现在是在哪一年了。最后部分当然总归是崩、弑,不济一点就是逊位(或禅)然后再薨――人总之都有一死。所以这个纪呀大多就是一个流水帐,除了那些即位前经历比较坎坷的还有点看头。至于那些即位后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的作为很多都是散落在后面的传里的。

    纪在二十五史里只是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大家如果第一次看这种纪传体的史书对纪的部分大多可以一瞥而过,但《项羽本纪》例外。史迁在《秦始皇本纪》与《高祖本纪》之间插入这么一篇《项羽本纪》在二十五史里是极其出类的一种行为,加之项羽这位英雄人物的极大魅力(这家伙如果没什么魅力,司马迁估计会被大家批死),使《史记·项羽本纪》在二十五史里显得格外的夺目

    所以这《项羽本纪》不但要认真读,而且要细细读,读《史记》如果不好好读读《项羽本纪》实在是一大缺失,司马迁的文笔加项羽的英雄魅力千万不可错过。

     

    项羽跟随其季父项梁起事之前,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也”这句话话了,这“彼可取而代也”在网上也被评为中国人的古今十大豪言壮语之一。项羽说这么一句话当然也不是随口说说的。他们项氏本世世为楚将,是贵族出身,加之又是项燕之后,跟秦可以说是苦大仇深,他们项家在楚亡之后背地里是一直在作着反秦复楚的准备的,在秦末反秦的各路诸侯中,他们这一支是准备最为充分的,成就也当然是最大的。所以项羽不象刘邦那样“嗟乎”,因为“彼可取”一直是项羽他们的目标或是追求,项羽与项梁的差别只是在“取”之后的“代”上。

    项羽作为贵族子弟在年少时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是古今很多成大气者的一个特征(想想道人我其实也是很具有这种特征的,但现在也没成什么大气,看来只具备这么一个特征还不够)。从史迁之寥寥数笔可以看出项羽绝不是那种只会逞匹夫之勇的人,以兵家在中国之发达,以匹夫之勇根本无法取得秦末汉初的那一场场的胜利。我基本上无法把这样的人与一个“力能扛鼎”的人联系起来,可以想见项羽在军事上绝对是一个奇才,他在秦末汉初的战争中的确也是所向披靡的。

    少时学兵本就是项家这种将门之后的必备功课,项梁他们的准备当然不会只限于自身。《史记》里提到项梁避仇避到吴中,“吴中贤大夫皆出项梁下”,每次吴中碰上什么大事,项梁都会承担组织的重任,然后暗地里教那些宾客、子弟兵法,这些人当然就是后来起事时的骨干喽。“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这八千人抵别人八万人还不止。不久之后,项梁、项羽他们就带着这八千人渡江投入到了反秦大潮中。这八千人也是反秦战争以及后来楚汉战争中主力中的主力,精兵中的精兵了,其中有很多人肯定是与项羽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的,所以当垓下兵败后,项王觉得无以面对江东父老,自绝于乌江。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候比什么都大。(PS:吴中就是现在的江浙一带了,也是我所在的地方了,现在人觉得此地文强武弱,可古时候不是这样的,春秋战国之际民风还是很彪悍的,秦汉时当然也差不到哪里去,三国时江东还出了不少豪杰呢)

  •  主讲人:姚国华
      地点:清华大学五教5101室
      时间:2004年4月7日晚

      算起来,这是我在清华的第五次讲演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文化与文明”。我想到这个话题,源于前年我在清华演讲的时候,遇到一位知识广博的学生,他说,朱学勤先生的一篇文章,早已把我在著作《文化立国》和《大学重建》阐释的主要思想批判得体无完肤,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1997年发表于《读书》杂志上。这位同学可不知道,我早已一字一句地读过这篇文章,而且读了不止十次。最近,朱学勤先生在凤凰卫视又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文化革命与“文化革命”》,阐述了他对于中国这一百年来社会发展的看法,很多观点的确惊世骇俗。我也读得非常仔细。我要说葡萄牙,我与他的基本思路,是截然对立的。而一个思路与你相反的人所给予你的启发,往往比一个思路与你相近的人更多。所以,我经常愿意探讨一些与我相对立的观念。(笑声)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讲文化与文明两种思路的对立。文化与文明,在当今大多数人观念中,没有太大的区别,朱先生那里就是这样。我们先看看两者之间的差异。文化,强调的是“化”,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富有生机与活力,尤其强调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的精神内涵,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文明,强调的是“明”,强调所达到的程度、水平与状态,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客观地把握的结果。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区分。文化是culture,原义是耕作与培养,强调生态的过程;文明是civilization,原义是城邦、礼仪与风俗习惯,是物化的生活,被认同的客观规则。文化与文明两者都是人所拥有的,但文明倾向于达到的结果,文化倾向于创造过程中主体拥有的心灵状态。但是,今天大家谈及的文化,包括许多学术概念的文化,媒体舆论上的文化,大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指的是某种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倡导文化建设,通常是打几个条幅、喊几句口号、表演两台节目、搞几项文化工程,它们是做出来的、表演出来的,是一种铺张、排场和摆设,是一种形式化、外在化的东西。(笑声)我们平常说的传统文化,也不再是活的文化了,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已经死去,已经定型,而不再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运行着的文化。

      在中国人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起作用。文化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而言,是存在于人内心并支配着主体言行的精神内涵。就此而论,今天人们所说的文化通常并不是文化,而是文明,即脱离了人之外的已经存在的文化结果。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就它关注的重点不同,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其实,美国人也承认,他们注重文明思维。在全球化的时代,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既定力量,每一个民族无法摆脱,它就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中心的文明力量。小布什总统是这种力量的典型代表。“9。11”之后,他不断强调,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文明的立场,一个是野蛮的立场,大家只能在两者做出选择,没有中间立场!我代表文明,拉登代表野蛮,要么支持我,要么支持拉登。文明与野蛮,变得如此简单!如今世界上物质化的、现实化的文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于是,我们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已经达到的状态,作为追逐的最终标准,并用它来衡量现状中的一切。这种思维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的命运。今天中国的主导思维也是文明的思维,美国人今天的状态,就是我们明天要达到的状态。我们口里不说,心里实际已认同了这一点。(笑声)只有一个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活力的人,具有独立思考的人,选择着、探索着、创造着的人,才是文化的人。然而,这种文化状态,在中国沉默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是一个文化缺席的社会。

      我想引用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论述,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也看到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他承认,在德国以外的世界中,对文化一词并不看好,英美思维主要是文明思维,他们秉持经验主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现实的东西为目标。英国文化较早就成熟了,经验主义的思维从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中已经成型,这种思维在美国的强大过程中被再次强化。但是,在德国人的思维里,有更多的文化色彩。最早的宗教改革者是马丁?路德将德国人的心灵引向更深的文化状态,他告诉这些处在封闭的欧洲中部的德国农民:上帝不存在于彼岸,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只要你虔诚地信仰上帝,在自己心中与上帝对话,就能通过上帝把握自己。这既培养了人的理性精神,也培养了人的感性体悟。从那以后,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区别于西欧各民族。他们看上去沉默寡言、古板严肃、不懂幽默,甚至不会微笑,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内心世界里的冰山一角。他们内心的充实,我们可由德国的音乐、哲学、文学里略见一斑。德国艺术家不屑于创造绘画这样看得见的具象化的作品,而更愿意创作音乐这样流动的抽象化的作品。绝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来自于德意志世界,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成为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奥地利也属于德意志世界)。马丁?路德之后的加尔文宗教改革,则通过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寻找上帝,关注的目标是对象。德国执着于文化,英法则更创造文明。

      加尔文教改革之后,英法等西欧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德国并没有,德国人保持着中世纪那样简单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从日常生活上德国人是落后的甚至原始的;在政治、经济上德国人没有什么起色。但是,德国有最虔诚的基督徒和最深刻的哲学家,而且,这些哲学家一律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又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德国哲学的个性特征、思想深度和自由精神,都是其他民族的哲学难以企及的。德国人在音乐和文学艺术上,也达到了世界的巅峰。就连德国的语言,也是最深刻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德国仍然无动于衷。直到拿破仑崛起,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时,德国人才开始躁动起来。哲学家们精神的、理念的、文化的东西,不能只存在于内心,而要外化,要异化,要走向现实世界,要在物质领域中发展,最终回归精神领域。比如说,普鲁士人要走出内心世界,决心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强大国家。但是,他们的思路与中国人的思路很不一样,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中国人认为是洋枪洋炮厉害,于是赶紧去购买。普鲁士皇帝却意识到,国家要强大,首先得在科学上强大。德语中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还包括所有学问,所有属于人内心创造的文化。在四分五裂、流尽鲜血、割让土地的境况下,文化教育是德意志强大的前提,而要实现文化的崛起,首要的是兴办教育。正在此时,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哲学家费希特,站了出来。费希特是给早期马克思影响很大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文章,几乎震撼了整个德意志世界。德国的精英们意识到,德国要强大,首先要办一所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这时,教育部长洪堡成为内阁中最重要的人物,比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更突出。洪堡用其深远目光和惊人胆识开创了第一所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它就是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就是费希特。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有名的研究性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耶鲁等,在十九世纪前都是不入流的大学,直到二十世纪才有点现代大学味。凭借什么完成这种转换的呢?就是以柏林大学为楷模进行改革。柏林大学成为德意志崛起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区。柏林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核心在哪里呢?首先,它是整个民族的精英份子的精神摇篮,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而不止是教育未成年人、培训年轻人职业技能的一种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空间,它只有一个目的,促进人内心的自由发展。大学不在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这样,它只不过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掌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大学的。柏林大学在二十年内也很快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中期,柏林大学培养的人才,几乎占据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德国的自然科学本来是一片空白,大家想想,尽管歌德对于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但是他的科学思维当时都是可笑的,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自然科学家做出的贡献,比英国、法国和美国科学家们所做贡献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德国的大学由于文化根基深厚,它的独立思考能力、个性特色和自由精神都是任何其他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在位于英法等国强弩之末的情境下,德国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而文化与科学的中心,当然又是技术的中心,当然又是经济的中心,当然又是经济的中心,它当然就是世界强国之一。十九世纪的历史进程相对今天还是很慢的,但普鲁士仅仅用了五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国家,这随后完成了德国统一。德国在很多方面很快地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这就是德国人的文化立国。

      我还愿意讲一些我对于大学的看法。大学是一个文化特区。何谓文化特区呢?最早的欧洲大学象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教会脱离出来的,但它们保持对于世俗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德国皇帝保证大学的所有经费和开销,大学国家最穷的时候可以无条件地获得皇帝经费的支持。按我们的理解,既然拿了皇帝的钱,德国知识分子都得听皇帝的话。是这样的吗?一定意义上是,连恩格斯都说过,德国知识分子是软弱的、不具备战斗性的小资产阶级。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皇帝保证知识分子在大学围墙之内的学术和思想探索绝对自由。因此,据说有一位教授竟然直接唾骂皇帝,皇帝一不高兴,把他给解聘了,他马上跑到巴伐利亚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皇帝反省自己的狭隘,用高薪把他重新聘回来。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还用得着跟皇帝对抗吗?不用了。再说一个例子,费尔巴哈本来在神学系,可后来他变成了唯物主义者,他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对他如何惩罚呢?把他从神学系调到了哲学系。(笑声)可见,德国大学真是个文化的自由特区。我们中国有经济特区,可是,我们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要有一个文化特区。中国人今天一想到国家要强大,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强大,而未曾想到,文化的强大才是国家强大的前提。

      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立国的道路。我把话题引到朱学勤先生《文化革命与“文化革命》上来。朱学勤先生的知识背景可能主要是英美文化与法俄文化的对比。如果他研究一点德国崛起的历史,可能不会得出最终的结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与文化没有太大关联,最好的社会转折,不需要文化的转折,只需要政治制度的转折。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只要政治体制变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认为,法国人变革失败了,正因为他们将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搅和在一起。他同时认为,英国和美国没有文化革命。是这样的吗?英国人早在中世纪末期就实现了他的文化革命,不过,革命进程是平和的,但也是异常深刻的。回味英国的思想史,看看培根是怎么一回事,看看威廉奥康是怎么一回事,看看新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会明白,英国人早就实现了文化变革。如今,很多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强大,是因为建国之初有几十个人关在一所房子里讨论并撰写出一部好宪法。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肤浅理解。试问,美国与南美的区别在哪里?我知道,清华有一位教授曾经说过,美国与南美的区别在于,美国有一部宪法。(笑声)可是在我看来,美国之为美国,在于它是一个由清教徒创立的社会。美国的最早移民并不是清教徒,但我们现在都公认,美国移民的始祖是清教徒,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开创了美国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南美呢?它是由一群一心想要攫取财富的人开拓的,他们被物欲所支配,他们的确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下,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运往欧洲。相对而言,北美的开拓者是一批禁欲主义者,一批虔诚的基督徒,一批要在人间实现上帝荣耀的清教徒。这些人凭借内心的信念和精神,开拓了美洲,发展了后来的美国。所以,美国的成长,也是文化先于政治和经济。

      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灵魂。打个比方,细胞用肉眼无法看到,在显微镜下才可以被看见,细胞之中还有最无形的东西,它是生命的内核。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大脑,支配了人的神经中枢。文化最是看不见的东西,也最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都应是文化的崛起。

      近代中国曾经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有文化,但是它早已烂熟,文化之中凝固、定型的东西远远超过其活跃、生机的东西,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创造力。鸦片战争中,我们遭遇到西方强大力量的冲击,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的强大,却难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大。所以,当中国人被迫打开视野,向西方人学习时,只懂得学习别人的文明,直接地说就是洋枪洋炮,大而言之曰器物。在朱学勤先生看来,洋务运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在设法取得器物层面的进步,跟着西方的文明在前进;戊戌变法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设法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但在我看来,接受西方文明的外壳,这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另一个民族同样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日本。日本原本是一个文化上模仿、自卑而孤独的民族,当遭到西方袭击时,它就想,既然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为强大,那么,有必要从内心深处向西方学习。中国打开国门时,派遣的只是采购官员,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而日本呢,他没有这么多的钱呀。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插一句,在另外的场合,我多次讲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经济并不落后,甚至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4%,超过今天美国的水平。中国的挨打,不是因为中国一穷二白,恰恰是因为中国太过富裕,西方人穷得不行,都快支付不起从中国进口原料的费用了。(笑声)直到洋务运动时,中国的银子还是很多的。大家不相信也得相信,西方人开发美洲,从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银矿中提取银子,但是,这些银子一半都到中国来了。中国的银子又叫做银洋,为什么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银子是外国人乖乖送来的,有些银元上面还刻有墨西哥鹰的标志。(笑声)为什么西方人送银子给中国呢?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和香料,而中国不需要西方的什么物品。中国人有的是钱,去购买西方现成的枪炮,这种购买是不需要内心世界参与的。日本人没有钱,却有内心的震撼。日本外派的不是官员,而是留学生。当时,德国宰相俾斯麦,一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德国人,凭借德国人固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做出了判断:日本将崛起为一个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懦弱、腐败,最后任人宰割。不到三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有世界第六大海军之称的北洋舰队,被一个全国正在饿肚子的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从此,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被注定了直到今天还未曾改变的命运。日本的崛起也是文化的首先崛起。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头像至今印在最大面额的日元上,他是日本第一所大学的开创者。韩国也早有文化立国的口号。连台湾的陈水扁,也早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笑声)他从一个街头政客登上总统的宝座,这次又连任,他知道只有文化意识形态的手段,才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工具。而在中国大陆,除了我之外,似乎还没有人倡导文化立国的理念。

      回到刚才的话题,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看看连小小的日本都超过我们了,还让我们赔偿了上亿两的白银,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开始反省,但仍然没有反省到文化的深度,而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于是发动了戊戌变法。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反省到的也是这个水平:看来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够,还要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戊戌变法夭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海外,这时,发生了朱学勤先生认为的一个歧途:戊戌变法的这些参与者们,不反省自身的错误,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从此以后,中国就走到了歧路,这歧路的根源就是梁启超。(笑声)我们分析一下梁启超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更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新民说”,要培养新的一代人民,在此过程中,教育和文化建设,是民族崛起的真正途径。梁启超之后,有了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在此我插一句,我不得不佩服,朱学勤先生在有一点上与我是完全一致的。(笑声)如今多数人认为,毛泽东背叛了“五四”精神,他与鲁迅的立场是对立的。朱先生揭开了这层迷雾,他说:毛泽东与鲁迅是一路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五四”青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实现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在我看来,恰恰是有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中国的二十世纪才可圈可点,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人物,中国的二十世纪将是一片平庸。蔡元培的北大,是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所建立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北大开创了中国的二十世纪,没有北大,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大家想想,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北大。没有北大这样一个文化温床,不可能有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也不可能改造后的国民党。(笑声)大家可能并不同意,但是我仍然要阐释一下自己的观点。孙中山的国民党本来一无成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强大起来的关键。军校的一大特点是:与共产党结合,改组国民党,使自身不再是一个会党组织,而是一个文化组织,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这个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形成他几十年政权的基础。蒋介石的成功,不在于他是总统,不在于他是委员长,而在于他是校长。毛泽东的成功,也在于他是一位教师。毛泽东早年最佩服的人物是曾国藩,曾国藩令他佩服的地方,不在于军事天才,不在于政治谋略,而在于其文化底蕴、其取得人心的胸怀与见识。毛泽东晚年的时候,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己喜欢的称谓不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而是导师。今天,我们把导师叫做老板。(笑声)那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了雇主和打工仔。毛泽东与他的跟随者,是师生的关系,是文化传承的关系。我们再总结一下,中国二十世纪的主要成就,无不是与几所大学、几次文化运动相结合。北大开辟了中国的现代史,黄埔军校成就了国民党的几十年政权,延安的文化运动成就了共产党的政权,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就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面对着强大的西方文明。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堕落的、腐朽的、没落的,只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是最高尚的。因此,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最多的是经济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到了今天,我们才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制度文明,比我们也先进。所以,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媒体以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的核心任务。以上两种思维,都是文明的思维,而不是文化的思维。

      刚才我讲到,德国人和英美人的区别在于,德国人更加强调文化的思维,而英美人更加强调文明的思维。但是,不能否认,英美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力量,只不过文化力量在英美人的眼中不被突出。补充一点,二十世纪美国的强大,离不开德国和俄国的推动。大家想想,十九世纪时,美国没有真正的大学,哈佛麻省等远远不如我们今天的北大清华,而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不少大学成为世界一流,这种转换怎么来的呢?它不仅受到德国大学体制的影响,而且受德国科学家、思想家们的影响。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的、俄国的文化精英到了美国。美国大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进行过一场大的变革,它们来是注重实用主义的,就是这种理念,使得美国的大学在当时甚至连苏联的大学都无法竞争。特别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意识到自己文化教育的落后,开始了全民的反省。美国大学脱胎换骨,由注重理工科学和专业教育转向注重人文科学和基础教育。经历了这番变革,美国才能稳住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在中国,不完全是只有文明的思维,我们也有文化的思维,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现着不同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还不太确定,但我尝试着把这个想法说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两个地域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一个以江浙沪为代表,一个以湖南为代表。前者代表了文明的思维。今天,你打开电视会发现,镜头里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带江浙沪口音的普通话。(笑声)朱学勤先生就是上海人,在网上他理直气壮地讲:就是要让上海的干部到中央去,到全国去,主导中国的方向,这是顺应全球化、国际化的合理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千多年来,由于大运河对南北交通的作用,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江浙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内外贸易发达,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江浙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看到更多的不只是自家一复一日的生活,而更多的是物质生产、流通、增值,在这些看得见的层面上,容易找到人生的乐趣,这造就了他们的文明思维:考虑问题从现实、效益、结果等出发,认同强势力量,讲究理性、妥协、计算。

      今天,江浙沪贡献了一种典型观念给整个中国,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笑声)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革命,就是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现实、对抗敌人,讲造反有理,没有道理可讲了,老子就造反。后来,我们讲改革,改革怎么改,争论来争论去,没有什么大道理了好讲,干脆不要争论了,只要认准了一个道理,就能闷声发大财:洋人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这叫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典型文明的思维,按着别人既定的、先进的、有效的方式前进,它带来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财富的急剧增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江浙沪人。

      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带情绪,“我是江浙沪人”!“我是湖南人”!“我是其他地方的人”!以此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任何带有自己特定地域观念及相应立场,都是灾难。只有在不同立场的对话中,中国才能找到希望。

      与江浙沪人相对,湖南人拥有更多文化的思维。湖南人是楚人的后裔。楚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南蛮。中国历史上,有两种重要的野蛮人,缺乏了他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无法书写,我这里的“野蛮人”是指没有文明化的民族,不带歧视和蔑视的意思。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明呈现二元的结构,如果我们叫做父系和母系的话,那么,母系是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乡土中国,父系是来自农业社会边缘和外部的野蛮人势力。大家看看,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的建立,都与野蛮民族相关,典型的中原农民,是不可能建立起伟大帝国的。中国的野蛮民族有两大种,一支是北方蛮族,一支是南方的楚人。春秋战国时,楚人与中原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中原民族是农业社会,守礼,守规矩。孔夫子的儒家文化,强调名教,纲常,伦理,是典型的中原农业文化。而道家文化,强调个性、想象力、自然状态、生命活力等,是楚人文化的反映。楚人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具有不被约束的生命冲动。所以,中国文化要稳定下来,必须依靠中原文化,而中国文化要活跃起来,必须依靠道家文化。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楚人身上。楚国的中心本来在湖北,但是中原文化向南压,在洞庭湖和五岭之间,受到阻碍,这里既受到西部、南部山区苗裔的影响,又与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湖南一地,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粗犷、蛮横、有强大的生命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导致湖南出两种人。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豪杰。(笑声)具有蛮横的生命冲动,假如他走不出狭小的圈子,视野窄,机会少,主体缺乏理性的精神和文化的升华,就很容易变成土匪,湖南的土匪是中国最厉害的土匪,准确地说,应该是最厉害之一,东北、广西的土匪也很了不得。(笑声)假如能够走出小圈子,视野开阔,获内在的力量取文化的提升,就能够创造革命性的成就,比较容易成为英雄豪杰。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呆在家里的湖南人都是土匪,走出来的湖南人都是英雄豪杰。(笑声)

      二十世纪的中国里,江浙沪人和湖南人在交替之中,体现着典型的两种性格。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的时候,湖南人占主导。改良运动的时候,谭嗣同就有了革命精神,再看看革命运动中的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发起,但武汉没有保住首都地位,相反,经济中心南京成为首都。但这样一来,革命势力马上软弱了,不久屈从于北方的袁世凯。一批不服气的人,如蔡锷等发动起义,开始了南北对立。北伐开始,其中相当多的硬汉子是湖南人。当然,我还很想把一些湖北人、广东人、广西人也拉进来。(笑声)北伐胜利,蒋介石建立政权,其中的主导是江浙人,尤其是浙江人。蒋介石政权在文化创新上没有什么建树,他更多的是文化吸取,既包括中国传统,又包括西方,也认基督教,谁有益就认谁。蒋介石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混过,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注重与国际接轨。(笑声)国共合作分裂后,共产党中一些人拉起队伍干革命,虽然并没有多少次是在湖南干革命,湖南人在湖南人干革命马上变成土匪了,所以湖南没有太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绝大多数是湖南人。领袖级、元帅级和大将级的人物之中,百分之六十的是湖南人,其次是湖北人、四川人,再其次才是江西人、安徽人人。

      湖南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更多地接近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湖南人受到压力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位女性,他就是陶斯亮的母亲曾志。晚年她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看着县城城楼不顺眼,一把火就烧了它。(笑声)农民不愿意闹革命,只想呆在家里,守着几亩田,怎么办呢?红军里的一些极左分子,干脆把田地烧了。这位女革命者也干过这种事情,她的丈夫跟农民冲突起来,被农民打死,她拿起一把大刀,冲过去就把那个农民杀掉了。引申一下,湖南人比较容易刚愎自用,以自我为中心。因此,越是有强大的力量压制他,他越是具有无限的反抗力。读毛泽东的诗词,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毛泽东年轻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风力益增其怒嚎。”越是遇到巨大的阻碍,人的生命意志越是能被激发出来。毛泽东与遥远的德意志文化有某种心灵的沟通,他青年时代读过的西学著作,主要来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一口气写了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同情战败国德国人的境遇,并且看到德意志人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迫使英法美等国承担代价。果然,后来出现了希特勒。(笑声)

      早在毛泽东之前,陈独秀就看到,湖南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另外一位著名人士杨度也说过,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湖南人。彭德怀也是典型的湖南人。后人看待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时,经常以浅薄的道德观念进行评价。彭德怀如何的光明磊落、坦率直爽、高尚真诚,毛泽东如何的阴险狡诈、心机算尽、心胸狭窄。其实,毛泽东和彭德怀,典型地都体现了湖南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他们是共产党内的两大硬汉子。彭德怀很难通融他人,与人相处。从彭德怀年青时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很难诚服于另外一个人,大多数时候,他以自我意志作为最高意志。他获得别人的赏识,别人提供给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最后,彭德怀都会超越他。彭德怀与毛泽东当然有区别,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把握上,彭德怀是无法与毛泽东相媲美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彭德怀的刚愎自用与毛泽东是一样的。这就酿成了两人最后的厉害冲突。具体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彭德怀的性格造成了个人的许多悲剧。如家庭之内的不和谐,党内的孤立等。在党内,他没有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当他被批斗时,有人包括他的部下,都往他头上扣痰盂,刷他耳光。当然,这里我没有任何责备这位意志坚强的革命家本人的意思,我只想说这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其实,彭德怀打倒别人时,和别人打倒他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彭德怀打倒过粟裕,另外一位硬骨头的湖南人,他们的冲突是两个最自信的湖南人的冲突。彭德怀借助于自己的威望,还打倒过另一个湖南人肖克将军。肖克被打倒后,住进医院,口吐鲜血,医生把检验报告呈交上级也受到处分,另一位长征下来的老干部,仅仅说这一句话,让粟裕受到批判的那个他制定的军事文件,是通过毛泽东和彭德怀审阅过的,当场就被撕下领章和帽徽,随后发配至新疆。可见,彭德怀在政治斗争中,在打倒别人时,也是六亲不认的。彭德怀被打倒时,另外一位湖南人刘少奇,是当然的支持者。刘少奇也是位典型的湖南人。在刘少奇与高岗的斗争中,彭德怀站在高岗一边,所以,在打倒彭德怀的过程中,刘少奇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两个硬骨头的湖南人之间的冲突。一群湖南人相处时,最麻烦的就在于,每个人都自信,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内在精神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置于至高无上。(笑声)

      毛泽东时代过去了,政治运动造成的混乱被平复了,邓小平把我们带入了平和、务实的建设年代。伴随着这种转换,自然地,江浙沪人的思维开始抬头,江浙沪人中的精英慢慢演变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而湖南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每一个看得见的领域,都是文明,都是进步,但是,中国社会仿佛少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人们自我的、独立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们越来越感到萎靡不振,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信心,我们越来越发觉心灵生活的枯萎,中国人的文化领域慢慢淡化了。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独立自强,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竟然敢于想象: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果然,一定程度上,我们做到了。就说科学领域吧,二十年多前,我们还有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在很多领域,我们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西方人研制出光纤后的第二年,中国人也研制出来。苏联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后的第十三年,中国的“东方红1号”也上天了。但是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说:他是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他已经在某个领域创造出哪怕一个新理论、新方法或者新概念。中国科学的春天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科学家们忙着与世界接轨。(笑声)什么叫“863计划”?它的关键词是“跟踪”。也就是说,以别人为楷模,为典范,跟着别人的方向前进,还试图在别人既定的模式中与别人赛跑。从前,我们还能独立造坦克、造飞机、造汽车,如今,我们不但不能独立造坦克、造飞机、造汽车,连彩电、冰箱这样的产品,知识产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甚至我们喝水时,都追逐着可口可乐,这代表着我们对西方现有文明的依附。(笑声)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高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中国人丧失了文化,只知道跟着西方的文明走时,中国将坠入一片打工仔的汪洋大海。中国的工人在为别人打工,中国的工程师在为别人打工,中国的科学家也在为别人打工,只不过是打工仔中低级与高级的区别。(掌声)

      在文明的思维支配我们的今天,似乎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经济这么发达,消费品这么丰富,生活条件这么优越,文明有什么不好呢?也好。可是,我们会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和不自信,中国哪怕再有钱,面对西方国家时,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二流民族,甚至是三流民族。美国的曼哈顿高级住宅区里,也有挥金如土的中国人,不过,他们并不感到骄傲,他们的微笑都是萎缩的。中国的留学生到国外,很多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连小日本都可以瞧不起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只能是行尸走肉的,它是在别人文明之光的投射下而产生出来的复制品。

      在毛泽东时代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对于湖南人的性格极端具有重要的中和作用,他调和着那个时代出现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因此他在后人的回忆成了一个“没有缺点”完人,这就是周恩来,一个江浙人。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当现实向江浙沪思维转化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中国缺少了另外一种性格。于是,人们心中崇尚着另一个偶像,在八十年代,这个人是胡耀邦,他可谓是革命的湖南人中的最后一位。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全民哀悼,他的葬礼规模可能仅次于毛泽东,甚至引发八九年的事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格的缺失,中国人自信心、意志力的疲软,于是又推出了一位政治偶像,那就是贵校校友朱镕基先生。

      湖南人和江浙人,一个侧重于内在的文化力量,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这是两个极端,哪一个极端,都不代表完美的状态,它们需要某种综合与协调。在中国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是缺少文化的活力与凝聚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认为是文化缺席的社会发展过程,它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平庸劣质、缺乏创造力、人云亦云。文化沉默了,连一个法轮功都能在中国社会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名大学者,竟然认为中国人不用谈文化,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就行了。我只觉得:中国学者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热烈掌声)

  •     这诗说些什么呢?这里估计没人能看得懂。看得懂这诗的人估计不会到这儿来。

    墨水青山尽目穷,
    灰天烬地堕涟空。
    噙冰溅雨风萧渡,
    万雪千霜何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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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秦亡天下,后世千百年来的叙叙说说汗牛充栋,其中以西汉贾谊之《过秦论》最为传诵,史迁在《秦始皇本纪》里誉之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并在本纪的最后用了长长的篇幅把《过秦论》附之于后。加之后面“班固之评”,《秦始皇本纪》里的“太史公曰”也成了我们读的《史记》里最长的“太史公曰”了,如果不认真读书,还以为司马迁他老爸对于秦亡天下发飚了一回。

    一直以来对于文言文有特别的爱好,其中如《过秦论》一般既上口,又有很强论说能力的尤甚,在中学时代早自习最爱读的就是此类文章。所以现特把《史记》里的《过秦论》全文拷贝下来,与各位共赏此千古美文。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籓篱之艰。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於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彊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後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史记》里的《过秦论》据说是司马迁增删过的,不过司马迁自己的文笔也是不错的,所以读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不管你是不是完全认同贾谊、司马迁的观点,但文章很美,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