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为游仕得势,其中确有不少人才;一方面为贵族奢僭,那时的贵族能量也非后世可比。遂有贵族养贤之风,其以战国四公子为最。

    惟四公子门下,真士少,伪士多。只见游仕气焰之高张,而不见他们的真贡献四公子惟平原得贤最多春申门下最暗淡

    不过平原得贤多不能用多矣,如毛遂之类,如无使楚之事其人许不能闻也。平原君之伪在《史记 魏公子列传》有载,所记之信陵君于赵得毛公、薛公之事,平原、信陵二人高下立判矣。
  • 《2.6.3学术路向之转变》无甚可写,主要就是讲自孔子之后儒家思想转变,其他众家相继而起,游仕得势,贵族没落。

    战国之中众游仕可分为五派:
    一、劳作派,墨家苦行教之嫡系。此可以许行、陈仲为代表。
    二、不仕派,滑头的学士派。此可以田骈、淳于髠为代表。
    三、禄仕派,为以法术保持禄仕之进一步活动,即纵横家也。此可以公孙衍、张仪为代表。
    四、义仕派,儒家之正派。此可以孟轲为代表。
    五、退隐派,亦可称为玩世派,乃道家之正统。此可以庄周为代表。

    以上诸派,主张虽不同,然而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即全从自身著眼,并不像孔、墨两家多对贵族发言
    。孔墨并列看来不是钱穆一时的想法,此思想在他那里是成体系的。

  • 上昆端午专场首日,吾前排一小伙甚高,其正坐时刚好遮住吾的视线,吾不得不转其二侧以看台上之一角。随台上演员之走动,吾也随之变换观看角度,第一折如此观之甚累。不料第二折之后,多时他都低着头也,即有时稍抬头也是抬得不甚高,省却吾不少辗转之苦。其低头打盹乎?或如二月前吾在逸夫碰到的那位游戏乎?不甚晓。不过料之为陪伴明矣,其旁估计为其父,昆虫也,手拿相机时不时抓拍台上的亮相。


    端午晚场,临开戏。工作人员领一老一少坐在吾隔前一排戏友旁,其老甚眼熟,转一瞧即为岳美缇也。旁边清丽的小姑娘不识,吾前排一阿姨指其即为翁佳慧也,卸妆后的,吾不认识矣。除了眼尖的,及旁边那几排几座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她们的进来,不过有很多可能是像我一样即使尹桂芳复活站在面前外表看起来都无动于衷的人。中间只有一位阿姨趁小姑娘走开的空档,坐过去聊了一会,然后我瞅到她拿着那上昆三十周年的册子在岳老师前翻来翻去的,有可能是要了个签名。最后一折《盘夫》结束,蔡张二位还没出来谢幕,大家都还在鼓掌的当口,她们一老一少就离座出场了。真乃神龙见首不见尾也。
  • 说到百家,一般都以儒道为言多,而墨家甚少顾及,被人所忽略。但如钱穆般把墨家提到本节之高度吾不甚同意。

    儒为百家先,其先师孔子是极具理想之人,其儒学能世世相传与孔子那种具出世之资而执入世之神不可分。

    礼之最重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据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

    骤观孔子思想,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其实孔子已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之最高原理。苟能明此,直古直今,无所谓复古,亦决不致为阶级权力所僵化。


    其实多少“复古”者是为古而复也,多为托古而作,托古而言也。儒家内核的着眼点是很高很实的,非为一家一姓之长治久安,非为虚无飘缈之理想天国,也非为冥思苦想之人生彼岸,而为世世相传之人类社会。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二千年来儒家之尊隆,理解了这一点就有助于翻转今人对于二千年社会之偏见。

    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
    儒家可称为“良心教”,墨家可称为“苦行教”。良心与苦行,皆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极必本于良心,若专本诸天志,则其事为不可久。而良心则不必限于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两派,有他们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划分了左右后,钱穆就把战国诸子归为左右二类了,如极右之法家,极左之道家等。把诸子归于儒、墨二家之后,由前面“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钱穆就把儒家提到极高之地位。
  • 春秋之前学术其详难言,所以我这里就把春秋之学当作了学术之初。那个时候的学术其实就是贵族的学术。这个事实每个文明都是一般的,思想文化最初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层。

    前面提到过,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其实就是一个制度运作不断下移的结果。自周以降的整套外在的制度与内在的文化精神在后世其实还是存在了深深的烙印。我们讲的宗法,就是周代传下来的,谱世、辈份、亲疏、名分这些东西不就是那时就有的吗;宗庙社稷相关的一些礼节也是来自于周;后世的很多官职的名称也是来自于周,比如宰相、司*(后面可以跟很多字,司空啦、司马啦等)等;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史传统也是来自于周。从这个角度上讲,要说中国历史自秦之后的二千年为封建社会也未为不可,但给周套个奴隶社会就属于不伦不类了。

    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

    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进,封建制度不断下移的同时,整个学术的内涵了扩大,学者也丰富了。当初贵族甚至是周室所独有的学术肯定不能独存,也跟着下移了。

    估计从春秋到战国的境况变迁,是我们的先民近代之前碰到的最大的挑战。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莫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文化也尽然。远东大陆的文化内核就在这个变化之中孕育了。
  • 全国哀悼三天,一切公共娱乐活动停止。

    不在灾区,实事办不上;没什么大财富,也没法象一些人那样拿一捆捆的钱去募捐;只能做自己本职工作了。本职工作呢没灾的时候也是要做好的,这三天总归要有所不同,否则于心不安也。

    那就停止自己的娱乐活动吧。其实自己没什么娱乐活动的,电视里那些东西停就停了那什么大不了,网游更是从没碰过,单机游戏也好几年没打了。要说娱乐就是听听戏了,那三天回家电脑音响都不开了,我跟人家说三日不知戏味。

    因为上昆三十周年团庆,本来计划这周去看场昆曲的,那三天也都停了,昨天又得知周四的大轴换了。算啦算啦,省点钱以后再打算了。

    哀悼结束,我们恢复了往常的生活,但那里的人们还在煎熬之中,GOV要做的事还很多。其实考验才刚刚开始。

  • 这个变,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当然郡县这个制度并不是秦的原创,之前就已经在了,据说在春秋时期已经有郡县了。郡则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这个明显是因为新土地的开垦及人们视野随之开拓带来的结果。其实这个“新土地的开垦”是随着春秋争霸这个洗牌过程,各国控制的疆域不断扩大而来的。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这个就是春秋时期的战争与战国时期的战争之区别所在。由于政治结构的演进,战争要达成的目的远远不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战争的主体得以发生变化,战争的手段、形式与规模也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上面讲的都是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春秋战国之际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思想了,战国时期可为中国思想史上黄金年代。这个就是下一章《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的内容,先秦诸子要登场了。

  • 2008-05-16

    天变 - [不说而说]

    Tag:地震 汶川

    汶川地震,上海这边据说也有震感,不过我当时只在六楼,也没觉得什么。而且西南地个震最初也没觉得什么的,那地方地质结构本不安宁的。后来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的意料,没想到有如此之大的损失。

     想去年,到米亚罗、毕棚沟旅游就是路过汶川,而且回成都时还在汶川堵了二三个小时。对那地方还是有点熟悉,想来这次地震是天翻地变了。

     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其实就是顺着岷江走的,随着江的走势,公路一会在江左岸行进,哪里碰到个弯,过一会有可能就过个桥转到江的右岸行进了。路很多都是在山体里开出来的,只能容二车通过。这样的路时不时在路上能看到“注意飞石”的标牌,这还是平时没地震的时候。从汶川到理县(汶川到茂县的不清楚,我没走过)的也然。

    所谓的汶川县城,其实就是岷江在这里有个比较宽阔的谷地而依势建的城(导游当时提到过“汶川”的由来,我忘了)。以我的感觉比我老家的镇大不了多少,当然我只经过了县城的一部分--从它中间穿过到理县,但仰头看不远处就是山,所以我估计县城不会很大。 后来听说5000米空降了挺吃惊,这种地方降下来难度很大--这绝对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最后得知不是在汶川,是在茂县,估计茂县条件好一点。

     对汶川印象最深的就数堵车了,因为阿坝师专对面的那个大滑坡,从汶川下行时只能从岷江右岸走,那段新建的路,分时放行,所以当时被堵在汶川二三个小时,当时本来还准备好好逛逛汶川县城的,后来误传情报也没怎么逛(具体见我去年写的游游记记)。这一次大地震,不知阿坝师专对面那一道大山的伤口会变成什么样子。

    汶川的山都很陡,山上基本没什么树,多是草,还能清晰的看到人走的路。靠近桃坪羌寨那个地方的山还都是石头,那种灰色的石头,看起来时间都凝固的样子。就这种时间看起来凝固的地方一下子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把以前没过的时间都补了回来。

    那次旅游还有印象的就是沿途看到的小水电,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水电站,以及靠近水电站的下游河道由于水位降低而出现的惨景。经过这次地震也不知那些电站会如何。听新闻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狮子坪,那个地方当时就是土方车与混凝土车横行,满天灰尘的地方,半山腰还能看到新建的公路--用于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上涨而新建的公路。这来一次地震也不知会如何。

    对于地球来说,几天、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上千年都是很短暂的,这点地貌的变化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就是一个漫长而惨烈的过程。

    在灾难面前人类会显得很渺小,但也只有在灾难面前才能体现出人类的伟大。

  • 春秋之后为战国,其间为二百四十六年(然于春秋战国分界有各说,此年数具体各一,但大体之数未变)。

    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由于秦始皇焚书之故,史料残缺,由之《史记》记载终不甚详,而且据说还有误。钱穆先生据后代所出之佚文,对战国史事作了一番考订,此处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

    战国历史大体可分二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较浅者如齐、晋不能如鲁、卫之久保其君位之传统,而见篡于大夫;而经君统篡弑以后,更得急速改变其国家之内部组织,自宗法封建国家激转而为新军国。而秦、楚受文化熏陶更浅,不经内部君统篡易而亦追随改进为新军国焉。(看钱穆的书,有时颇意外其新颖之名词--如此处之“军国”)

    旧有组织结构崩溃,新的组织结构要形成务必要有一争斗,这就是战国历史的第二期,即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
    此第二期又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是梁惠王称霸时期,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齐、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第二期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亦可说是齐、秦争强时期。此期自齐、魏相王下迄齐灭宋,凡四十八年。
    第三期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亦可说是秦、赵争强期。此期自齐灭宋下至赵邯郸围解,凡二十九年。
    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

    上面的四个分期论述里,钱先生提到了《史记》的几处误漏。比如,魏迁都大梁在梁惠王早年(于理推之,非为畏秦,而为争形势也);徐州相王时,梁惠王卒否;比如田齐的世系等等。上述在《史记》的《集解》、《索隐》里都提到了《竹书纪年》里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异。

    《史记》记载战国事,于初期最晦;于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势,于当时各国国势升降及离合聚散之间,往往不能言;单单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娓娓道之,去实远矣

    苏张纵横之事,我也认为有不合之处,但“去实远矣”好象过矣。最后钱穆为自己的另一本书做了一下广告,读者欲知其详,当阅《先秦诸子系年》。

  • 好历史者莫不有崇古之倾向,钱穆也尽然。

    春秋时期是一个乱世,但从文化上讲,古代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

    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绝然不同处。

    上述之言都成理,但下面之言有商榷之处。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说这么多“极”,那西周时期如何处之也,对孔子无法交代。以理推之,西周时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只是西周的史料比较少,比之春秋,我们对当时的贵族生活的概念要模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