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在网上看到的 ,里面提到的很多事实与观点都与我以前想的相合。把它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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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 年 初夏,在流传着婺剧的金华衢州一带声名卓著的大荣春戏班当家青衣徐汝英和她戏班里的姐妹们都感到有点不爽。因为浙江省举办的省物资交流会上,偏偏是当地另 一家名戏班周春聚戏班受到了邀请,正在那里风光。周春聚也同著名的婺剧戏班,他们戏班的当家小生周越先和徐汝英齐名,可是机缘巧合,刚刚代表金华衢州一带 的婺剧戏班出席了头年年底在上海召开的华东戏曲改革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周春聚马上改名为民办公助的衢州实验婺剧团,成了附近第一个 公家 的剧团,有机会享受 公家 的补贴。徐汝英和她在大荣春的姐妹们深感还是 公家 的人比较有前途,于是就在心里筹划着什么时候也让自己的戏班和周春聚一样成为转制为民办公助,她们的心愿很快变成了现实。几年后浙江婺剧团向申请登记政府的一张表格上这样叙述剧团成立经过: 五三年初政府为了扶持婺剧的发展,省文化局特派员深入金衢等地,选拔阵营较强的民间流动班社—— 大荣春剧团为基础,并将衢州实验剧团部分演员如周月(越)仙等并入,于同年二月十日正式成立带实验示范性质的浙江婺剧实验剧团,以周月仙和徐东福为正付(副)团长,并先后派钱章平、谭德慧为辅导员,每年辅助一定的事业经费,作为省的重点剧团。”[①] 这个剧团也正是婺剧界首屈一指的国营浙江婺剧团的前身。

    大荣春幸运地如愿成为新组建的浙江婺剧团的核心班底,徐汝英也就一直以 公家 人的身份,在生活与演出中经历着她改变之后的人生。在此后的年月里,虽然徐汝英经常会遇到当年未可预料的委屈和挫折,她已经不复再有回归之路,直到退休后还受聘担任金华艺校婺剧班的老师,也依然是 公家 的人。在她退休后不久的1995 年左右,浙江婺剧团的名丑吴光煜成为第一个刚刚到达退休年限就毅然离开国营剧团,应邀在新出现的民间戏班中客串的婺剧名角,一年之后他感慨地说, 我在戏班里这一年赚的钱,比我在国营剧团演一辈子戏赚的钱还多。

    1951 年的徐汝英不可能预知未来,要到很久以后她才能真正明白,让戏班变成国营剧团并不是戏班名称的简单更换。更重要的是,随着全国性的 戏改 工作以及剧团登记工作的开展,私营戏班渐渐绝迹,那些原来还不急于变化的戏班与艺人也在与政府的半推半就中进入了 公家 人的行列。而最初那一批敏感于时代变化的名艺人急于向政府靠拢、成为 公家的人 的心境,却是195155 日由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后来被简称为· 五指示 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得以迅速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份影响深远的政府文件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三改”——“ 改人,改制,改戏 。中国传统戏剧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异。

    改人 涉及的对象正是全国各地的几十万戏剧艺人。在这场巨大的变异经历中,促使艺人群体的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这暗示了一个事实,艺人们在这一变异过程中无疑是被动者,他们看似积极主动,实际上始终在被来自于戏剧界之外的另一些人,按照某些完全来自戏剧界之外的价值标准改造着。

    而需要 , 当然是由于艺人们离新政府奉行的戏剧观念有很大差距,至比新政权奉行的意识形态与民众长期以来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还大。按照 新政府所持的文化理念与政策,戏剧是重要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往常意义上的娱乐行业,戏剧从业人员应该形同军人那样对政策与政府意愿令行禁止。因此新政权迫切 感到需要按照军队文工团的模式,将全国几十万戏剧从业人员,将这些一直以戏剧表演谋生的艺人改造成为执行宣传、教育民众之任务的队伍,将艺人们从那种只知 道通过演戏赚钱度日的 麻木 状态中 唤醒 ,让他们感觉到在新社会所肩负着的无比光荣的责任。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文化馆和戏改干部协力为戏班的艺人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和训练班,除了让艺人学习文化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帮助艺人 提高思想 ,因为 他们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旧社会的深重影响,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如生活散漫,作风恶劣和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只单纯追求获利而忽视了政治作风,这些缺点严重地障碍着他们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进步。”[②] 通过 学习 对艺人进行各种形式的 教育 工作,几乎是从新政权一建立就已经展开。以婺剧界为例,19499 月 金华、衢州各县按照新建制成立的文化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婺剧艺人学习。但是仅仅有文化馆的干部还不够,由于新政权日益感觉到对艺人之教育、帮助、 扶持、提高的重要性与困难程度,政府还相继向那些较有影响的戏班派驻了干部。这些干部部分来自军队文工团。湖北省曾经召集2000 多名文工团员进行集训,后来他们部分被分派到各级文化部门,其余就分派到剧团。此外,一些当地的文化干部和地方上略通文墨又追求进步的中小学教师,也成为被选派进戏班的戏改干部。

    有资料表明, 截至195012 月,全国除老解放区及东北外,已有17 个省开展了这种学习,参加学习的100 余个剧种的艺人达3 万人,合老区及东北共约5 万人。其中,北京艺人讲习班已办3 期,第二期达1521 人。天津第二期也有1200 余人。上海集中艺人学习过3 次,南京2 次,福州2 次,徐州2 次,无锡2 次,华东区经过学习的艺人共约4500 人。中南区学习过的艺人1 万余人。西南区的重庆市有艺人783 人,办过艺人学习会2 期,参加者700 余人,接近艺人的全部。”[③] 此时离全国解放只有一年。我们当然会感兴趣于文化部门组织艺人学习所希望达到的是什么目的,以及艺人们的 思想 经过学习之后将会如何 提高 。当时的文件告诉我们, 学习 的首要目的是要 消除老艺人对新社会的疑虑和抵触情绪 。艺人们并不会天然地对新政权产生 疑虑和抵触情绪 , 但是事实会在他们的心理上投下清晰的阴影,这些足以给艺人带来心理阴影的事实,包括各地成立伊始的新政府各部门对戏剧演出的政策与态度、各地方政府对待戏 班以及戏班所演出剧目空前严格的、以至于导致了诸多戏班无戏可演的限制与管理,尤其是向戏班派出的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艺人生活、收入与演艺活动中发生的 那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虽然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几乎所有当代戏剧史著都告诉我们,解放前夕整个戏剧事业已经濒临崩溃,戏班艺人普遍陷于生活极度困难的局面,1949 年以后的 戏改 使中国戏剧市场恢复了生机云云,然而坦率地说,我没有找到任何足以支持这种叙述的可靠材料,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地区的情况都与此截然不同。受到战乱的影响,20 世纪40 年代戏剧演出市场一直处于起伏不定的状况中,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戏剧演出仍然可以有相当的规模,40 年代末年戏班的数量也 戏改 后官方统计的数目—— 比如说1952 年统计的2084 个(其中含戏曲剧团1706 个、文工团等255 个),或者是1957 年的2884[④] 要多得多,以金华为例,1949 年解放前夕仅仅在金华市内就有5 个以上的戏班在经常性地演出,辖区内各地则有更多职业的和半职业的戏班,然而 戏改 和 剧团登记之后,金华市内仅剩浙江婺剧团和金华县婺剧团,辖区内基本上每县只保留了一个剧团,大量戏班因为不符合艺术水平和机构设置等方面的严格要求而未获 登记,这些未经登记的戏班均被遣散。诚然,幸运地通过登记的少数剧团的市场空间确实在短时期内得到大大拓展,然而在剧团数量急剧减少的境况下,无论如何不 能期待整个戏剧演出市场和演艺行业会因此呈现繁荣景象;更何况这些仅存的剧团也很快因为种种原因陷入困境,这些原因我们将会在下面提及。

    戏班登记既是改人这项重要活动得以成功实施的象征,同时又对留在戏班里的所有艺人形成巨大压力。剧团的整肃固然会涉及到大量演艺人员的生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遣散回农村的艺人幸运地不需要再经受教育和改造。现在我们就要提及留在戏剧业内的艺人在教育改造过程中的命运。

    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忽略的,那就是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派驻到戏班里的戏改干部,甚至包括负责戏剧领域的业务指导工作的各地文化局和文化馆的领导与业务人员,他 们基本上不是戏剧业内人士,更直接地说,他们多数并不懂戏剧班社和演出市场上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一整套制度与规律,然而他们却拥有 教育 改造 艺 人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有资格和自以为有能力对戏班和艺人进行教育、指导,完全是由于戏剧之外的原因。无论是组织各地艺人学习时担负着教育、指导重任的文化 干部,还是向那些较有影响的戏班中派驻的戏改干部,赋予他们面对戏班与艺人们时无可怀疑的强势地位的原因,主要不是艺术、戏剧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源于他 们作为新政权的代表拥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包含了代表着新社会之象征的一整套制度、观念与价值,而在这套新的制度、观念与价值面前, 中国古老的戏剧行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为艺人们熟稔的那一套行业规范,却失去了所有支撑,更无法回答艺人在新社会如何自处这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看,我们可 以清晰地看到,那些以政府/ 穷人代言人的角色进入戏班的干部们在艺人面前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威权,他们带给戏班的是一种迥异于千百年来戏班艺人们习惯的观念与意识,而与之相对的戏班以及艺人们,除了自己熟知的那些已经被宣告为即将被新时代淘汰的 落后思想 的传统以及习俗以外,却没有任何的理论资源可资运用。以这样无助的心境面对戏改干部,他们除了顺从以外几乎完全无所作为。

    艺人的弱势地位还包括更多原因。我在50 年代初剧团登记的原始材料中很偶然地发现一个令人玩味的现象,那就是戏班中年以上的艺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历史问题 。 由于戏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边缘地位,难免会有相当多身份复杂的人混迹于其中,而战争以及社会的急剧变迁,更增加了一些出于避祸之类目的而进入戏班的成 员。更何况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艺人,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也很难避免与当时政府要人的交往,而这样的交往在后来的年代里也是必须 讲清楚 的历史斑痕。在50 年代初那种个人很容易因 历史问题 而遭受严厉惩处的时代,他们自然会更趋向于以积极主动地向新政府靠拢的姿态,更自觉地去歌颂 新社会带来的好生活 ,以尽快获得信任。

    然而,文化馆以及由政府派至戏班的干部在理论上的强势地位还不是艺人们必须面对的全部。事实上同样强大的威胁还来自于戏班内部。就戏改初期而言,出于利益 的和其它更复杂的原因,正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秩序发生的巨变一样,戏班内那些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学徒、底包和杂工等等,更为 新社会 的 来临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显然是一股更愿意接受新思想和新价值观的力量,更容易成为戏改干部们利用和依赖的对象。在一个以自然状态存在的戏班里,他们因为缺 乏专业技能而无足轻重,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戏班经营的其它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仅所得报酬微薄而且时时有被遣散的可能。但是戏改给他们创造了机 遇,只要尽快接受那些对于他们非常之有利的新思想,就有可能改变此前在知名艺人面前的卑微地位,对于任何人这都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任何一种思想—— 无论是新是旧—— 总是对那些会因此获益的人们最具吸引力,戏改所提倡的新的价值观因之必然引起戏班里的下层演艺人员更强烈的反应。实际情况正是如此,50 年代初改制后的许多剧团,都是这些学徒、底包和杂工 觉悟 提 高较快,因而得到了更多信任而被任命为领导或者进入了领导层,借时势变迁终于得到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戏改的改人过程中,艺人们除了受到 来自于外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戏班内部发生的话语权的置换也非常之关键。在这个置换过程中,艺术水平的高下突然成为次要的因素,相反,由于以艺术为轴 心的旧价值被彻底颠覆,曾经在戏班乃至在戏班常年演出的地区声名卓著的那些名艺人,他们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并且越来越显自卑。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徐汝英晚年回忆中的焦点。她总是幽幽地感慨,说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 戏没有演够 。 徐汝英戏没有演够一方面是因为她以前在戏班里擅演的许多剧目,在新组建的剧团里不再得宠,因此那些当年令她在观众中获得盛名的辉煌业绩渐渐成为历史;但更 重要的原因是演艺人员在观众中的影响、他们的市场号召力不再是决定其声望与地位的关键,新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培养一批更具忠诚度的新人。比如说 浙江婺剧团招收了一批新学员,而这些年轻演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起而代替了上一代20 刚出头的、戏改前就已经成名的 艺人,成为剧团最受宠的主角。在20 世纪50 年代,各地戏剧领域新的格局的形成,是与一大批年轻艺术骨干的迅速成长分不开的,新人被吸收到已经被纳入政府体制的剧团,地方政府与剧团领导很自然会觉得应该想方设法培养这批青年演员使之尽快成材,于是就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这些年轻演员上场担任主角,让这些 新中国 自己培养的艺术人才 占领舞台 。如此一来,相当多正处于艺术创作的巅峰状态的优秀演艺人才不得不过早地退出了舞台中心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50 年代以后戏剧艺术的整体水平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人改变了金华衢州一带婺剧界艺人们的内部秩序,曾经如此受人追捧的徐汝英开始从中心向边缘滑落。五十年后回头重新看待中国戏剧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不得 不努力拂去遮蔽在历史表层的重重迷雾,重建当时的特殊语境。如此我们才能发现徐汝英这样一代知名演员身份地位的变化并不是一件小事,而且无论是动机还是结 局都不像她们当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

    因此,戏改中的改人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过程。

    1949 年 以后,被派驻到戏班里的戏改干部们一般会按照农村土改的那种既定模式,首先发动艺人、尤其是在戏班里地位较低的下层艺人及杂工们诉苦,以唤起他们作为受迫 害者的复仇情绪;如同土改那样,戏班里的经济模式被干部们按照新的分配观重新叙述,戏班财产拥有者所获得的收入被解释为对艺人在舞台上所付出的劳动成果的 无偿剥夺,艺人们之间收入的明显差距,尤其是配角相对于主角收入差距极大的状况,也被解释为只有 旧社会 才会存在的剥削与压迫。

    按照新社会的价值观,这种社会分配不公充分体现出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被认为是充满剥削压迫的制度,戏改伊始,各地普遍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首先是将原来由班主私人拥有的戏班,改造成由艺人们共同拥有的戏班。这样一来,戏班班主置办的戏装、乐器等财产实际上等于无偿地改属戏班内所有艺 人,这类新戏班称为 共和班 。 全国各地除了很少几个戏班(如梅兰芳领衔的梅剧团)出于统战的需要被特许保留班主制以外,都在很短时期内完成了这一改制过程。当然,和同时期的土改相比, 戏班的改制过程相对比较温和,许多老戏班的班主顺水推舟成了改制后的新剧团的团长,大荣春的班主徐东福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在名义上损失了戏箱却仍然能保 有对戏班的控制权,虽然再也不能依赖于多年置办的戏班财产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收益,仍有机会作为剧团管理人并且因其对表演剧目和市场的运作的经验获得薪 酬,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想不到为了改变那种被认为是让底层艺人受剥削压迫的分配制度,新成立的 共和班 收入分配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决定,由全体演职员决定每个演职员的收入比例,这一措施反倒对戏班的运营引起更大冲击。1950 年河南一位戏改干部在参加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时检讨了当时采取的上述措施,认为戏改中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是 表现在制度改革的急于求成,机械地搬用了土改中的一套,有人把经理名角看成地富,把底包看成贫雇农,发动底包说理、诉苦,向经理名角斗争,强迫把经理班改造成共和班。用 民主评议 方法去定分股的高低,引起名角分钱少不安心。虽曾提出 要在照顾底包的基础上适当照顾名角 ,但没做到,因之又有了除分股外,又干抽多少票或多少钱的制度。这就是对 民主评议 的修正。”[⑤] 这样的修正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在简单化的平等观念支配下,通过 民主评议 的 方法,在以一人一票的形式决定戏班收入的分配比例,注定会导致知名演职员的收入相对下降,而像戏班这种几乎全部依赖于名角的号召力赢利的表演团体,表面上 的、简单化的平等实际上只会趋于更本质性的不平等,因为它必然使优秀演职员所创造的市场价值与其收入之间出现明显距离,无异于底包对名角的剥夺。新出现的 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名艺人的情绪,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戏班在演出市场中自然形成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遭到的破坏,让我们看到了后来将在农村地区普遍实施的 大锅饭 制度的预演。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早在1951 年前后,这种貌似更公平的分配制度对戏班经营带来的恶果就已经普遍呈现,如同河南那位戏改干部所说,各地都不得不通过种种方法对之做出必要的矫正,以维持戏剧演出市场最低限度的发展。然而在50 年 代初那样一个狂热的时代,以诸如戏班和演员的生计以及保证民众的娱乐需求等等理由为旧的戏班体制与分配模式的合理性辩护,实在缺乏起码的说服力;而推翻旧 制度,领导艺人、尤其是底层艺人走翻身解放之路的迫切而高尚的愿望,则有着无可对抗的雄厚的理论支撑。于是,偏重于充分体现表演艺术水平高下而有利于戏剧 艺术发展、提高的看似不平等的分配模式,总是不断让位于偏重于体现曾经备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翻身愿望的分配模式,而采取何种分配方式,始终是戏班/ 剧团以及戏剧表演艺术兴衰的强大杠杆。无论戏改以及新政府的戏剧政策中包含多少激动人心的理想,最终总是会触及到戏班/ 剧团运营过程中这样一个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分配,并且因为对这一问题不同方式的回答,而直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戏改对艺人的影响之复杂性,以及艺人身份地位变化带来的影响之复杂性,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有关 翻身 的历史叙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止一部当代戏剧史提及解放后艺人们翻身的喜悦之情, 旧社会我们被称为 戏子 ,在新社会我们当家做了主人 。由于心怀翻身的感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戏剧艺人们主动接近与靠拢新政府确实是屡见不鲜的常态,但我们不难逐渐发现背后的蹊跷,原来那么真切地体会到 翻身 的感觉的艺人很快发生了分化,其中至少是那些曾经风光的优秀艺人会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这场革命或改造的牺牲品。而且事实上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于那些大小名人,随着代表了这门艺术之水平、作为它的 四梁八柱 并因之决定了这个行业兴衰的优秀艺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受到抑制,一般演职员的未来也就可想而知。

    确实,1949 年以后艺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但是如果要简 单地说他们就因此翻身做了主人,还有许多值得质疑之处。比如说,戏剧演艺行业在社会上一直有很大的自由度,历史上艺人习惯于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戏班间流 动,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种自由流动的可能给戏班老板构成了无形的压力,迫使戏班不得不向艺人们支付与他们为戏班创造的商业价值相当或基本相当的薪酬,使 艺人足以在技艺与收益之间达到均衡状态。然而,翻身做了主人之后的艺人却再也没有选择在哪里唱戏、以及在哪个戏班唱戏的权力,他们都被固定在一个剧团内, 演员在剧团之间的流动,尤其是主要演员的流动,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⑥] 也正是由于陷于这样一个无法流动的格局中,艺人的薪酬完全可以不再由他们的技艺能力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在感觉其收益与自己创造的价值不均衡时 用脚投票 的权力,失去了用以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在丧失了对自己的支配权的同时也丧失了对戏剧/ 剧团的选择权。

    戏改以后,剧团、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经历了巨大变化。戏剧演出行业在社会上一直颇具争议,历史上针对艺人形成的种种歧视性的不成文法对他们乃至对整个戏剧行业的压抑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一直位于社会底层之下的艺人1949 年 以后是如此真实地体会到社会地位提高的喜悦与兴奋,但实际的社会发展进程并不像事先的设计那样简单。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说法,说是解放前只要把黑道摆平就 可以顺利演出了,但是解放初一度却变成谁见谁管的局面,无论是工商、税务、公安、教育、新闻还是文化部门的干部,都有权干涉戏班的演出。因此,虽然在名义 上艺人们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作为艺术家而受到尊敬,他们的优秀代表作为社会贤达而获得了此前从未有过的显赫地位,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地区、一个剧团和具体的 事件时,那种表面上的光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按照《人民日报》1952 年的一篇社论所说,确实有相当多地区的戏改干部 不 是把戏曲艺人当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当成祖国戏曲艺术遗产的保存者和继承者;对于全国戏曲艺人三年来政治觉悟与爱国热情的显著提高,也完全加以忽视,而单 纯强调其落后的一面,不是诚恳地、耐心地帮助他们进步,而是对他们采取了轻视的态度,甚至象旧的统治者那样地压迫他们。”[⑦] 戏剧艺人之所以一直背负 落后 的 恶谥是由于哪怕进入了新社会他们也仍然需要以戏谋生,戏班并不能真正依赖宣传新社会的宏伟理想赢利,因此绝大多数戏班不得不遵从一般观众的审美趣味,大量 演唱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轩辂不入的传统剧目。谋生的需求在新社会的干部们眼里已经流于庸俗一路,更至于为谋生演唱颂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与封建伦理纲常的 旧戏 ,艺人们这样的思想境界普遍不见容于新社会,自是可以想见。然而要让艺人们 进步 到摧毁自己生存之根本,这样的 进步 实在太难为他们。更何况即使戏剧艺人真正按照戏改的标准 进步 了,毕竟他们也只不过 进步 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而且是使用方法与使用区域受到严格限制的工具,当家作主的感觉始终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个非常之抽象的层面。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忽视这种抽象的主人翁意识,因为它在促使当年诸多艺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戏改的过程中起着特别关键的作用,尽管这种积极主动的背后包含了复杂的动机。回到50 年代初,这样的历史现象实在值得沉思,曾经有过那么多知名艺人至少是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戏改的衷心拥戴,并且程度不同地参与到对传统戏剧现存秩序的彻底改造过程中,我们甚至还会看到从梅兰芳到徐汝英这样整整一代知名艺人 自愿减少薪金 的奇怪现象,[⑧] 而即使从最简单粗浅的层面看,戏改的政策导向之不利于艺人、尤其是不利于名艺人也非常之显然。因此值得反思的是被称之为 翻身 的这种兴奋与冲动是否确实有那么大的魔力,能令一代正当红的知名艺人自贬身价?

    只要拉开视野就会看到,在20 世纪的整个国际共运中,类似的现象实在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当年曾经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奔向延安,在1949 年 国共易帜的过程中那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困难留在了大陆,甚至辗转从海外归国;甚至在韩战结束朝鲜南北分治时,也有一大批南方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 投奔到北方。时过境迁之后我们会惶惑不安充满疑虑,何以有那么多智力超乎常人的社会精英在最需要理性与智慧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此后让他们甚至都不敢言悔的选 择。我们确实悲哀地看到,在时势与社会的动荡变迁过程中,那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勇于为社会进步与发展承担自我牺牲的社会精英做出的不可思议的选择经常带 来无法挽回的灾难,而相反,那些被视为群氓、只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的芸芸众生,反而成为令社会回归理性的健康力量。每次社会重归理性状态,总是由于人作为 普通人的那些最自然的需求与愿望得到了更多尊重,比如说戏剧的价值从理想主义、纯艺术或者高深的哲理层面退回到娱乐,而戏剧艺人重新把赚钱养家糊口当作比 担任意识形态宣传机器或者 思考人生 更优先的选择,人以更像人的方式生活,追求一些更实在的东西。伪理想主义的道德泡沫破灭之后,现实的人与本真的人性终于浮出水面,回到被 之前的原初状态,历史走过的却不只是简单的循环。

    去年在武汉,我访问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湖北省文化局戏剧科担任戏改干部的王俊先生,她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对当年的戏改干部经历感慨良多地说,戏改干部好象从来就没有正确过,总是在犯错误,因此老是需要上级不停地来 纠偏 。 王俊的感受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了此前数十年里戏剧政策动摇不定的事实,同时更令我们沉思在这样的动摇不定的背后,究竟存在哪些因素的角力。几十年改人的历史 进程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新政权奉行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戏班、艺人、观众现实的需求之间、与中国戏剧内在的运行规律之间强烈的冲突。可惜在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艺术语境一直是孕育狂热的理想主义的肥沃土壤,每次短暂的 纠偏 过后,那种颇具摧毁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又能找到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于是又需要新一轮 纠偏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庆幸还有经常性的 纠偏 ,然而身居其中的艺人们在不间断的改造中遭受的心灵伤害又何以弥补?诚如凌忠介公《赋得薄命词》之叹, 伤心拍遍无人会,个是杨家旧阿环

    发表于《上海文学》2002 年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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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引自《浙江省民间职业剧团概况表(一)》 剧团成立经过 栏,浙江婺剧团填报,金华市档案馆藏,卷宗号:82-3-106

    [②] 河北省文化局:《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管理工作的报告》(195556 日),《中国戏曲志· 河北卷》,中国ISBN 中心1993 年出版,第769 页。

    [③] 张庚主编:《当代中国戏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版,第3233 页。

    [④] 数据源于文化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1999 )》《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分剧种数》表格,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出版。

    [⑤] 河南代表周奇之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自作者原稿,文化部戏改局档案,1950 年永久第7 号。

    [⑥] 50 60 年代文化部门多次颁布限制艺人流动的政府文件,除东北、华北地区普遍颁布了禁止 挖角 的文件,文化部也下发了关于加强流动演员领导管理、坚决制止挖角行为的通知,参见《山西省戏曲剧团社会主义协作公约》(195897 日),《中国戏曲志· 山西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年出版,第778779 页。

    [⑦] 《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人民日报》19521116 日社论。

    [⑧] 比如中南京剧工作团的高百岁、陈鹤峰自动要求把薪金降低到过去的十分之一,见《当代中国戏曲》第3435 页;上海的李少春、袁雪芬等则要求取消保留工资及降低工资级别,《新文化报》为此发表社论《立志作一个普通劳动者》,见《新文化报》,19581026 日。

  •     中国戏曲的原创期应该是在宋代,其形式是“北方杂剧”和“南方戏文” (温州杂剧)。追根溯源,中国戏曲的原始期是中国古代的傩(nuo,音挪)戏。傩戏是在傩舞的基础上慢慢发展的一种“驱鬼逐疫”的戏剧祭祀形式。先秦周代 的时候,取名为“傩”,其祭祀的核心人物是黄帝的后裔“方相氏”,其特点是脸戴面具,手持武器。古老的傩戏和傩面具如今在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地都有 遗存,中外游客一睹为奇,光怪陆离的傩面具也作为旅游工艺品广为出售。傩戏是中国戏曲最原始的表演形式。我们在婺剧深层次、多学科交织的研究中惊喜地发现,婺剧中也有傩戏的珍贵遗存,那就是金华八婺等地的老百姓非常熟悉、相当喜欢的婺剧“三跳”。

    小花脸“跳魁星”


      “跳魁星”由婺剧小花脸(三花脸)表演,第一夜化装出场,穿魁星衣,半雌雄打扮,戴上嘴巴会动、眼睛传神的头壳面具。左手捧斗,右手执笔,在“魁星 锣”伴奏下,走矮子步上场。出场亮相后,由乐手高念四句:“魁星出华堂,提笔写文章,麒麟生贵子,必中状元郎。”隔日演出,就光戴面具表演。
         魁星,又名奎星,神话中主宰文运兴衰之神,亦被奉为中华民族的“文学之神”。魁星是指北斗星中形成斗形的四颗星的总称,又指离斗柄最远的一颗 星。魁星传说有二。一说她是某皇帝之女,相貌极丑,却满腹文才,得中状元。后来招了一个年轻俊秀的驸马。洞房之夜,驸马打开红盖头,一看其貌,当场吓死, 她也以身殉情。皇帝十分悲恸,将两人葬于一穴,祈祷天庭:“女儿得中状元,但不能如愿以偿,死后天下的状元郎均由她点。”一说魁星是某官员之女,容颜丑 陋,但才华横溢,正直无私,到京城应考,名列进士。可是在殿试时,皇帝见其如此难看,当场除名。她悲愤交加,撞死在金銮殿的廷柱上,血染玉阶。试官们深感 痛惜,将其文章呈于皇上,皇帝一读拍案叫绝,但又后悔莫及,于是下旨:“才女生时,朕不能封其状元,死后天下的状元均由她用朱笔点之。”之后,以国葬待 之。才女撞死金殿后,一缕香魂袅袅升天,被玉皇大帝封为魁星神。她变成一位美丽端庄的魁星女,住在北斗宫,主宰凡间状元的甄拔和天上星宿的归位。倘若下 凡,仍化为原形。跳魁星,旨在祝愿青年学子们刻苦攻读,得中高魁。

    婺剧老生“跳加官”


      “跳加官”,由婺剧白面老生(老外或副末)头戴面具、身穿蟒袍表演。台步沉稳,从容不迫,最后亮出“天官赐福”、“一品当朝”、“风调雨顺”、“国泰 民安”等条幅。传说,加官出现在唐朝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贞观之治。到了唐玄宗(明皇),兴办梨园。一次为酬神演戏,唐明皇命杨贵妃唱花旦,自己演小花 脸,独缺老生,特请三朝元老魏征来演。魏征见圣命难违,又怕让朝臣们认出,就戴上白面具上场。因老态龙钟,只有出示预先写好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等条幅。演毕,众人方知是元老魏丞相。唐明皇眉开眼笑,将在场看戏的人都加官一级。“跳加官”旨在祝福神州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祝福仕者晋级加爵,飞黄腾达。

    婺剧大花脸“跳财神”


      “跳财神”由大花脸表演,身穿黑蟒袍,头顶铁盔,脸戴面具,手捧闪亮的金元宝上场。传说财神是赵公元帅,真名为“公明”,亦称赵玄坛,因玉皇大帝封其 为正一玄坛元帅故称。他是陕西终南山人,自秦时避世山中,修炼得道成仙,其貌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铁鞭,身跨黑虎,能驱雷役电,除瘟禳灾,主持公道, 凡求财者均能称心如意。
      传说,有一次婺剧高腔“赵文锦班”出外演出,在乘船中遇到狂风巨浪,船上的行头因翻船全部沉没江中。班主赵德贵被江上的渔夫救起,赵德贵感恩不尽。后 径自入财神殿叩求了三天三夜,等回家后发现天井中的三个大水缸发出闪闪的金光,赵德贵走近仔细端详,原来装的是满满的大小元宝。日后,赵班主除了重新添置 三套最好的行头以外,将多余的元宝都分给村中穷苦的百姓。从此,戏班子与日兴旺,财源滚滚而来,为了感谢财神的护佑,在正本戏演出之前一定要表演戴黑面具 的“跳财神”,祝愿天下的人们广进财源,发家致富。
      我们在前面发表的《南戏的活化石:婺剧高腔》一文中,论述了婺剧四大高腔源于南戏。本文解决了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古老的婺剧中有中国最 早的戏曲形式——傩戏的遗存。“婺剧三跳”是中国傩戏在古老婺剧中的“活化石”。由此,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婺剧发展的脉络,那就是“傩戏”→“南戏”→ “婺剧”。
      我们认为,群众喜闻乐见、吉祥如意、短小精悍的婺剧“三跳”不能作为一种“古董”放在历史博物馆中把玩,而应该精心打造,不断创新,使其成为婺剧复兴 的“前奏曲”,成为金华旅游文化中最富特色的“艺术精品”。(洪波  明骏)

    转自 http://www.wujv.com/article_view.asp?id=128

  • 婺剧民间演出的套路,网上抄来的。来自《婺剧简史》,婺剧与南戏的关系部分。这里的“九关”我小时候看戏的时候就很多没经历过了,下面斜体部分为我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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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婺剧各戏班演出一般都要“过九关”:

    第一是闹台(东阳三合班是“小鼓头场”。昆腔班是“三五七”头台,徽班是闹“花头台”)。//我只听过“花头台”,现在婺剧闹台好象都用这个了吧,不分那么细了。“花头台”土豆上有

    第二是.打台(戏班中的武手表演各种跟斗和特技)。//未经历,不过据说有些地方的演出是有这一项的,又据说现在有的戏班是用歌舞表演代替之,甚至把闹台省掉了--极不妥。

    第三是踏八仙(共有八种,即小八仙、、大八仙、文武八仙、对花八仙、偷桃八仙、三星八仙、天官八仙、五路八仙)。//今日才知道有这么多种”踏八仙“

    第四是“三跳(跳魁星、跳加官、跳财神)。跳魁星是由小花脸表演,第一夜化装表演,穿魁星衣,戴头壳,半雌雄打扮,嘴巴会动,眼睛传神,左手捧斗,右手执笔,走矮子步,一出场亮相,后台就念:“魁星出华堂,提笔写文章,麒麟生贵子,必中状元郎。”隔日就光戴面壳跳了。“跳魁星”旨在祝愿后生(青年)来日得中高魁,光宗耀祖。魁星又分文武,文魁点文状元,武魁点武状元。“跳加官”,是由白面老生头戴面壳,身穿蟒袍表演。“加官”传说是唐朝的魏征。....../*(此处省略魏征介绍若干)*/  ,加官一出场,就出示条幅,向大家祝愿:“一品当朝”、“天官赐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跳财神”,由大花脸扮演成财神老爷,头戴面壳,身穿财神蟒,捧出大元宝,祝福大家招财进宝,恭喜商人“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然后是“副末报场”,婺剧高腔以前演出前总由副末出来讲戏的主旨和大意。此人有的叫“鸡爪疯”,。其左手装有疯病,走路也是慢吞吞的,据说是一位戏神投胎的,他知道世上所有的事和戏。而南戏的演出,也是由副末出场,讲叙故事概括以求赏。

    //”踏八仙“与”三跳”我所见一般是头一个夜场与最后一个夜场演出的,魁星的词与加官的幅二次演出好象不尽相同。跳加官与跳财神在舞台上是二个“大对头”,前者表演是慢慢悠悠的在小锣的伴奏下走一圈放一条幅,俗称“白面”;后者的表演是风风火火的,俗称“金面”,放鞭炮、给红包一般放在这个挡口。“白面”唯一比较快的动作是当“金面”上场的时候,“金面”一般在“白面”要下不下,回过头来好象还要走回场时“冲”上场的,这时“白面”迅捷的就下去了,所以人们一般认为“白面”是怕“金面”的。“副末报场”未经历。

    第五是“三折”(即三出折子戏。如徽班要先演《百寿图》、《渭水访贤》、《百仙求寿》,昆班要先演《采莲》、《思凡》、《山亭》;东阳三合班要先演《五代荣归》、《班超劝农》、《山伯访友》。//现在好象都没这么讲究,一般就一个小折子,如《哑背疯》、《小尼姑下山》之类的作垫场

    第六是“闹二台”(徽班演奏《水龙吟》,昆班演奏《到春来》。//有些戏班好象没有的,至于演奏什么我是听不准

    第七是“一本”(就是整本戏。“三折”后,徽班演《碧桃花》,昆班演《火焰山》,东阳三合班演《合珠记》)。

    第八是“后找”(就是最后再演一个折子戏酬谢观众。徽班演《刘海钓蟾》,东阳三合班演《九世同居》,昆班演《济贫》)。

    第九是“状元拜堂”(由戏班中的小生和花旦身穿官服和风冠霞帔,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是夫妻对拜,最后向观众行礼,然后下场,戏文到此结束)。//第八、第九项都未经历过“过九关”估计是非常古老的习俗了,现在很多省略简化了,都照上面来根本不够时间演戏

  •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喜欢寻求捷径。在任何领域,捷径确确实实存在。如若我们需要从A地点到达B地点,在信息足够的情况下,我们总是 可以找到最佳路线;而从速度上来看,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当然会存在时间花费上的差异。而做任何事情好像总是存在所谓的“窍门”,一旦掌握那些窍门,事儿做 起来就确实又好又快。记得我小的时候从母亲那里学会用事先烤热的刀切面包——这样面包就不会碎,也不会有面包屑黏在刀片上。许多年来,不知道多少朋友在见 到我如此切面包的时候表现得惊诧莫名,瞪大一双说着“我怎么就不知道!”的眼睛。

    不过,捷径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有些事情也确实没有什么窍门。尤其在学习的领域里更是如此。学习不是瞬间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搞定的事 情,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漫长到可以轻松划分为若干个阶段的地步。然而,任何有意义的过程都有共同的特征——有些阶段就是无法跨越。这就好像人类生育一 样,从怀胎到分娩,大抵上是十个月,没有什么捷径,没有什么窍门,不论母亲聪明灵巧与否,正常情况下就是怀胎十个月。漫长的学习之路上,偶尔确实存在捷 径,但因为并非处处存在捷径,于是那些时时刻刻都在寻求捷径的人就会吃大亏,显而易见的就是他们事实上等于时时刻刻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在没有捷径存在 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还在坚持寻找捷径;而很可能因此从未走到真正有捷径存在(极少数情况下)的那个路口。

    全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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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触最深的是其中的“一万小时原则”,积累啊真的很重要。英语本人也学不好,也没什么进步,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坚持那么长的时间;但史书倒真的读了好长时间了,长时间的阅读的效果我至自知。做任何事情都是靠的长时间的积累,文中最后一段对所有欲有所成者都适用。

    三年。牢记这个期限。它会让你不骄不躁,它会使那些诱惑(比如鼓吹“速成”、“技巧”之类的教材、培训)在你面前失去任何吸引力,它会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陪伴你一路走下来。走到尽头回头远望的时候,三年时间很短。但是在起点上,三年却显得很长。起点上的你只有一个办法,用你的心智去理解三年时间真正的长度。而后心平气和地干活去吧。

  • 2007-03-26

    婺剧 - [他山之石]

    Tag:转载 戏曲

    问题系列的文章还没有完成,最后一篇总归是比较难写的,先贴个有关戏曲的东西,上个课先,以后再来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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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婺剧,俗称金华戏,是浙江省的主要戏曲剧种之一。它流行于浙江金华、丽水、台州地区和杭州地区的建德、淳安、桐庐,以及赣东北一带,因金华古称婺州,1949年秋定名为婺剧。

        婺剧中的高腔有西安、西吴、侯阳三种。婺剧中的昆腔,是南昆流传在金华的一个支派,称金华昆腔或“草昆”。戏院婺剧中的乱弹,亦称浦江乱弹,由安徽太平(今当涂一带)和旌阳(今旌德)经天目溪流入浦江等地,现安徽已失传,唱腔以〔二凡〕和〔三五七〕为主,芦花调〕和〔拨子〕也常采用。婺剧中的徽戏,主要从皖南经新安江流入,今在安徽因受京剧倒流影响,已近失传,而婺剧中的徽戏,却较完整地保存了原貌。它的唱可分为“徽乱”和“皮黄”两类。婺剧班社因其兼唱的声腔不同,分为三合班(兼唱高、昆、乱)、两合半班(兼唱昆、乱、徽戏,而无高腔)、乱弹班(以乱弹为主,兼唱少数徽戏)、徽班(以徽戏为主,兼唱滩簧、时调等小戏)。

        婺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较有影响的剧目有:《黄金印》、《孙膑与庞娟》、《三请梨花》、《断桥》、《西施泪》和现代戏《桃子风波》等。

        婺剧的表演夸张、生动、形象、强烈,讲究武戏文做,文戏武做,所谓:“武戏慢慢来,文戏踩破台”。由于过去服装原无水袖,表演多在手指、手腕上下功夫,亮相、功架近似敦煌壁画的人物姿态,自具一格。且特技表演甚多,如变脸、耍牙、滚灯、红拳、飞叉、耍珠等。

        角色行当分老生、老外、副末、小生、大花面(净)、二花面(副)、小花面(丑)、四花面(武净)、花旦、作旦、正旦、老旦、武小旦、三梁旦、(第三位花旦)、杂(扮演神仙、老虎、狗,由管“三箱”的兼)共十五行。名演员有江和义、徐东福、周越先、徐汝英、周越桂、徐锡贵、王金龙、叶阿苟、郑兰香、葛素云、吴光煜等。

     

  • 最近没什么好写,转个东西吧。作者写得很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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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故乡  发布日期: 2006年10月30日
    细说国史上十大经典预言
    沙梨熊



    1,亡秦者胡
      这条也不用多作解释,为甚么选它上榜,还是看在始皇帝上承三代,下启数朝的份上。单纯从技术层面考量,这条谣谶最多打个3颗星。亡秦者胡,那代秦者谁?既不说清,惹得旁人一会儿“楚虽三户”,一会“陈胜王”的各说各话,乱成了一锅粥。最害人的是逼得治保刘主任非得说自己刚PK了白蛇,学不成许仙,倒做了法海。
      
      2,代汉者,当涂高
      这是一条至今依旧存疑的谣谶。专业精神至少在五颗星以上。从公孙述到袁公路,从曹操他儿子到王浚他老爸,有拆字的,有意会的,五花八门。这暂且不论,王莽厚道一些,是因为他有自个的图谶打底。至于发兵捕不到的刘秀,卖草鞋的大耳朵那是忌讳这个。依偶的愚见,还可以再提几个参照座标。根据原文“汉家九百二十岁后,以蒙孙亡,授以承相,代汉者,当涂高也”。那么勒石以铭的奴隶娃子PK以胡汉后裔自命的刘汉(赵),发家于姑孰的萧道成PK同样自称汉室余裔的刘宋,城头上麻雀高飞的郭威PK后汉,高氏南平PK南汉等等,好像都有可能。各位有兴趣,可以逐一破解,无非三要素,1,时间;2,地点;3,人物。
      
      3,诸葛武侯碑
      这大概是史上最畅销的一个谣谶了。能和它媲美的大概只有那个十八子了。石碑第一次出现大概是隋朝之“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估计史万岁同志当场就晕了,然后此碑就遍地开花,隔三差五就往外冒几个出来。挑一个比较有名的,话说明朝刘基上WC,刚尿到一半,就冒出了一块“金鸡土狗奔马时,留头金刀在此溺”,老刘换了一个地方接着拉,结果又冒出一块“樊岭云雨晨,此间溲浆暖”,老刘往下一挖,又出了一个古墓,进去一看,还有一块“擅闯古坟,弃甲而走,胡人澌灭,天下一统”。整个一四幕剧,刚开始偶以为是喜剧,然后又像似悬疑,进了古墓变成惊悚,最后水落石出原来是主旋律。中间还可以穿插前列腺肥大之类的广告,实在是有趣。
      
      4,X星入南(北)斗
      古人玩星宿,五星为金星(太白),木星(岁星),水星(辰星),火星(萤惑),土星(镇星),还有28宿。然后分别对应。这里只谈一个“萤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主的是天子蒙尘。历史上出现N次,比如梁武帝时就出了一个著名的段子(先是,萤获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以谚云“萤获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但是事实证明索虏没有这个福分,最后应了天象的还是萧衍,被侯景困于台城,一人虽挂,然汉室正统由此得证,吾心尚慰。此像日后在土木之变时,再次出现。总而言之,只要是马丁叔叔一来,皇上就要跑路。
      
      5,十八子
      姓李的皇帝多,那十八子出现的频率自然高。最有名的当数李唐了。抄一首:“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起首二句为李渊之名,后二句指借兵突厥之事(突厥尚白)。此文一出,足够后世的闯王,平西王抱头痛哭一场。还有一首:“河南杨花谢,河北李花荣。杨柳飞落何处去,李花结果自然成”。结果无独有偶,若干年后,又被南唐代吴时盗版了一把:“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无了期”。 如果再算上太真乱唐,那杨李两家还真是九世之仇。不过天生一物降一物,李家也有命中注定的克星。
      
      6,两角犊子干唐祚
      其实,本想用“唐三代后,女主武王”这条典故,不过这只限于武氏一朝,倒了霉的不过小名五娘子,爵封武连郡公,官拜左武卫大将,守备玄武门的李君羡一人而已。这里要谈得是同样流传于当世的另一首诗谶:“首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当时就有人以为是牛姓干唐祚之象,害的牛仙客,牛僧孺先后被弹劾。谁知却应在芒砀朱三的身上。概两角犊子者,牛人也。那位说是不是也指朱邪氏呢,对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发问,偶除了靠一声之外,没有别的回答。
      
      7,宋代之服妖
      这其实是各代用烂了的谶语。反正历次衣冠南渡之后,士大夫总要对着江北大骂一通。不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以前穿胡服,玩胡姬的时候,怎么不说呢。这种例子,偶随便就可以举几个,比如早几年的唐装,实质上还不就是马褂。南宋定都杭州据说是“杭”字分拆即为“兀术”降之意。那么原东北的铁法市本来寓意就是“金失水去”,本可以镇住满洲龙脉,也不知那个文盲又给改成了调兵山市(金兀术当年在此驻兵)。不是偶乌鸦嘴,百年之内,必有异动。幸好本熊早已改投英主了,剃头是轮不上偶了。幸甚,幸甚。
      
      8,死在西江月下
      早前偶趴在网上看明粉和清丝掐架。清丝居然可以考证出朱隶是元顺帝之后,惹得一众明粉上火,偶心下暗想,果然到了本熊出手的时候了。元末明谣曰:“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后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瓮生崖,死在西江月下”。说得相当清楚,元顺帝本是宋末帝的后代(具体推算,有兴趣各位自己去推,解释的对,本熊考虑以身相许)。如此一来就算朱隶是元顺帝之后,靖难也不过是朱明还政于赵宋而已。说句题外话,要论BT,除了法国(法国佬本以为自个是法兰克人后代,说是来自特洛伊赫克托儿的后代,过了几年,把高卢时代的东西给挖了出来,扳起脸来又说是若亚的三儿子亚佛的后代,先定居在高卢,然后一部分又移居特洛伊,再玩东归英雄传,服了他了),还没什么国家能和中华媲美。(法国拜拿破仑这个岛夷,国人拜铁木真这个索虏。实在是士可忍孰不可忍。偶的口号是“宁要同种之路易,不要异种之波拿巴”)。
      
      9,七大奇书
      这就多了去了,推背图,烧饼歌什么的,据说是八国联军一把火燎了圆明园的时候带出来的(不是英法联军烧的吗?),这无关紧要,关键是要够灵验。还真是挺怪的。比如,天地会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海底里都是有讲头的。各有姓氏(天姓兴,地姓旺,兄姓孙,嫂姓唐)。结果民国首任总统孙逸仙,首任总理唐绍议。除了没有断背山情节之外,还真是应验了。还有推背图中“生我者猴死我雕”一句,猴者,猢狲也;雕者,鹰鹫也。党国亡无日矣。
      
      最后一条,偶是个低调的人,一来这次泄漏天机太多,折了不少阳寿,要去观摩几部A片,补一补元气,二来,也要等偶的FANS来个千万点击,才能再度出场。人家有明粉,偶再不济,也有个沙丝,沙迷什么的后援会(注意,寻死的,当和尚的不在此列)才行嘛。

  •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历史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的民族,你很难想象中国人与国外有什么类似的地方,中国人更多的特点是入世和历史的

    在国外是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历史来提供,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言行、功业成就一生的价值,流传后世,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但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域,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是别人的信念,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相信历史,我们相信好人就能流芳百世,坏人就遗臭万年,这是中国人与历史的奇特关系

    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人性。我就想,今天的题目可以说“我们怎么读人心、人性。这种中国人的历史感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它更朴素。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比如依托上帝,它更有灵活性,它会经常在你危难的时候进行救济,镇静你。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所说的因果律,也不像西方人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因果敬畏出于本能和理性,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良知良伦

    中国人的历史感怎么落实呢?在传统意义里面,我们有一整套文明机制来落实这种历史感,而且它是非常普式的,不是特殊性的,而且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文明认同

    这种历史感是非常坚实的情感情怀,做人做事的信念,历史不仅属于过去,也是属于当下,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教育孩子的财富,这种历史感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宗教

    这些史观是出于理智来神化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增加了神秘色彩,这种现象就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得我们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我们发现社会发现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敢说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要求助于专家,专家不行,我们求助于权威,权威不行,我们求助于老外,从国外引进一些大师请我们判断,这很可怕。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判断?人总是要死的,这话没有错,但是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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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soufun.com/2006-04-14/686648_2.html

    不多说什么了,我是一直读史的。

  • 作者对于中国神话的解释的极具新意,而且其对科学与非科学的态度深得我心

    人类曾经被毁灭

    作者:李卫东


    第01章 无情的事实    
    第02章 中国神话的秘密 
    第03章 扑朔迷离的月球  
    第04章 科学家眼中的月亮
    第05章 地球以外有生命吗 
    第06章 人类的起源   
    第07章 神造人的经过   
    第08章 人有两套生命系统
    第09章 天地分离     
    第10章 毁灭人类的大洪水
    第11章 修复月球的宇宙飞船
    第12章 人类的第一代文明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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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讲人:姚国华
      地点:清华大学五教5101室
      时间:2004年4月7日晚

      算起来,这是我在清华的第五次讲演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文化与文明”。我想到这个话题,源于前年我在清华演讲的时候,遇到一位知识广博的学生,他说,朱学勤先生的一篇文章,早已把我在著作《文化立国》和《大学重建》阐释的主要思想批判得体无完肤,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1997年发表于《读书》杂志上。这位同学可不知道,我早已一字一句地读过这篇文章,而且读了不止十次。最近,朱学勤先生在凤凰卫视又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文化革命与“文化革命”》,阐述了他对于中国这一百年来社会发展的看法,很多观点的确惊世骇俗。我也读得非常仔细。我要说葡萄牙,我与他的基本思路,是截然对立的。而一个思路与你相反的人所给予你的启发,往往比一个思路与你相近的人更多。所以,我经常愿意探讨一些与我相对立的观念。(笑声)

      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讲文化与文明两种思路的对立。文化与文明,在当今大多数人观念中,没有太大的区别,朱先生那里就是这样。我们先看看两者之间的差异。文化,强调的是“化”,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富有生机与活力,尤其强调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的精神内涵,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文明,强调的是“明”,强调所达到的程度、水平与状态,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客观地把握的结果。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区分。文化是culture,原义是耕作与培养,强调生态的过程;文明是civilization,原义是城邦、礼仪与风俗习惯,是物化的生活,被认同的客观规则。文化与文明两者都是人所拥有的,但文明倾向于达到的结果,文化倾向于创造过程中主体拥有的心灵状态。但是,今天大家谈及的文化,包括许多学术概念的文化,媒体舆论上的文化,大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指的是某种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倡导文化建设,通常是打几个条幅、喊几句口号、表演两台节目、搞几项文化工程,它们是做出来的、表演出来的,是一种铺张、排场和摆设,是一种形式化、外在化的东西。(笑声)我们平常说的传统文化,也不再是活的文化了,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已经死去,已经定型,而不再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运行着的文化。

      在中国人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起作用。文化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而言,是存在于人内心并支配着主体言行的精神内涵。就此而论,今天人们所说的文化通常并不是文化,而是文明,即脱离了人之外的已经存在的文化结果。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就它关注的重点不同,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其实,美国人也承认,他们注重文明思维。在全球化的时代,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既定力量,每一个民族无法摆脱,它就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中心的文明力量。小布什总统是这种力量的典型代表。“9。11”之后,他不断强调,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两个立场,一个是文明的立场,一个是野蛮的立场,大家只能在两者做出选择,没有中间立场!我代表文明,拉登代表野蛮,要么支持我,要么支持拉登。文明与野蛮,变得如此简单!如今世界上物质化的、现实化的文明,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于是,我们把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已经达到的状态,作为追逐的最终标准,并用它来衡量现状中的一切。这种思维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的命运。今天中国的主导思维也是文明的思维,美国人今天的状态,就是我们明天要达到的状态。我们口里不说,心里实际已认同了这一点。(笑声)只有一个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活力的人,具有独立思考的人,选择着、探索着、创造着的人,才是文化的人。然而,这种文化状态,在中国沉默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是一个文化缺席的社会。

      我想引用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论述,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也看到了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他承认,在德国以外的世界中,对文化一词并不看好,英美思维主要是文明思维,他们秉持经验主义,以看得见摸得着、现实的东西为目标。英国文化较早就成熟了,经验主义的思维从中世纪后期、宗教改革中已经成型,这种思维在美国的强大过程中被再次强化。但是,在德国人的思维里,有更多的文化色彩。最早的宗教改革者是马丁?路德将德国人的心灵引向更深的文化状态,他告诉这些处在封闭的欧洲中部的德国农民:上帝不存在于彼岸,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只要你虔诚地信仰上帝,在自己心中与上帝对话,就能通过上帝把握自己。这既培养了人的理性精神,也培养了人的感性体悟。从那以后,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区别于西欧各民族。他们看上去沉默寡言、古板严肃、不懂幽默,甚至不会微笑,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内心世界里的冰山一角。他们内心的充实,我们可由德国的音乐、哲学、文学里略见一斑。德国艺术家不屑于创造绘画这样看得见的具象化的作品,而更愿意创作音乐这样流动的抽象化的作品。绝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来自于德意志世界,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成为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奥地利也属于德意志世界)。马丁?路德之后的加尔文宗教改革,则通过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寻找上帝,关注的目标是对象。德国执着于文化,英法则更创造文明。

      加尔文教改革之后,英法等西欧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德国并没有,德国人保持着中世纪那样简单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从日常生活上德国人是落后的甚至原始的;在政治、经济上德国人没有什么起色。但是,德国有最虔诚的基督徒和最深刻的哲学家,而且,这些哲学家一律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所以,德国古典哲学又称为德国唯心主义。德国哲学的个性特征、思想深度和自由精神,都是其他民族的哲学难以企及的。德国人在音乐和文学艺术上,也达到了世界的巅峰。就连德国的语言,也是最深刻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德国仍然无动于衷。直到拿破仑崛起,法国军队横扫欧洲时,德国人才开始躁动起来。哲学家们精神的、理念的、文化的东西,不能只存在于内心,而要外化,要异化,要走向现实世界,要在物质领域中发展,最终回归精神领域。比如说,普鲁士人要走出内心世界,决心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强大国家。但是,他们的思路与中国人的思路很不一样,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中国人认为是洋枪洋炮厉害,于是赶紧去购买。普鲁士皇帝却意识到,国家要强大,首先得在科学上强大。德语中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还包括所有学问,所有属于人内心创造的文化。在四分五裂、流尽鲜血、割让土地的境况下,文化教育是德意志强大的前提,而要实现文化的崛起,首要的是兴办教育。正在此时,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哲学家费希特,站了出来。费希特是给早期马克思影响很大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文章,几乎震撼了整个德意志世界。德国的精英们意识到,德国要强大,首先要办一所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这时,教育部长洪堡成为内阁中最重要的人物,比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更突出。洪堡用其深远目光和惊人胆识开创了第一所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它就是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就是费希特。我们知道,今天美国有名的研究性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耶鲁等,在十九世纪前都是不入流的大学,直到二十世纪才有点现代大学味。凭借什么完成这种转换的呢?就是以柏林大学为楷模进行改革。柏林大学成为德意志崛起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区。柏林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核心在哪里呢?首先,它是整个民族的精英份子的精神摇篮,是整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而不止是教育未成年人、培训年轻人职业技能的一种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空间,它只有一个目的,促进人内心的自由发展。大学不在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果这样,它只不过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掌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没有大学的。柏林大学在二十年内也很快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十九世纪中期,柏林大学培养的人才,几乎占据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德国的自然科学本来是一片空白,大家想想,尽管歌德对于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但是他的科学思维当时都是可笑的,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自然科学家做出的贡献,比英国、法国和美国科学家们所做贡献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德国的大学由于文化根基深厚,它的独立思考能力、个性特色和自由精神都是任何其他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在位于英法等国强弩之末的情境下,德国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而文化与科学的中心,当然又是技术的中心,当然又是经济的中心,当然又是经济的中心,它当然就是世界强国之一。十九世纪的历史进程相对今天还是很慢的,但普鲁士仅仅用了五十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世界一流的国家,这随后完成了德国统一。德国在很多方面很快地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这就是德国人的文化立国。

      我还愿意讲一些我对于大学的看法。大学是一个文化特区。何谓文化特区呢?最早的欧洲大学象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教会脱离出来的,但它们保持对于世俗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独立性。德国皇帝保证大学的所有经费和开销,大学国家最穷的时候可以无条件地获得皇帝经费的支持。按我们的理解,既然拿了皇帝的钱,德国知识分子都得听皇帝的话。是这样的吗?一定意义上是,连恩格斯都说过,德国知识分子是软弱的、不具备战斗性的小资产阶级。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皇帝保证知识分子在大学围墙之内的学术和思想探索绝对自由。因此,据说有一位教授竟然直接唾骂皇帝,皇帝一不高兴,把他给解聘了,他马上跑到巴伐利亚大学,成为了一名教授。皇帝反省自己的狭隘,用高薪把他重新聘回来。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还用得着跟皇帝对抗吗?不用了。再说一个例子,费尔巴哈本来在神学系,可后来他变成了唯物主义者,他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对他如何惩罚呢?把他从神学系调到了哲学系。(笑声)可见,德国大学真是个文化的自由特区。我们中国有经济特区,可是,我们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要有一个文化特区。中国人今天一想到国家要强大,首先想到的是经济强大,而未曾想到,文化的强大才是国家强大的前提。

      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立国的道路。我把话题引到朱学勤先生《文化革命与“文化革命》上来。朱学勤先生的知识背景可能主要是英美文化与法俄文化的对比。如果他研究一点德国崛起的历史,可能不会得出最终的结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与文化没有太大关联,最好的社会转折,不需要文化的转折,只需要政治制度的转折。政治体制改革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只要政治体制变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认为,法国人变革失败了,正因为他们将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搅和在一起。他同时认为,英国和美国没有文化革命。是这样的吗?英国人早在中世纪末期就实现了他的文化革命,不过,革命进程是平和的,但也是异常深刻的。回味英国的思想史,看看培根是怎么一回事,看看威廉奥康是怎么一回事,看看新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会明白,英国人早就实现了文化变革。如今,很多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强大,是因为建国之初有几十个人关在一所房子里讨论并撰写出一部好宪法。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肤浅理解。试问,美国与南美的区别在哪里?我知道,清华有一位教授曾经说过,美国与南美的区别在于,美国有一部宪法。(笑声)可是在我看来,美国之为美国,在于它是一个由清教徒创立的社会。美国的最早移民并不是清教徒,但我们现在都公认,美国移民的始祖是清教徒,为什么呢?因为清教徒开创了美国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而南美呢?它是由一群一心想要攫取财富的人开拓的,他们被物欲所支配,他们的确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下,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运往欧洲。相对而言,北美的开拓者是一批禁欲主义者,一批虔诚的基督徒,一批要在人间实现上帝荣耀的清教徒。这些人凭借内心的信念和精神,开拓了美洲,发展了后来的美国。所以,美国的成长,也是文化先于政治和经济。

      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灵魂。打个比方,细胞用肉眼无法看到,在显微镜下才可以被看见,细胞之中还有最无形的东西,它是生命的内核。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大脑,支配了人的神经中枢。文化最是看不见的东西,也最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首先都应是文化的崛起。

      近代中国曾经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有文化,但是它早已烂熟,文化之中凝固、定型的东西远远超过其活跃、生机的东西,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创造力。鸦片战争中,我们遭遇到西方强大力量的冲击,但我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的强大,却难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强大。所以,当中国人被迫打开视野,向西方人学习时,只懂得学习别人的文明,直接地说就是洋枪洋炮,大而言之曰器物。在朱学勤先生看来,洋务运动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在设法取得器物层面的进步,跟着西方的文明在前进;戊戌变法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设法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但在我看来,接受西方文明的外壳,这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另一个民族同样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日本。日本原本是一个文化上模仿、自卑而孤独的民族,当遭到西方袭击时,它就想,既然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更为强大,那么,有必要从内心深处向西方学习。中国打开国门时,派遣的只是采购官员,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而日本呢,他没有这么多的钱呀。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插一句,在另外的场合,我多次讲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经济并不落后,甚至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4%,超过今天美国的水平。中国的挨打,不是因为中国一穷二白,恰恰是因为中国太过富裕,西方人穷得不行,都快支付不起从中国进口原料的费用了。(笑声)直到洋务运动时,中国的银子还是很多的。大家不相信也得相信,西方人开发美洲,从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银矿中提取银子,但是,这些银子一半都到中国来了。中国的银子又叫做银洋,为什么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银子是外国人乖乖送来的,有些银元上面还刻有墨西哥鹰的标志。(笑声)为什么西方人送银子给中国呢?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和香料,而中国不需要西方的什么物品。中国人有的是钱,去购买西方现成的枪炮,这种购买是不需要内心世界参与的。日本人没有钱,却有内心的震撼。日本外派的不是官员,而是留学生。当时,德国宰相俾斯麦,一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德国人,凭借德国人固有的文化思维方式,做出了判断:日本将崛起为一个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懦弱、腐败,最后任人宰割。不到三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有世界第六大海军之称的北洋舰队,被一个全国正在饿肚子的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从此,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被注定了直到今天还未曾改变的命运。日本的崛起也是文化的首先崛起。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头像至今印在最大面额的日元上,他是日本第一所大学的开创者。韩国也早有文化立国的口号。连台湾的陈水扁,也早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口号,(笑声)他从一个街头政客登上总统的宝座,这次又连任,他知道只有文化意识形态的手段,才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工具。而在中国大陆,除了我之外,似乎还没有人倡导文化立国的理念。

      回到刚才的话题,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人看看连小小的日本都超过我们了,还让我们赔偿了上亿两的白银,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中国开始反省,但仍然没有反省到文化的深度,而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于是发动了戊戌变法。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反省到的也是这个水平:看来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够,还要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戊戌变法夭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海外,这时,发生了朱学勤先生认为的一个歧途:戊戌变法的这些参与者们,不反省自身的错误,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从此以后,中国就走到了歧路,这歧路的根源就是梁启超。(笑声)我们分析一下梁启超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更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人内心世界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新民说”,要培养新的一代人民,在此过程中,教育和文化建设,是民族崛起的真正途径。梁启超之后,有了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在此我插一句,我不得不佩服,朱学勤先生在有一点上与我是完全一致的。(笑声)如今多数人认为,毛泽东背叛了“五四”精神,他与鲁迅的立场是对立的。朱先生揭开了这层迷雾,他说:毛泽东与鲁迅是一路的。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五四”青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实现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在我看来,恰恰是有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中国的二十世纪才可圈可点,如果没有这些文化人物,中国的二十世纪将是一片平庸。蔡元培的北大,是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所建立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北大开创了中国的二十世纪,没有北大,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大家想想,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北大。没有北大这样一个文化温床,不可能有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也不可能改造后的国民党。(笑声)大家可能并不同意,但是我仍然要阐释一下自己的观点。孙中山的国民党本来一无成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强大起来的关键。军校的一大特点是:与共产党结合,改组国民党,使自身不再是一个会党组织,而是一个文化组织,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这个国民党,成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形成他几十年政权的基础。蒋介石的成功,不在于他是总统,不在于他是委员长,而在于他是校长。毛泽东的成功,也在于他是一位教师。毛泽东早年最佩服的人物是曾国藩,曾国藩令他佩服的地方,不在于军事天才,不在于政治谋略,而在于其文化底蕴、其取得人心的胸怀与见识。毛泽东晚年的时候,在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自己喜欢的称谓不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而是导师。今天,我们把导师叫做老板。(笑声)那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了雇主和打工仔。毛泽东与他的跟随者,是师生的关系,是文化传承的关系。我们再总结一下,中国二十世纪的主要成就,无不是与几所大学、几次文化运动相结合。北大开辟了中国的现代史,黄埔军校成就了国民党的几十年政权,延安的文化运动成就了共产党的政权,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就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面对着强大的西方文明。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堕落的、腐朽的、没落的,只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是最高尚的。因此,我们只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最多的是经济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到了今天,我们才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制度文明,比我们也先进。所以,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媒体以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体制改革是中国未来的核心任务。以上两种思维,都是文明的思维,而不是文化的思维。

      刚才我讲到,德国人和英美人的区别在于,德国人更加强调文化的思维,而英美人更加强调文明的思维。但是,不能否认,英美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力量,只不过文化力量在英美人的眼中不被突出。补充一点,二十世纪美国的强大,离不开德国和俄国的推动。大家想想,十九世纪时,美国没有真正的大学,哈佛麻省等远远不如我们今天的北大清华,而到了二十世纪,美国不少大学成为世界一流,这种转换怎么来的呢?它不仅受到德国大学体制的影响,而且受德国科学家、思想家们的影响。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的、俄国的文化精英到了美国。美国大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还进行过一场大的变革,它们来是注重实用主义的,就是这种理念,使得美国的大学在当时甚至连苏联的大学都无法竞争。特别是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意识到自己文化教育的落后,开始了全民的反省。美国大学脱胎换骨,由注重理工科学和专业教育转向注重人文科学和基础教育。经历了这番变革,美国才能稳住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在中国,不完全是只有文明的思维,我们也有文化的思维,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现着不同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还不太确定,但我尝试着把这个想法说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两个地域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一个以江浙沪为代表,一个以湖南为代表。前者代表了文明的思维。今天,你打开电视会发现,镜头里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带江浙沪口音的普通话。(笑声)朱学勤先生就是上海人,在网上他理直气壮地讲:就是要让上海的干部到中央去,到全国去,主导中国的方向,这是顺应全球化、国际化的合理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千多年来,由于大运河对南北交通的作用,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江浙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内外贸易发达,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江浙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看到更多的不只是自家一复一日的生活,而更多的是物质生产、流通、增值,在这些看得见的层面上,容易找到人生的乐趣,这造就了他们的文明思维:考虑问题从现实、效益、结果等出发,认同强势力量,讲究理性、妥协、计算。

      今天,江浙沪贡献了一种典型观念给整个中国,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笑声)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革命,就是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现实、对抗敌人,讲造反有理,没有道理可讲了,老子就造反。后来,我们讲改革,改革怎么改,争论来争论去,没有什么大道理了好讲,干脆不要争论了,只要认准了一个道理,就能闷声发大财:洋人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这叫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典型文明的思维,按着别人既定的、先进的、有效的方式前进,它带来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财富的急剧增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江浙沪人。

      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带情绪,“我是江浙沪人”!“我是湖南人”!“我是其他地方的人”!以此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任何带有自己特定地域观念及相应立场,都是灾难。只有在不同立场的对话中,中国才能找到希望。

      与江浙沪人相对,湖南人拥有更多文化的思维。湖南人是楚人的后裔。楚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南蛮。中国历史上,有两种重要的野蛮人,缺乏了他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无法书写,我这里的“野蛮人”是指没有文明化的民族,不带歧视和蔑视的意思。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明呈现二元的结构,如果我们叫做父系和母系的话,那么,母系是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乡土中国,父系是来自农业社会边缘和外部的野蛮人势力。大家看看,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的建立,都与野蛮民族相关,典型的中原农民,是不可能建立起伟大帝国的。中国的野蛮民族有两大种,一支是北方蛮族,一支是南方的楚人。春秋战国时,楚人与中原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中原民族是农业社会,守礼,守规矩。孔夫子的儒家文化,强调名教,纲常,伦理,是典型的中原农业文化。而道家文化,强调个性、想象力、自然状态、生命活力等,是楚人文化的反映。楚人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具有不被约束的生命冲动。所以,中国文化要稳定下来,必须依靠中原文化,而中国文化要活跃起来,必须依靠道家文化。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楚人身上。楚国的中心本来在湖北,但是中原文化向南压,在洞庭湖和五岭之间,受到阻碍,这里既受到西部、南部山区苗裔的影响,又与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湖南一地,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粗犷、蛮横、有强大的生命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导致湖南出两种人。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豪杰。(笑声)具有蛮横的生命冲动,假如他走不出狭小的圈子,视野窄,机会少,主体缺乏理性的精神和文化的升华,就很容易变成土匪,湖南的土匪是中国最厉害的土匪,准确地说,应该是最厉害之一,东北、广西的土匪也很了不得。(笑声)假如能够走出小圈子,视野开阔,获内在的力量取文化的提升,就能够创造革命性的成就,比较容易成为英雄豪杰。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呆在家里的湖南人都是土匪,走出来的湖南人都是英雄豪杰。(笑声)

      二十世纪的中国里,江浙沪人和湖南人在交替之中,体现着典型的两种性格。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的时候,湖南人占主导。改良运动的时候,谭嗣同就有了革命精神,再看看革命运动中的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人,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发起,但武汉没有保住首都地位,相反,经济中心南京成为首都。但这样一来,革命势力马上软弱了,不久屈从于北方的袁世凯。一批不服气的人,如蔡锷等发动起义,开始了南北对立。北伐开始,其中相当多的硬汉子是湖南人。当然,我还很想把一些湖北人、广东人、广西人也拉进来。(笑声)北伐胜利,蒋介石建立政权,其中的主导是江浙人,尤其是浙江人。蒋介石政权在文化创新上没有什么建树,他更多的是文化吸取,既包括中国传统,又包括西方,也认基督教,谁有益就认谁。蒋介石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混过,是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注重与国际接轨。(笑声)国共合作分裂后,共产党中一些人拉起队伍干革命,虽然并没有多少次是在湖南干革命,湖南人在湖南人干革命马上变成土匪了,所以湖南没有太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绝大多数是湖南人。领袖级、元帅级和大将级的人物之中,百分之六十的是湖南人,其次是湖北人、四川人,再其次才是江西人、安徽人人。

      湖南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更多地接近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湖南人受到压力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曾经有一位著名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位女性,他就是陶斯亮的母亲曾志。晚年她回忆自己青年时代,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看着县城城楼不顺眼,一把火就烧了它。(笑声)农民不愿意闹革命,只想呆在家里,守着几亩田,怎么办呢?红军里的一些极左分子,干脆把田地烧了。这位女革命者也干过这种事情,她的丈夫跟农民冲突起来,被农民打死,她拿起一把大刀,冲过去就把那个农民杀掉了。引申一下,湖南人比较容易刚愎自用,以自我为中心。因此,越是有强大的力量压制他,他越是具有无限的反抗力。读毛泽东的诗词,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毛泽东年轻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风力益增其怒嚎。”越是遇到巨大的阻碍,人的生命意志越是能被激发出来。毛泽东与遥远的德意志文化有某种心灵的沟通,他青年时代读过的西学著作,主要来自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一口气写了十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同情战败国德国人的境遇,并且看到德意志人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不久的将来,他们会迫使英法美等国承担代价。果然,后来出现了希特勒。(笑声)

      早在毛泽东之前,陈独秀就看到,湖南人是中国的普鲁士人。另外一位著名人士杨度也说过,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湖南人。彭德怀也是典型的湖南人。后人看待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时,经常以浅薄的道德观念进行评价。彭德怀如何的光明磊落、坦率直爽、高尚真诚,毛泽东如何的阴险狡诈、心机算尽、心胸狭窄。其实,毛泽东和彭德怀,典型地都体现了湖南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他们是共产党内的两大硬汉子。彭德怀很难通融他人,与人相处。从彭德怀年青时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很难诚服于另外一个人,大多数时候,他以自我意志作为最高意志。他获得别人的赏识,别人提供给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最后,彭德怀都会超越他。彭德怀与毛泽东当然有区别,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把握上,彭德怀是无法与毛泽东相媲美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彭德怀的刚愎自用与毛泽东是一样的。这就酿成了两人最后的厉害冲突。具体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彭德怀的性格造成了个人的许多悲剧。如家庭之内的不和谐,党内的孤立等。在党内,他没有几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当他被批斗时,有人包括他的部下,都往他头上扣痰盂,刷他耳光。当然,这里我没有任何责备这位意志坚强的革命家本人的意思,我只想说这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其实,彭德怀打倒别人时,和别人打倒他的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彭德怀打倒过粟裕,另外一位硬骨头的湖南人,他们的冲突是两个最自信的湖南人的冲突。彭德怀借助于自己的威望,还打倒过另一个湖南人肖克将军。肖克被打倒后,住进医院,口吐鲜血,医生把检验报告呈交上级也受到处分,另一位长征下来的老干部,仅仅说这一句话,让粟裕受到批判的那个他制定的军事文件,是通过毛泽东和彭德怀审阅过的,当场就被撕下领章和帽徽,随后发配至新疆。可见,彭德怀在政治斗争中,在打倒别人时,也是六亲不认的。彭德怀被打倒时,另外一位湖南人刘少奇,是当然的支持者。刘少奇也是位典型的湖南人。在刘少奇与高岗的斗争中,彭德怀站在高岗一边,所以,在打倒彭德怀的过程中,刘少奇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两个硬骨头的湖南人之间的冲突。一群湖南人相处时,最麻烦的就在于,每个人都自信,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内在精神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置于至高无上。(笑声)

      毛泽东时代过去了,政治运动造成的混乱被平复了,邓小平把我们带入了平和、务实的建设年代。伴随着这种转换,自然地,江浙沪人的思维开始抬头,江浙沪人中的精英慢慢演变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精英,而湖南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每一个看得见的领域,都是文明,都是进步,但是,中国社会仿佛少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人们自我的、独立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我们越来越感到萎靡不振,我们越来越缺乏自信心,我们越来越发觉心灵生活的枯萎,中国人的文化领域慢慢淡化了。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独立自强,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竟然敢于想象: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果然,一定程度上,我们做到了。就说科学领域吧,二十年多前,我们还有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在很多领域,我们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西方人研制出光纤后的第二年,中国人也研制出来。苏联将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后的第十三年,中国的“东方红1号”也上天了。但是如今,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说:他是世界上入流的科学家,他已经在某个领域创造出哪怕一个新理论、新方法或者新概念。中国科学的春天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科学家们忙着与世界接轨。(笑声)什么叫“863计划”?它的关键词是“跟踪”。也就是说,以别人为楷模,为典范,跟着别人的方向前进,还试图在别人既定的模式中与别人赛跑。从前,我们还能独立造坦克、造飞机、造汽车,如今,我们不但不能独立造坦克、造飞机、造汽车,连彩电、冰箱这样的产品,知识产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甚至我们喝水时,都追逐着可口可乐,这代表着我们对西方现有文明的依附。(笑声)这种状态,决定了中国的高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中国人丧失了文化,只知道跟着西方的文明走时,中国将坠入一片打工仔的汪洋大海。中国的工人在为别人打工,中国的工程师在为别人打工,中国的科学家也在为别人打工,只不过是打工仔中低级与高级的区别。(掌声)

      在文明的思维支配我们的今天,似乎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经济这么发达,消费品这么丰富,生活条件这么优越,文明有什么不好呢?也好。可是,我们会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和不自信,中国哪怕再有钱,面对西方国家时,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二流民族,甚至是三流民族。美国的曼哈顿高级住宅区里,也有挥金如土的中国人,不过,他们并不感到骄傲,他们的微笑都是萎缩的。中国的留学生到国外,很多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连小日本都可以瞧不起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只能是行尸走肉的,它是在别人文明之光的投射下而产生出来的复制品。

      在毛泽东时代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对于湖南人的性格极端具有重要的中和作用,他调和着那个时代出现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因此他在后人的回忆成了一个“没有缺点”完人,这就是周恩来,一个江浙人。而在后毛泽东时代,当现实向江浙沪思维转化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中国缺少了另外一种性格。于是,人们心中崇尚着另一个偶像,在八十年代,这个人是胡耀邦,他可谓是革命的湖南人中的最后一位。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全民哀悼,他的葬礼规模可能仅次于毛泽东,甚至引发八九年的事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文化的独立性格的缺失,中国人自信心、意志力的疲软,于是又推出了一位政治偶像,那就是贵校校友朱镕基先生。

      湖南人和江浙人,一个侧重于内在的文化力量,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这是两个极端,哪一个极端,都不代表完美的状态,它们需要某种综合与协调。在中国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困惑是缺少文化的活力与凝聚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认为是文化缺席的社会发展过程,它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平庸劣质、缺乏创造力、人云亦云。文化沉默了,连一个法轮功都能在中国社会掀起那么大的风浪。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名大学者,竟然认为中国人不用谈文化,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就行了。我只觉得:中国学者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热烈掌声)

  • 编者按不是我(紫冠道人)写的呀,我是照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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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当前我国的改革中存在着很多误区,许多改革是“除善扬恶”,譬如,一味主张竞争、个人主义和物质崇拜,一味推崇私有化,丑化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精神,一味宣扬财富权力至上而扬弃民主、平等与自由,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盲目迷信和照搬,思维方式有问题。因此,读读这篇文章可以提高思辩方法。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成熟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在道路选择上却显得如此慌忙急乱,这或许是挨打和贫穷的原因。随着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恢复自我意识的时期已经到来。中国不可能走土耳其全面西化的道路,一个大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式,如何坚持好的传统,引进先进的东西,是下一阶段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中国要避免“自宫式改革”,但也不能过于保守。尽管“自宫式的改革”不可取,但局部手术式的变革还是需要的。尽管要避免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一度表现出的要“文明换种”,但“杂种优势”这个道理还是不能忽视。譬如我们既不能丢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利兼顾”这些历史传统,又要好好吸收西方的人权文明和民主文明。盲目模仿和过分的保守与固步自封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大碍。还是要拿掉肌体中一些坏的地方,嫁接移植上好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中国: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香港学者 甘阳

    2005年5月12日

    一、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巨大文明!

    问: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的国家(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s 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

    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粱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粱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粱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粱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粱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粱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

    粱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在粱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象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在我看来,如果粱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二、土耳其在“自我撕裂”状态中难以自拔

    问:你在不久前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中曾特别推崇胡适九十年前写的“非留学篇”,现在又特别提及粱任公同样写于九十年前的“大中华发刊词”等,但这些毕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纪是否会显得太不“现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为21世纪是加速全球化的时代,粱启超等当年坚持的“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了新的现实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说,粱启超等这一“文明-国家”的视野,早已预示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正就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20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游行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干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制。换言之,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让它脱离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则处于无论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时无论如何复兴伊斯兰仍得自我压抑的状态。可以预言,土耳其将会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撕裂“的状态中而难以自拔。

    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友人陈方正教授对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对土耳其道路显然是比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大概是认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榜样,因为土耳其代表了最彻底抛弃传统、最彻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后,他也同样认识到,土耳其道路的结果是一个自我撕裂的社会,如他在其研究的结论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中的伊斯兰传统与国家的世俗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神经紧张,甚至有点神经分裂的民族。换言之,凯末尔创造了一个能跻身于‘正常’现代国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灵魂深处她是抑郁,不欢畅的,在将来,也看不出它恢复往日光辉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问,凯末尔主义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确”的道路吗?这种现代化道路虽然“摆脱了历史、传统、宗教对土耳其的困扰,但同时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生机”,这值得向往吗?

    三、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自我撕裂式的现代化?

    问: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但这种为了现代化反而导致“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的不幸状况,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答:我们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明教教主,为了练一门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称为“本门武功心法首在自宫“。其实很多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自宫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要练现代化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土耳其无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彻底而已。但一个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练了武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从前曾多次引用过伯林(IsaiahBerlin)强调个人自由与“族群归属”(belonging)同为最基本终极价值的看法,现在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欢乐,反而导致其“在灵魂深处是抑郁而不欢畅”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土耳其这种“自宫式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满足土耳其人的“族群归属感”,反而割掉了这种归属,就象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生殖器,怎么可能快乐?让我再次引用柏林在其自传性的“

    我生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表述的观点:......(变体)

    土耳其的改革是否促进了个人自由暂且不论,但土耳其现代领袖们要求土耳其人割掉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和西方人,只能徒然造成土耳其人的内心困扰。因为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不可能“分享一种共同的......(变体)从而也就不可能与欧洲人形成"......"。恰恰相反,在欧洲人和西方人这个共同体中,土耳其人只能感受到“孤独”,只能感觉“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种群体性的孤独感和不为人理解的极度沮丧感,自然只能导致土耳其人“在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说到底,欧洲和西方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土耳其人的共同体,土耳其人在那里不可能找到归属感。除非土耳其人成了欧洲和西方的领袖国家,所有欧洲人和西方人都说土耳其话甚至改信伊斯兰教,那样则土耳其人自然就会感到“灵魂深处极度欢畅”了,不过那样的话欧洲人西方人就会感到“在灵魂深处极度抑郁而不欢畅”了。

    四、澳大利亚与俄罗斯“文明换种”的企图

    问:不过亨廷顿所说的这种“自我撕裂的国家”是不是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时比较普遍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是否不存在“自我撕裂”的问题?

    答:那也未必。亨廷顿指出,澳大利亚就是西方国家想要加入亚洲文明的第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90年代初提倡澳大利亚应该“融入亚洲”而脱离英联邦,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争论问题。但亨廷顿认为基廷等人这种“脱欧入亚”的想法不免是为了急于挤进东亚经济繁荣圈而忽视了自己的文明归属。

    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西方文明,还是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亚洲文明,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几乎不可能的,并非如西方学院派以为的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出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种“文明换种”的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三个条件中有一个不能满足,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本土精英阶层能形成高度共识愿意“文明换种”;第二,本土民众至少不反对“换种”;第三,接受一方文明共同体的认可接纳。以澳大利亚的“脱欧入亚”问题而言,上述三个条件一个都不满足。首先,澳大利亚精英阶层无法就此达成共识,而是恰恰为此分裂而争论不休;第二,澳大利亚民众也同样为此意见极端分裂;第三,亚洲各国普遍不承认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方面说,澳大利亚能否融入亚洲社会首先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亚洲文化和社会有多大程度的了解;而马来西亚方面则直截了当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成为东亚经济论坛的成员国。亨廷顿因此说,澳大利亚实际只有两个选择,亦即要么放弃“脱欧入亚”的想法,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认同,要么澳大利亚就只能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反过来,就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情况而言,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曾一度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两个,亦即第一,土耳其精英阶层在凯末尔时代曾经达成“文明换种“的高度共识;第二,土耳其民众在相当时期至少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但问题是,土耳其无法具备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土耳其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这种”文明上的拒绝“反过来必然极大地伤害土耳其精英和民众的自尊,从而必然逐渐瓦解土耳其曾经达成的精英共识和民众认可,导致土耳其成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

    非西方国家想“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主要例子则自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与土耳其一样,从来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属于拜占廷文明和东正教。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千方百计想成为欧洲文明一分子,而到苏联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更力图攀亲戚地说“我们是欧洲人,因为老俄国与欧洲同属于基督教”。但在亨廷顿看来,这纯粹属于自作多情,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徒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因为”欧洲“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拜占廷的概念,而西方基督教本身首先就是排除东正教的概念。事实上俄罗斯想要挤进西方文明的困难性比土耳其还要大,因为上述“文明换种”的三个条件俄罗斯几乎每一个都不具备。

    首先,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的“西化派”始终是少数,无法压倒精英阶层中的“斯拉夫派”,事实上俄罗斯作家在西方最有名的也恰恰主要是强烈主张斯拉夫主义的作家,例如从前的陀斯多耶夫斯基和现在的索尔仁尼琴;其次,俄罗斯民众即使向往西方,但历史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自豪感使他们很难接受一切以西方为马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绝不会把俄国看成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总是看作西方的“它者”,因此不管“北约“如何东扩,不会扩大到把俄罗斯也包纳进来,否则“北约”就不知所谓了;而“欧盟“无论如何扩大也同样不会包括俄罗斯。总之,在西方看来,俄国永远是俄国,不是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这种“文明上的拒斥”自然极端刺激俄罗斯人走向“反西方”的心理。

    五、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远比自由派和左派更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

    问:你似乎一向对亨廷顿评价甚高,这与中国知识界强烈批判亨廷顿的主流倾向很不一致。现在你又以粱启超九十年前的“国性论”来印证亨廷顿的“文明论”,这不免让人有点惊讶。

    答:我个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西方思想界基本乏善可陈,大多都没有摆脱20世纪的旧思维。我们尤其可以注意一个悖论,即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一方面总是摆出一种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道德架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永远跳不出“西方中心论”,从罗尔斯的《万民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号称左派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以及号称激进左派杰作的《帝国》等书,全都是最地道的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视野里实际从来没有非西方文明的问题。

    我很庆幸自己在芝加哥从学的师长大多是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这些西方保守派思想家当然都是西方中心论者,但他们通常对于古老文明有一份“敬畏”之心,常常更愿意悉心体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最深刻差异;他们绝不会象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那样天真地相信,文明的源头对人类已经不相干,好象今后人类将融合为一个全球一体的“普世文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1996),正是从西方保守派的视野出发,驳斥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学界的种种“西方化普世文明”幻觉,突出强调各大非西方文明不但没有失去意义,而且在21世纪将强有力改变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局面。因此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在亨廷顿看来并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世纪”,而是一个“多文明并存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有文明冲突的可能,而如何避免冲突的恶性化则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亨廷顿这样的西方保守派思想家,恰恰远比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更能真正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更能正视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文明绝不会甘心屈从西方文明霸权的强烈意志。在我看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是冷战后少有的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前瞻力而进入21世纪思维的著作。

    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这就是上述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第二类是主张为了反对西方化就必须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但另一类,也是亨廷顿认为最成功的一类国家,则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他认为这后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伊斯兰国家在1870-1920年间亦曾试图走这种道路,但都不成功)。

    六、现代化过程中的“去西方化”和“全盘西化”表现

    按亨廷顿的观察,在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较成功国家中,现代化过程往往可以划分出两个不同阶段,亦即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或早期阶段,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西方化的过程,这是因为改革的早期阶段必然要向西方学习;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或较成熟阶段,则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越是发达,往往越是表现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和复兴“本己文化”(indigenousculture)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两个正好相反的原因所促成的:首先,如果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成果显著,社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大为提高,总体国力不断提升,将激励这个社会对自己文明产生更强的自信和自豪,从而对本己文明形成更肯认的态度,这种自我肯认的立场必然要求争取本国对于西方的更大独立自主,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具有“去西方化”的倾向;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必然伴随着异化和脱序的过程,现代化进程越是迅猛,异化和脱序的现象也就越是严重,亦即现代化负面后果日益明显,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急剧分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个体层面上的焦虑和认同危机。

    这种非西方国家在转型时期的焦虑和认同危机,在亨廷顿看来同样导致“去西方化”和肯认本己文明的倾向,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种焦虑和认同危机常常表现为社会民众与新权贵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由于新权贵利益集团往往否认这种社会焦虑和认同危机的正当性,往往鄙视本土文明本身而主张进一步西方化,因此社会大众与新权贵集团的紧张冲突也就常常表现为要否“去西方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是新权贵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压倒了社会的“去西方化”倾向,如此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逐步走向土耳其式“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前述由现代化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促成的两种“去西方化”倾向逐渐合流,亦即由现代化正面效果导致的对本己文明的自信催生了新一代精英阶层,这一新精英阶层具有强烈肯认本己文明而“去西方化”的倾向(西方学界所谓“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从而与民众的“去西方化”倾向合流,如此则这个国家将以强烈的自我意志而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七、中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还是走一条“现代化但不西方化”的道路?

    问:如此说来,似乎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从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答:我以为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的这最初几年,似乎正在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现代化第二阶段。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晚近数年来中国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往往与“美国”有关,本来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人应该没有必要为美国的事自己吵架,但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希望并主张,中国应该在一切问题上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要哭美国所哭,笑美国所笑,甚至急美国所急,想美国所想,即使作不了美国人至少也可以想象如何作“一夜美国人”。但是这种倾向和主张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却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和反弹,从而引发广泛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的实质其实是“文明认同”的问题,亦即中国要中国化,还是中国要美国化?究竟中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还是美国的立场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益?主张“美国化”的人实际也就是主张中国应该走土耳其道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土耳其道路,也不知道这种道路只能导致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而主张“中国化”的人则是主张“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问:你认为这一“文明认同”的争论哪一方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答:我相信中国将会选择“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国家,中国的悠久文明历史决定了它是一个有“文明欲望”的大国,是一个有它自己“文明利益”的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满足于仅仅作一个土耳其那样的三流国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此外,应该说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造就了一个相当倨傲不逊的中国民众,他们不会接受一个一切都要听西方的中国。同时我们实际可以注意,西方学界所谓的“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中国新生代知识精英在思想、知识和倾向方面都相当不同于他们的老师一辈,他们对中国文明具有更为肯认的态度,对中国经典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今后那种任意鄙视中国文明传统的人将会被新生代知识精英看成是一种文化肤浅而缺乏教养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将促使中国在21世纪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八、复古也是一种革命

    问:你的意思似乎是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答: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钟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