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西周帝系及年历》跳过

这里的封建当然不是我们以前学的“封建”，而是真正的历史学上讲的“封建”。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于争强而然。

周初第一次封建，为武王克殷之后。一是封武庚于殷，并立三监(即管、霍、蔡)于旁；二是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皆在成周之南，鲁、燕、齐初封之地都是在中原实在是我以前所不知，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的确是初封在中原比较合理。

武王克殷二年就崩了。这实在是周初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所以呢就有周公摄政这事。若传子，则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传弟，先应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传贤，自属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于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摄政。然后呢就有管、蔡之乱。

周公定乱之后，就有了周人的第二次封建。
一、鲁 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于鲁。
二、齐 封太公子丁公于齐。自有鲁、齐之新封，周人势力始越殷而东达海滨。
三、卫 封康公于卫，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盘庚以来历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始拱手而让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 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于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
五、晋 封唐叔于夏墟，此为沟通周人自大河北岸直通殷墟之要道。
六、蔡 封蔡仲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国之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于卫、晋，而宋人自在大包围中。
七、东都 周公又营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焉。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而与新封诸邦相联系。

这样周八百年的基业就奠定了。《荀子 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谓：“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

《1.2.3 殷人文化之推测》没什么好写的跳过。

关于殷周的关系可见《封神榜》－－当然这是玩笑话，但也能说明一点点的问题。

这里说到或武乙之暴雷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以前怎么就没听说到这件事呢!据此则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

殷周的政治关系，钱先生说是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并从《诗经》、《尚书》上找了相关的佐证。此种关系，在夏之时就有略有规模，可见前面《隐隐之夏》，及至殷末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另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序

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外，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古代文化压低，好将古代年历缩短，遂至周代有突飞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

据钱穆先生，殷之先人是居住在东方的，在黄河的下游，大体是后来春秋时宋国所在。而夏与周一样都是来自于黄河上游的。当然这个上游、下游是相对来讲的，从广义上讲还是现在黄河中游中原一带。

这个殷人居地的推测，除了对史书上地理记载的考证外，在本节钱先生还对“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这句话作了一番阐释来推证。

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达之理想，而一面又深受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之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集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

殷商一代大概是五百年左右，据《史记》载三十一帝，十七世。如果只是列列上面的数字我也不会开这一篇，直接如《夏代帝系及年历》般跳过了。这里讲到了甲骨文的发现，由此也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不虚。

甲骨文真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王国维更是一个卓绝的大师。如钱先生所说，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

夏距当今实在是太遥远，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模模糊糊，无论哪一种通史讲到这个年代的时候都不可能化很多的篇幅。《国史大纲》里只用了这么一节来讲述夏的事情，而且还是带了点虞(就是舜)时候的事情。

当时首推大事是与苗族的斗争，讲到舜、禹征三苗，钱先生又开始古今地理的考证。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谓在湖湘间。惟洞庭、彭蠡地位既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最后钱先生认为古三苗与虞、夏原来是壤地杂处的。

民族之间的杂处这个论点，后面讲到春秋时期还会提到，这对于我们构建当时整个的历史画面有莫大的帮助。

这个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部落看待。此事《史记》不载，我以前读《史记》时认为是这整个事情与《史记 夏本纪》的主旨不合(具体情况可以去翻我以前写的《夏商之德》)－－太康失国这事在三代之时实在是显得有点突兀，太康从禹算起才第三代，从启算才第二代，而且还是“失国”。

谈起中国历史虽说自黄帝、炎帝始，但那总归有点玄而又玄，比较可靠的要数从尧、舜、禹三位“大君子”开始。这三位在中国上古的史书――《尚书》里就有记载，不过呢，这《尚书》的记载有些地方值得怀疑。因为说到底，现在流传下来的《尚书》版本是假的，即使是司马迁那会儿就只流传残本了，真本现如今不可考矣。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　尧典》所记之美盛。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但这个理想化的东西有没有研究价值呢，当然还是有一点的，理想化肯定是有原型的嘛，古人也不可能凭空造出那么一段历史出来。

此如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

下一节《夏代帝系年历》，无甚可记之处，跳过，下次从1.1.4开始。

从这一篇开始进入了《国史大纲》的正文，先说明一下1.1.1的意思，这是指书的第一编，第一章，一

以后此种数字的排列含义依次类推，比如3.8.2就是指第三编，第八章，二

 这开篇的一节估计是《国史大纲》最不需要细读的部分了，那么远古的时代本不是历史学所长，那很多是考古学的领域，加之我想就考古方面来讲，自钱先生著此书以来变化也甚大，比之历史学的史料发掘来讲，对学术领域的冲击估计也是要大点（对考古学方面不甚了解，不知道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比之当时来讲有什么比较大的进展）

对于中国史前记载，盲目轻信固不可取，但极端怀疑也不是什么科学的精神。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可见各古书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下面钱先生举了一个《史记》里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去认真地推敲一下那些活动的地方，注意今古的区别，就可以发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

以史迁之见识估计也不会忽视地理方面的变迁，上面一段话，我想是钱穆借此来表达对后来那些老喜欢晃晃半瓶历史的人的告诫。

《国史大纲》的引论部分到此就结束了，最后这二节，钱先生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从个人的情感视角，讲述了写作此书的缘由。这与此书首页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是遥相呼应。也只有如此的信念，才能在那艰辛的日子，作此述著，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之果，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继续发韧之因。

 值此创矩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繙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捧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不惑也。

 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缀，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最后钱先生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比，奈何时局艰难，而国史不能缀，遂作一此书以得我国史之大体。天相我华，国史必有其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卒，拥帚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

这一篇讲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病症

一是满清异族统治这个变数，加之历史沿袭既久。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权，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拔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这难局。

二是满清自中叶以后，中央渐无力驾驭地方，已渐成分裂之局，于是革命之结果，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革命党人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乃代表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同中国文化亦万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煙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

凡此皆輓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误，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踴躍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擬、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道，而怠于务研寻。又复羼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根本病也。

最后这一段写得实在太好了，我全抄上来了。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螺旋式发展，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处于低潮，就是处于病态之时，我们当然就是想办法要让它进入正常状态，甚至具有很强的生力。

然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谁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

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

下面钱穆开始简要分析中国社会自中唐以后的一些状况， 平铺散漫之社会，和平大一统之政治。政府与民间之间堂陛益远，社会无豪强巨富，然贫无赈，弱无保；而充当政府与民间之沟通的“科举”后来也变了味，所以整个社会就有了病。而且中间经元、清二朝在文化、政制，特别是历史精神上经历了一些波折，一些倒退，一些摧残。其社会之病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清中叶，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