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的几路反秦军中，无论是整体的作战素养还是将领的个人威望上讲，项梁这一路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当然也成了章邯的首要打击目标，但新起之楚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是强秦之对手，项梁在历史也就成了一个过客，他的存在好象就是为了项羽的出场铺垫的。项梁之死开始把项羽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楚军的暂时沉寂也成了巨鹿之战爆发的一个诱因。如果项梁不死，如果章邯不北上击赵，项羽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历史当然没有如果，项羽以一个卓越的胜利奠定了自己日后西楚霸王的基础。宋义的救赵对策，是在一个很理性的角度上得出的，是站在一个比较正规的角度上，面对正常情况，各方都是正规军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可是战争其实是一件非理性的事件，在这中间很多时候得靠一种感觉，理性的分析在战争面前有时会被击得粉碎。我相信项羽是凭着一种军人的直觉，凭着一种信念开始的破釜沉舟。当然破釜沉舟这个战略抉择以后，项羽得用自己的军事指挥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一点他做到了。“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策略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实行这种策略的人如果没有超强的能力基本会被此策略所“反噬”。项羽用自己的能力、魅力与决心把巨鹿之战载入了史册。

其实巨鹿之战对秦的纯军事打击并不是致命的，关键所在是此战过后，各诸侯军开始有了主心骨，开始有了面对秦的信心，秦军对他们已开始不具有当初战而胜之的威力。以当时风雨之秦，一旦心理防线被击溃，根本就没有与各诸侯相持的能力，秦破只是时间问题了，刘邦入关只是捡了个大便宜而已。

秦亡了天下，接下来谁而代之？在这中间立了不世之功的项羽当然就最有发言权了，可惜极具军事能力的这位统帅在政治上就显得嫩了。其分封天下不久，齐的田荣就反，刘邦当然也就趁机还定三秦。这以后项羽与刘邦那伙人又打了四年，在这四年中项羽还是如同以前一样的所向无敌。但项羽是人不是神，只要是人总会有弱点；只要是人，总会有累的一天，总会有败的时候。千胜不足定天，一败足以亡国。不知道在这四年里项王的心理感觉如何，反正我看《项羽本纪》看得是很“累”。

齐反，乃北上破齐；汉入彭城，乃南下击汉，拔荥阳、成皋，烧杀纪信；彭越击楚，乃东击彭越；汉复取成皋，项又回击汉，相持广武，伤刘邦；韩信破齐，乃使龙且击齐，龙且败亡(唯一一次不是自己救火)；彭越复反，又自引兵击越；汉大破楚军，项引兵还，汉军尽走；楚乏食自归，汉追击之，回击汉，大破之。最后，汉与各诸侯之兵以数倍之众才破了一次项羽的疲兵，进而围垓下。

不象刘邦前有韩信、中有张良、后有萧何，还有一个搅局的彭越，项羽是很孤单的，在这四年里就是一个救火队员，四处奔命，那八千人也在这一次次的“胜利”中消耗殆尽。看《项羽本纪》的楚汉战争这一段，总是要怪老天为什么要把项羽这个人放到这个位置上，如果项羽是个纯粹的独挡一面的军事统帅那该是多么的完美。

英雄的末路是很悲凉的，垓下被围，四面楚歌，“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力拔山兮》也成了项王的绝唱，也由《史记》里这么几个字在后世衍生出了最具份量的英雄与美人的故事，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具份量了。

英雄当然不能以“柰若何”来结束其一生，当晚项羽就与其麾下八百骑溃围而出。费尽周折，到了东城就只剩下二十八骑了，在这里项羽与其下二十八人上演了非常精彩也是最为无奈的最后一战。

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原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如此之战本该是一位英雄的起点，但在《项羽本纪》里却是一位英雄的终点，让人不觉神伤。

《项羽本纪》可以说是《史记》里文学价值最高的本纪了，当然也是中国纪传体史书里文学价值最高的帝纪了。

二十五史里的纪其实大多数只是一条线，把那一朝那一代的重要的人与事给串起来，如某年某月某某(后面没有日的，古代用的是干支记日)，某某人升官啦，某某人贬官啦，某某倒霉蛋谋反伏诛啦；哪里的“民贼”又陷了什么州县啦，哪里打了什么大胜仗啦，某某国又献什么方物啦；某某地有重大的天灾啦，某某地出现什么祥瑞啦等等。碰上一些好大喜功、爱发神经的，中间给你来个什么“大赦改元”，看史书的人看着看着就晕掉不知现在是在哪一年了。最后部分当然总归是崩、弑，不济一点就是逊位(或禅)然后再薨――人总之都有一死。所以这个纪呀大多就是一个流水帐，除了那些即位前经历比较坎坷的还有点看头。至于那些即位后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的作为很多都是散落在后面的传里的。

纪在二十五史里只是起到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大家如果第一次看这种纪传体的史书对纪的部分大多可以一瞥而过，但《项羽本纪》例外。史迁在《秦始皇本纪》与《高祖本纪》之间插入这么一篇《项羽本纪》在二十五史里是极其出类的一种行为，加之项羽这位英雄人物的极大魅力(这家伙如果没什么魅力，司马迁估计会被大家批死)，使《史记·项羽本纪》在二十五史里显得格外的夺目

所以这《项羽本纪》不但要认真读，而且要细细读，读《史记》如果不好好读读《项羽本纪》实在是一大缺失，司马迁的文笔加项羽的英雄魅力千万不可错过。

项羽跟随其季父项梁起事之前，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彼可取而代也”这句话话了，这“彼可取而代也”在网上也被评为中国人的古今十大豪言壮语之一。项羽说这么一句话当然也不是随口说说的。他们项氏本世世为楚将，是贵族出身，加之又是项燕之后，跟秦可以说是苦大仇深，他们项家在楚亡之后背地里是一直在作着反秦复楚的准备的，在秦末反秦的各路诸侯中，他们这一支是准备最为充分的，成就也当然是最大的。所以项羽不象刘邦那样“嗟乎”，因为“彼可取”一直是项羽他们的目标或是追求，项羽与项梁的差别只是在“取”之后的“代”上。

项羽作为贵族子弟在年少时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是古今很多成大气者的一个特征(想想道人我其实也是很具有这种特征的，但现在也没成什么大气，看来只具备这么一个特征还不够)。从史迁之寥寥数笔可以看出项羽绝不是那种只会逞匹夫之勇的人，以兵家在中国之发达，以匹夫之勇根本无法取得秦末汉初的那一场场的胜利。我基本上无法把这样的人与一个“力能扛鼎”的人联系起来，可以想见项羽在军事上绝对是一个奇才，他在秦末汉初的战争中的确也是所向披靡的。

少时学兵本就是项家这种将门之后的必备功课，项梁他们的准备当然不会只限于自身。《史记》里提到项梁避仇避到吴中，“吴中贤大夫皆出项梁下”，每次吴中碰上什么大事，项梁都会承担组织的重任，然后暗地里教那些宾客、子弟兵法，这些人当然就是后来起事时的骨干喽。“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这八千人抵别人八万人还不止。不久之后，项梁、项羽他们就带着这八千人渡江投入到了反秦大潮中。这八千人也是反秦战争以及后来楚汉战争中主力中的主力，精兵中的精兵了，其中有很多人肯定是与项羽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的，所以当垓下兵败后，项王觉得无以面对江东父老，自绝于乌江。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候比什么都大。(PS：吴中就是现在的江浙一带了，也是我所在的地方了，现在人觉得此地文强武弱，可古时候不是这样的，春秋战国之际民风还是很彪悍的，秦汉时当然也差不到哪里去，三国时江东还出了不少豪杰呢)

关于秦亡天下，后世千百年来的叙叙说说汗牛充栋，其中以西汉贾谊之《过秦论》最为传诵，史迁在《秦始皇本纪》里誉之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并在本纪的最后用了长长的篇幅把《过秦论》附之于后。加之后面“班固之评”，《秦始皇本纪》里的“太史公曰”也成了我们读的《史记》里最长的“太史公曰”了，如果不认真读书，还以为司马迁他老爸对于秦亡天下发飚了一回。

一直以来对于文言文有特别的爱好，其中如《过秦论》一般既上口，又有很强论说能力的尤甚，在中学时代早自习最爱读的就是此类文章。所以现特把《史记》里的《过秦论》全文拷贝下来，与各位共赏此千古美文。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籓篱之艰。於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於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於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於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於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於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籓篱，卻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於殊俗。陈涉，甕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硃、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於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彊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後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於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史记》里的《过秦论》据说是司马迁增删过的，不过司马迁自己的文笔也是不错的，所以读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不管你是不是完全认同贾谊、司马迁的观点，但文章很美，这就够了。

在中国历史自公元前221年起的二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秦朝开天辟地的十三年是短暂而神秘的。秦的六合一统有如黎明前暴风雨而夹带的凄烈闪电，自苍穹之顶驰掣至远边大地之底的雷霆一击，震醒了这片大地的千千万万还在沉睡中的生灵，闪耀天地之间的漆白使这片大陆上的先人们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眼界来观察这个世界，半空中逝过的那一抹闪亮虽然是瞬间的，但其留于宇宙与人心中的那种气势与威严是永存的。

有话说“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勃矣”，前半句对于秦来说一点都不合适，但后半句是极其合适的。后世几乎没有一朝如秦一般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就把帝业丢掉的，从陈胜、吴广算起，三年，强秦就从历史中消失了。

这种跌宕起伏的历史总是会引起后世大多数人的兴趣，所以开始有了“秦鉴”一词。秦二世与赵高也就被竖为二个典型，因为二世在位的时间实在是太短，而且也是没什么的作为，所以这个位置就由其老爸始皇帝自己来代替了。秦始皇造的轮子，经赵高轻轻的一拨就有了那令人回味的十三年。后世的儒家(因为后世论史的人大多是儒生，看过《论语》后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很儒家的)一般认为秦如此之快的败亡是因为没有采取他们那一套东西而用了法家的玩意所致。其实在我看来，这个推论是很站不住脚的，就象我们理论所当然的认为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一样的是一派胡言。

我们可以把秦的土崩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作一对比，十六国时期的社会情况可能是要比秦时复杂一点点，但秦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维持统一的困难程度是后世所无法想象的。你看一个淝水就把前秦给毁了，所以一个大泽乡就让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一点也是不足为怪的。

不要说什么我们在秦之前夏商周就是已经是什么什么了，秦的功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之类的话。那也只是后世的儒者为了贬低秦人所用的伎俩，三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梦而已。秦的情况李斯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历史本身已经证明，秦人在治理一个大帝国的道路上，大方向并没有错。错只错在方法、时机与细节上，始皇帝的这个“始”不好做啊。

由陈胜的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涌起的反秦风暴，绝不只是当时人们不堪秦的重负这么的简单。到底当时的人们“负”到哪种程度，历史上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记载(反正我是找不到，这个由专业人士去搞了)，但我相信后世里绝对有比之秦更苛的政权，但它们都没有如秦一般很快的垮掉。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从封建制的心理状态过渡到帝国制下面来，二是李斯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帝国治理结构。

对基层的软性控制力是衡量一套制度的优劣、一个团体的健康、一个个人的领导能力的一个风标。所谓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就是对基层软性控制的完美体现，一整套完善的结构是这种控制的一种保证。有了完善的结构，用朽木也能搭起一座房子，糟糕的代码也能顺利的跑起程序，虚弱的病体也还能顽强地抵挡大多数病毒的侵袭。秦国由于商鞅变法的缘故，在战争年代里，在战国那种纷争中，确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结构，发挥出了自身的能量来与各国争衡。但从秦国到秦朝是一次大的飞跃，这不单是人口与疆域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攻守之势异也”，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码事。由于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结构，李斯那帮人治理天下是很孤单的。总体上讲，秦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力以我的估计其实并不比后世强，它的控制是很刚性的，能控制到的地方绝对是很强的，控制不到的地方跟没控制没什么区别。秦帝国如果对基层有一种较好地控制，是不太会出现土崩的局面的。而后世，别看它好象没有如“暴秦”一般的控制“欲望”，其实它的控制是柔性的，控制得到的地方呢当然是控制住了，但控制不太了的地方呢，它还是可以很好的制约住你。控制就是一种艺术，秦人不懂得艺术，所以失败了，用我一脉相承的那些说法来说就是秦人是“唯物主义”者。

一边是普通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一边是还没有建立好一个完善的结构，这就给那些六国的“遗老遗少”们乘虚而入了，所以陈胜一呼而天下乱。在第一个因素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迎刃而解；在第二个因素上，儒家找到了一把钥匙，或是说儒家一开始就握着那把钥匙，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那是把钥匙，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钥匙也许有好几把，但儒家先找到了，而且这把钥匙的确是很强，经历了多多少风风雨雨，我们的文明还矗立在这片大陆上。

所以说后世儒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反推秦亡天下是由于“反儒”这样的一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反儒”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是法家还没有找到治理庞大帝国的钥匙，法家当时的那一套理论对基层没有“控制力”，他们的理论是针对中上层的。

秦亡天下，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仁义不施”倒未必亡，但“攻守之势异也”是至理。

这里的秦帝天下的“帝”是动词。秦虽然二世而亡，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着，我们说中国自那以后二千多年来皆承秦制就是这个短命王朝的深刻影响结果。

前面《千秋基业》提到了秦灭六国对人们心理的影响，秦为“帝道”开了一个头。自此以后“一战而王”彻底成了一个儒家的理想而已，“王天下”已不可能，“帝天下”第一步由秦人先踏出了。

先正名，“皇帝”、“朕”这些个叫法，就是秦那时留传下来的，《千古一帝》里有讲到。

接下来是推德，什么叫推德。中国人讲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的学问是很大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套。天道运行呀，看相算命呀，推吉问凶呀，求医看病呀等等各种奇门遁甲之类的都用得上这个东西，天下大势当然也能装在这个里面。推德就是算算那个朝代属于五行里的那一行。当时认为周为火德，秦代周，那秦就是水德了，水灭火呀，这个五行定德的玩意好象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个推德很有意思，这是以后每朝每代的必修功课，由此还生出很多“悬案”来，网上有篇文章，好象叫《王朝的德性》，讲叙了以后各朝各代推这个五行之德一些“纠纷”，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这个“德”定下来很关键，很多事情就有章可循了。比如改正朔，改成一年之始是从十月开始，这个好象也是为了符合这个水德而改的。比如秦人尚黑，衣服都是黑色的，我们看《英雄》的时候也能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不过当时还没有定水德吧，也许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比如以六为吉，“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还有据说秦统一以后还是用以前那一套法家理论变本加厉的治理天下也是有这个“水德”支持的。“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

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它的郡县制，只有郡县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郡县制才有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的必要。如果还是封建，那这种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的措施就没有非常之大的必要了(当然还是有需求，只是没有郡县制下来得迫切)。

它的政治制度不是很懂，但汉的制度很多都是从秦继承下来的，汉能由此维持四百年的统治，可见秦人在制度方面是很有功底的，法家的一些理论也是很切中要害的。

一些制度方面的东西太专业，这里也不多说了。

秦(当然主要是指是秦始皇啦，就他一个可代表)最被后人所诟的是“焚书坑儒”。为什么影响那么大，那是因为中间有“儒”，而后世“儒”对普通大众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这个“焚书坑儒”也是“帝天下”的一种手段，也是“帝道”的一个内容。其本身并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很反人性的，是如何的摧残了中国的文化。

先看“焚书”。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次一个家伙向秦始皇拍马屁――进颂，旁边一位博士――都是一些儒者啦，就趁机讲了一通殷周如何，什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就“下其议”，这时李斯一通言论才引出了“焚书”。“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其实李斯的这一些东西，从大原则上来讲是很高瞻远瞩的，“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非其反也，时变异也，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只这一句就可以把一些当世与后世的腐儒打得体无完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这几句可以把古往今来骂他的所有人的嘴都堵上。说得大一点（我也异取以为高一下），“焚书”的大原则并没有错，错只错在方法上。又是一个治水的问题。

“坑儒”那事跟很多人们心中所想的是大相径庭。有几个家伙，吃着人家的饭，暗地里聚在一起商议“始皇为人”，商议的过程是很不错，“始皇为人”也是分析得很一针见血，可最后商议的结果是“乃亡去”。这好象说是一帮人对老板不满意，聚在一起商量说，咱们明天起都不去上班了，而且还不让老板找得着自己。这一下，那些还在上班的倒霉了。于是始皇“乃大怒”，结果就是人们所说的“坑儒”。整个事情来讲，你只能说是秦始皇这个人性脾如何如何，当皇帝的有几个能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能把这样的事提到什么文化的政治的高度来批判，要知道秦虽然是以法家取天下，但其他的家并不是一点点地位都没有。秦并不是一个暴发户，它好歹也是以前周的一个诸候国，也是很有文化渊源的，比起后世的一些朝代来其底蘊只深不浅。

秦的统一过程是漫长而血腥的，其败亡是迅捷而残酷的，后世用“土崩”来形容真是非常之贴切。它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留给后世的东西倒是很多很多，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大帝国，秦给后世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与教训。

古之帝王都有各种各样的名号，什么谥号、庙号、年号，大多其本身真实姓名反而不为所传。

谥号的历史是相当长的，什么“周文王”、“周武王”里的“文”、“武”就是谥号了。谥号当然不单是皇帝(或王之流的人物)所独有，在历史上有显的，后代都会有人“谥”他，以表其人一生的所行。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岳飞岳武穆，这个“武穆”就是谥号了，大唐中兴名将李光弼的谥号也是“武穆”。登了九五之尊的，除了不得善终的那种，如三国里曹魏的后面几位，南北朝里有几位，大多是有谥号的。

庙号最早不知起于何时，但刚开始只给那些有功德的，“祖有功、宗有德”嘛。比如西汉，除了高祖外，只有汉文，汉武、汉宣帝有庙号。到了后世，只要坐在位子上做了点事的，不管做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总归会有个庙号。除了那种没有谥号的肯定是没有庙号的外，倒霉蛋就数那些各个朝代的末帝了(崇祯例外，满人为了拉拢汉人，特给前朝的末帝一个“思宗”)。

年号的历史倒是要之上述的短一点，是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的。谥号、庙号都是别人给的(理论上)，所以有的不一定会有。但这个年号是自己加的，所以就连一些阿猫阿狗只坐了几天的，以及一些起来闹事的倒会安个年号玩玩。

二十五史这么多的皇皇帝帝，各种各样的叫法真让人是晕头转向的。随便来个“文帝”、“武帝”，或是“太祖”，“太宗”如果不指明是那朝那代的真搞不清楚是指谁。明清以后实在是叫不过来，改叫年号了，但好词用来用去也会枯竭的，如果后来不是帝制没了，还真不知道我们会如何应付。

二千多年来如此之多之匆匆过客，有一位很特别，当然就是“秦始皇”了，没有谥号，没有庙号，当时当然也没有年号。所以称之为千古一帝。

在《千秋基业》里讲到秦的统一开了“帝道”之先河，秦人所取得的功业真的是前所未有的。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上面一段话，除了“兴义兵，诛残贼”是虚言，其他的都是实言。嬴政可比下面这些人有眼界多了。“泰皇”这种叫法太没味道了。他自己来：“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以嬴政就称“始皇帝”，我们称之为“秦始皇”。什么“朕”呀，“诏”呀也就从那时开始传下来了。

功盖三皇五帝了，当然就要“封禅”，不封一封说不过去了。“封禅”的事倒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不过因为秦二世而亡，所以就连 “封禅”这件事也被后世所讥了(主要是儒家)。“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后来有人讥秦始皇功业不足以告天，所以封禅后被淋雨(“因封其树为五大夫”使我想起了《笑傲江湖》里的泰山派剑招“五大夫剑”，当时一直不知道其来历，原来是秦始皇避过雨的，那棵树不知现在还在不在呀)。只怪天气预报水平不够。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当然不止登过泰山去“颂德”。什么“琅琊”、“会稽”都去刻石颂功过。不知是司马迁写得好，还是当时人的文章就是如此的，读《史记》里这些石颂居然也是很有意味的。看一下登琅琊时刻的：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上面一段四字一句，还是有韵的，而且没有什么僻字。全文很有气魄，不是后世一般读书人能作的。下面一段，“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象这样的话，后世的儒生想都不敢想。怪不得秦始皇被那些人骂得体无完肤。

秦的六合一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之深远无可与及。要说周奠定的中国的文化基础，那秦就是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基础，中国的基本轮廓就是在那二千多年前一个叫“嬴政”的人奠定的。

文化是无形的，疆域是有形的，二者是互为表里。周以文显，秦以质胜。没有周，那就没有我今天的这个文明，整个东亚那将是一个野蛮之地；没有秦，世界上有可能就是没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而可能代之以 “泛周地区”（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个叫“周”的国度，后人把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以东的大陆以及中南半岛、东太平洋上诸岛称为称为“泛周地区”，这一带的国家就总称之为“泛周国家”了，就象现在的“阿拉伯国家”一样，或许可能会有一些国家联合起来统称为“周盟”也未为可知）。

说秦的统一是顺当时的历史所趋，甚至上升到什么天下百姓民生疾苦的高度绝对是一种鬼话。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军所到之处是深受欢迎的，也没有任何的记载表明当时六国百姓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如齐国之流的还是活得很休闲的。自平王东迁以来，周的影响已经是微乎其微，到了战国时期谁也没有打着周的旗号行事了。除了变法之秦，当时各国在短时间内都没有那种实力来实行那种统一，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如果各诸侯国本身内部形成了整合，开始加深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亚文化，那要六合一统就越来越不容易了。后人只是站在大一统既成的基础上，以后来者观历史，基于春秋战国纷纷扰扰五百年也该结束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才感觉上认为秦的统一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纵观二千年来的统一进程，秦的统一是最为艰辛的。从秦孝公变法算起有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经七世，所在贾谊在《过秦论》里说，“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即使从秦昭襄王算起也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就是从嬴政亲政算起，居然也要花去十六年的时间（当时秦已占半壁江山了）。放在后世，如果以双方的硬实力差距来讲，是用不了如此之长的时间的。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除了在对实力较强的赵耍一些小动作外，其他都是实打实的，当然也是相当血腥的。当时不会有后世的什么“传檄而定”呀，“送款”呀之类的事情。

秦之代周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很深的课题，帝道为何？夏商周三代讲的是王道，汤武革命虽然也是一种“暴力”，但它是王道的，有一整套的理论来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春秋讲的是霸道，讲究什么“尊王攘夷”，这背后有个“王”。“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背后实质就是“王道”，所以楚庄王不敢动了，因为那样触到了霸道的根基。

“大道废，有仁义”，“王道”就是“大道”，“霸道”就是“仁义”。但“王道”也好，“霸道”也罢，就象“大道”与“仁义”一样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但这次则不然，秦赖以生存的是“法家”，要知道“法家”是很现实的，“大道”、“仁义”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不讲的。

现在看看秦并天下以后是如何布告天下的，“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籓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为什么灭了他们呢？因为不听我话。这一大段太实在了。

秦的统一很明白的“告诉”人们，取天下是可以不用“王道”理论的。就象美国攻打伊拉克所“告诉”人们的一样，联合国在本质上其实是没什么大用途的东西。

王道不可追，霸道不可为。我把这种相对于“王道”与“霸道”比较现实与赤裸的行为方式与准则称之为“帝道”。秦人只是给这个“帝道”开了一头，有很多内容，很多的方方面面，要由后人来充实（比如如何安天下，秦人就做得很差），但这个头开得很是不赖了，中国自那以降二千多年的文明传承这个“帝道”的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秦，中国的以后的文明文化会是另外的一个态势。

“交交黄鸟”是《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的开头一句，《黄鸟》一诗是秦人哀穆公以“三良”殉葬所作。由此全诗也分为三段，每一段除了个别字不同外基本相同，也有三句“交交黄鸟”。这“交交”应该是作象声解吧，读起来很有一种悲凉之意，“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这样的语句在每一段里一字不差的重复，极度的渲染了全诗的悲沧。

以前读《史记》只是一味的快读，很多地方不注意，现在慢慢的读史后顺带发现读《诗经》也是极有意味的，在里面能读到很多东西，特别是《风》里面，五花八门，能读通里面的东西，人的修养可以上一个台阶呀。怪不得孔子要化那么大的功夫去删诗书、定礼乐。

不扯《诗经》的事了，诗的事情以后再说，回到历史中来。秦穆公死时快七十，当时来讲属高寿了。秦地处西陲，当时属于不太开化的地方，所以还有那种殉葬的习俗，穆公活得又比较的长，而且功绩也是比较的大的，所以他的子孙对于他的葬礼是办得比较隆重的。用了一百七十七人来殉葬（不知这个数字表什么意思呀？），如果这一百七十七人都是一些草民以当时人的观念来讲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但这一百七十七人中“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这一下影响就比较大了。秦国的老百姓对此当然是有很大意见的，中间肯定有很多有“文化”的人喽，所以有《黄鸟》一诗流传。这样一来嘛当然后世议论的就多了。

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殉葬这样的事情，穆公自己是如何的本意不太清楚，人死了，他管不了自己身后的事。但从这件事看出其子康公的确是没什么能耐倒是真的了。所以说“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秦也在穆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很是不显，要不是同时晋有内患，到战国时秦会有什么地位就得打个问号了。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老子《道德经》上的句子。老子的话都是很深邃的，老子对于为什么会有仁义道德，为什么会有阴谋诡计，为什么会有忠臣孝子这些问题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二千多年前那个灿烂年代里中国哲人的魅力。

老子考虑问题的角度一直是很独特的，读《秦本纪》怎么读到老子里来了呢？要知道《史记》并不是一部纯纯粹粹的史书，司马迁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史官。《秦本纪》里就有一出“大道废，有仁义”。

有一位叫由余的晋国人，也不知是政治上的呢还是经济上的原因，跑到了西戎去了。由于秦国在穆公时期比较的强盛，所以那些戎人就让这个由余出使到秦国来探探情况。由余与秦穆公之间的一段对话就是上面“大道废，有仁义”的小小注解。

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这个问题问得很典型，属于那种“尚且如此，无如此，何以如此”的问题。世界上这种问题其实是很多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好好的在心里回答过这些类似的问题，即使回答了也是牛头马嘴之类的。

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这个回答真是一针见血呀，后世多多少少的礼乐法度，多多少少的仁义道德，多多少少的忠忠义义都被这个由余给说穿了。

关于“大道废，有仁义”有很多的引申，当今当世的很多事情，无论是内还是外，都可以从这个“大道废，有仁义”看出点端倪，道家真乃大智慧呀。

秦的历史是很阶段性的，春秋时也就穆公时期有得一书，后来战国时期到了孝公以后才有大书太书的，其余的时间乏陈可数。《秦本纪》里穆公时期就占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

秦穆公之世晋国在位的依次为献、惠、怀、文、襄公，春秋里很多精彩的故事也多发生在这段时期。这中间秦晋的关系是非常之错综复杂，惠、文二公为秦所立；秦穆公夫人为献公之女，惠、文之姊；而怀、文的夫人是穆公之女。这一篇讲讲秦穆公与晋惠公之间事情。

晋惠公当年贪位，对秦许下重利而为秦所立，但后来食言，这个就不去说他了，在其位与不其位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故事直接从穆公十三年说起。

那会晋国的收成不好，大旱而饥，想想秦国好歹是邻邦，而且一直以来关系不错，除了惠公食言那事。所以就向秦国求助，请粟于秦。虽然对于晋惠公食言这件事秦穆公一直耿耿于怀，但这时秦国君臣还是表现得比较的高风亮节，那时还不是什么虎狼之邦呀。本着“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左传)的态度，就大方地向晋国放粮了。“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史称“泛舟之役”，秦国人够意思。

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根本用不了三十年，到了第二年，穆公十四年，这次轮到秦国大饥，秦请粟于晋。晋惠公不但不与，而且还听底下有些人的意见要伐秦以趁火打劫。这样的做法如果放在战国时期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坏习惯了，但在春秋时绝对是很不齿的，要被大家鞭的。

秦人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下秦穆公先动手了。此一战的结果晋惠公被俘不是双方实力的真实写照，以当时的实力来讲，秦是远不如晋。本来比较合理的结果是大家各俘了对方的主将，穆公没有被俘不能不说是三百野人的功劳。

这野人当然不是什么神农架的那种野人，而是没有进入国家正常生活的一些人而已啦。在以前穆公出去打猎的时候曾经丢失过几匹好马，找啊找啊找，总是找不到，后来在岐山这个地方发现马被这里的三百吃个野人给吃掉了，不知马肉好不好吃呀，好象是人赃俱获的，手下的人要对这三百野人绳之以法，这时穆公表现出他春秋五霸之气度。“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还赐酒而赦之。这人心收得是妙啊，这帮人以后是水火来去的人了。

这次碰上秦晋开战，那三百人就过来帮忙了。穆公被晋军所围，情况危急，全靠那三百人为报食马之德推锋冒死而脱围。而晋惠公这边在战斗中的表现就有点乱七八糟，在《史记》上只是简单地说“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鸷”。在《左传》上倒是稍详细点，什么“乘小驷”、“公号庆郑”之等等。

不过秦这边俘了惠公也是棘手得很，“天子为请，夫人为忧”，晋好歹是周王室一大诸候，而且是同姓，穆公夫人还是晋惠公之姊。加之无论如何晋还是大国，杀肯定是不行的，各方各面不好交待，而且结下深仇。君臣分析来分析去，还是放回去比较的好，最终结果“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於秦”，“是时秦地东至河”，可以说是大赚了一笔。

秦人在晋乱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的，不过一旦晋强大起来，秦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后来战国初期三晋之强(主要是魏)，秦人连以前的河西之地都吐出来了。

从三百野人想起了赵盾的那个桑下饿人的故事，穆公不以畜产而害人，免于俘辱；赵宣遗食饿人，免于非命。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对别人援以一手，到将来某一天可能也有所得也说不定啦。昨晚就做了个梦，几年前帮了人家百分之一的忙，人家居然记得我(我不认识他)，由此。。。。。。(梦里的事忘了，记得的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