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过分重视名教,其弊为空洞,为虚伪。

    一、因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
    二、因尚名节、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真,归于庄、老。

    但要提倡法治,起码的先决条件,在上应有一个较稳定的政权。,东汉末年乃至曹魏、司马晋的政权,,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长?于是崔琰、毛玠之反激,变为阮籍、嵇康。

    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汉初“黄老”,代表纯粹的平民观念,故能清净无扰,与魏晋“庄老”之代表名士门第者气脉本不同)变而为申、韩刑法。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儒术。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捲,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


    这里的消极、积极钱穆是着眼于思想的眼界,道家重个体、法家重上层、而儒家及于全社会;包括“反动思想”,在本书中跟儒学相背的都被作者归之于“反动”行列。

  • 善恶之报在历史人物身上由于历史的聚焦,及时间尺度浓缩的缘故总是比之常人要应验得多。魏晋南北朝之际的上层政权更迭是恶有恶报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所谓“新政权之黑暗”是指政权的合法性出了问题,尽管其间有魏武的“惟才是举”,有何晏诸人努力(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是彼辈于政治上,亦确有成绩。及司马政权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于后世。)但国家维系人心的基石还是渐渐地动摇。人心在近代之前其实并不囊括平民百姓,主要是士大夫。

    魏晋清淡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

  •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中国历史上历来的难题,各代都有各代的难处。两汉的地方政治,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上给过很高的评价,不过也就是这个地方政治最后葬送了东汉。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即郡太守。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平时得召见,高第得入为公卿。在郡得自辟属官,,两汉的郡太守,权位即重,并得久任,俨如古代一诸侯,所异者只是不能世袭。

    郡守权重这个事实,当初设计制度的时候当然也是知道的,除此之外就有刺史,其实就是中央对郡守的一点点限制监督,位微而权重,不过到了东汉,渐渐的刺史也不再代表中央的利益(这种官职性质的变迁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到了东汉末年,形势的发展有“州牧”这个更重量级的地方官出现,地方分权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
    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种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谈不到此

  • 汉之后中国历史为什么走上分崩割据,二个方面来看,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

    汉末社会与唐末、明末不同,虽然有些折腾,但社会结构其实并没有非常大的摧残,社会组织力还在,只是不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在地方。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就因为社会组织力还在,所以汉之后并没有马上分崩,而且后来的三国各自还开拓了不少地方,无论是北胡南蛮当时都占不了任何便宜。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
  • 《国史大纲》至此进入第四编魏晋南北朝之部。

    自东汉建安算起此长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因为现今大一统观念实在太深入人心,魏晋南北朝在一般人眼里实在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如果我们把中国几个分裂时期认真地深入分析比较一下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分裂时期有非常之多的闪光点。除了五代十国没什么可书之外,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度就不用多说了,魏晋南北朝堪称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其人物之风华较之隋唐毫不逊色;即使是民国时期在很多方面比我们今天都要强得多。后人对于一段历史时期的定位不能只局限于政治,不能只局限于经济,不能只局限于军事,不能只局限于文化。

    提到魏晋南北朝的著名人物,莫过于《三国演义》里的那批人,甚至有人据此认为三国时期的人物要比南北朝时期的出色得多。但其实二晋南北朝的人物质量比三国来一点都不差的,只可惜没有以二晋南北朝为背景的传世通俗文学之作,至使很多有亮点的历史人物只在一些熟悉历史的人群中流传。
  • 强与弱,很多时候是相对的,观西汉与匈奴之于东汉与西羌然也。匈奴之强无以书之,西人也略知之矣,而西汉抑之;羌人较乌桓、鲜卑尤不及也,而东汉无以定。可见寇之强弱实不足道,蒙元之起多赖各文明之式微,今人有崇之者真乃一叶之障也。

    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东汉羌乱时起时灭,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在于吏治。羌非有匈奴、突厥之强大,败之后而抚之得法,不至于羌乱一起再起。这又扣回本章开篇,外患实内忧也。
  • 以前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我曾言之“两汉四百年天下处处透着这位泗水亭长的坚韧与锐质”,而汉与匈奴的关系就是我上述那句话的一个注脚。

    汉初对匈奴取守势为不得已,汉虽承秦制,但承其力少;而唐既承隋制又承隋力,秦蒙恬逐匈奴之影响到汉初已不甚显,而隋对突厥之分化打击可以说一直影响到其从历史上衰亡,此汉唐之异。不过突厥与中原势力之关系错综复杂非匈奴可比也,而匈奴之对中国,一时尚无政治之野心,其举众入塞,所重在经济财物之掠夺

    和亲、和议皆为权宜之策,此为汉唐之共识,只是唐自安史之乱后受制于国内之势无瑕与吐蕃一较高下。此点宋、明差之远矣,宋知和不知战,明知战不知和。最终亡于异族之手。

    说到和亲,其实并非只是对方强大之时一种低姿态,有时更是一种笼络手段,西汉后期对于匈奴与西域的和亲皆是,甚至汉对于西域的政治介入有时就是以和亲的对象为手段的。无论哪种和议手段其实都是要以国力为后盾的,那时国力很大一部分就是战力,就是有一战之力,可战之力,宋人认不清这个关节,遂有其辱。

    没有汉武一朝对匈奴的打击,文景之治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会黯淡许多。如马邑之谋般挑起战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如汉人一样自马邑之谋后有如此之多的后手则少之又少。汉与匈奴之间实打实的硬战就是隋唐人、突厥人较之也黯然失色,更何况元人乎!

    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汉武之时匈奴虽败,而中国也疲,故为后人所不满,汉武比大多数好大喜功之辈高强之处是其有自知之明,悔过之心,在国力大耗之后居然还给后人留下一不错的摊子。
  • 第十一章《统一政府之对外》,钱穆开篇即言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所以第一节先比较一下两汉的国力。

    其实以中国疆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只要国内稍象样外患即不足虑。落后就要挨打在某方面其实是个伪命题,只要在物质方面没有代差,咱们挨打的时候一般都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中国史强盛当推汉唐,而西汉与唐皆定都于关中长安。以中国地理而论,关中之形胜多有言之,最者莫如秦并六国之分析。而作为两汉国力之比较,西汉都长安与东汉都洛阳之异同,钱穆此处着眼二者的社会布局言之。

    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

    ,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而西方武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由于两汉重心不同,西北户口东汉较之西汉皆有较大的减少(书中列了二张关中三辅与西北沿边诸郡之户口及辖县数变动的表),于此也可见东汉西羌之乱对于关中及西北社会发展的巨大的影响。

    再就人才言之
    西汉适当古代贵族阶级破坏之后,各色人物平流竞进,并无阶资,亦无流品。大抵是一个杂色的局面。东汉则渐渐从杂色的转变成清一色,人才走归一路,为东汉国力向衰之又一原因。

    即以光武一朝论,其“云台二十八将”已大半是书生出身。此种转变,已起西汉末叶。西汉儒、吏末分,贤能儒雅不嫌以吏进,东汉吏职渐轻而尊辟举。

    经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后有所谓“流品”之目。,,然唐代适当南北混一之际,其一时人才亦颇不拘一格,至宋又有清一色之趋势。唐、宋国力之进退,正犹如两汉之比也。
  • 士族门第形成说明一个社会开始渐渐失去了活力,世运衰落;但另一方面在纷纷乱世之中士族门第又是华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也是经五胡乱华之后隋唐能攀上中华文明又一高峰的重要基石。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汉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间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东汉士风所成固然最初有光武等倡儒之故,但最主要还是在于后面一点--察举制度。上之所尚甚少能有坚持几世之久者(宋太祖后人坚守祖训实乃异数),但制度框架由于既得利益者所在,后世虽会有更正调整但其很难改变制度的方向,所以其对后世影响更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用意似乎更多在于家务上;国务为重者以我观之在于制度也。

    东汉风习:
    一、久丧--此为孝行。
    二、让爵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让爵、推财,同为推孝及弟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广也。
      此又分两类。(一)急难--举主、业师患难,挺身护救。
            (二)服丧--举主、故将死,为之服丧。
    八、清节--一介不取,推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
    其他高节异行不胜举。

    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
    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过分看重,不免流弊。,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

    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狭。,“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

  • 承平日久,风气所聚,即易形成新贵族。而两汉之际无论是客观环境条件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相对后世来讲少许流动性,所以这个贵族形成起来易成而难摧,此后即是魏晋之门第。

    门第形成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

    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易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