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锢,汉、明二代皆有,皆与宦寺有极大冲突,于此士大夫皆受极大的摧残。但明末士心瓦解,内不能抚流寇,外不能御满洲;而汉末黄巾促起而扑之,董卓倾鼎而逼之,最后成一割据之局。汉与明异,一固然是中央地方政治制度之异所致,而二即因为汉之士大夫行事不独以口舌之力,所谓“文质彬彬”者,汉人得其“质”,既较唐人言之也不让也。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汉代用法之酷是已定之论,这也许跟当时民风有关。司隶校尉李膺于中常侍张让家中,破柱取其逃匿之弟杀之,这样的事放在两汉其实一点都算不上新闻,其不闻前有“五日京兆”乎?“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后汉书.党锢传》)这是东汉桓帝时的事。

    (此外两汉酷吏酷得也很有性格,两汉之酷吏跟后世之酷吏比较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两汉酷吏之酷不籍上之力,不惮下之豪,张汤、赵禹、董宣们与后世宵小同称真折杀他们也。)

    也许是年代久远之古,也许是史书记述详略,也许是整个社会风气衬托,读《后汉书.党锢传》,看到李膺“考死”,也没什么大的波动。但看《明史.杨涟 左光斗...传》,看到“为狱卒毙于狱中”,真是看得悲悲凄凄。
  • 所谓“清议”通俗一点就是舆论,是读书人,即儒士之间的舆论力量。不要小看了儒士的口舌之力,因为儒者都是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其多有高远之论,而以前有知识有文化的舍那些儒者外无人。所以其蔚然成风足以移一时风气,当然书生也多有迂阔者,尽从之也足以误国。东汉之清议前者为多,而明则后者为多。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的进退之标准。,,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渐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

    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士虚声,社会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 这一篇把《3.10.1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渐膨胀》与《3.10.2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放在一起读了。

    所谓士人其实就指儒士,开始有地位始于汉武之时,元帝之后始盛,不过跟东汉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其间有几层缘由。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观中国历史历代开国君臣,文风无如东汉之盛者,汉光武与其“云台二十八将”之儒雅之气,唯唐太宗麒麟阁中诸人稍可比肩,其余者皆相形见绌矣。而东汉之初君臣的儒雅之气亦并非凭空出现,得于一直以来兴之于民间的儒业的教化功能。以此观上述一、二则霍然也。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

  • 外戚之祸,汉之后绝之,防之严故也。然宦官之祸汉之后屡不绝,防之非不严也,实无可防也,此之谓无解之局。

    宦官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祸的,凡事总归先有其源,后渐成气候。于汉武之时内、外朝既分之际,三公、九卿由宫转府,加之汉武帝雄才大略,内朝权重,宦者始起。元帝时遂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

    而宦者最初也并不是都是阉人,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宦官的集团。

    东汉郎官已全为郡国察举“孝廉”到京待转之一阶,则自不能仍以为皇帝内侍。王室与政府之性质既渐分判明晰,则光武之制实不为非。,,光武之病,在轻三公权任而移之尚书。


    有人言东汉外戚、宦官之祸,都启于光武,实乃大谬;如同两宋积弱而咎于艺祖,今人落伍而远溯孔孟,实非可道之论。

    中国历史上具才略之帝王大多有启后世祸萌之举,汉武帝、汉光武帝、唐玄宗、宋太祖、明太祖莫不然(惟唐太宗无之,而唐玄宗当世即受祸),其具才略者不可不戒之慎之。
  • 《3.9.3东汉之外戚与宦官》主要就是列了一下东汉外戚宦官更迭用事这个事实,最后外戚与宦官,其实都还是代表了王室的一部分,其来历则原自西汉引出了下面二节。

    西汉初年,宗室、功臣、外戚,为朝廷之三大系。,汉鉴于秦亡之速,变更秦法,稍稍复古,故以宗室、外戚、功臣三系与王室相夹持而为治。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古代贵族封建政体一变而为平民的统一政府,广土众民,孤危之势不足以持久,故外有封王,内有列侯,粗为等次,以相扶护,犹嫌王室单微,则援用外戚以为之辅。

    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可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

    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

    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其职则胥由外戚为之。,外戚有客观之尊严,而无世袭,以随新天子为转移,其事最少弊。又内、外朝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


    历史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外戚用事,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逃不过的一个阶段,上面分析得很清楚了。但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最后篡位啦、弑帝啦。

    光武躬亲庶务,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仅有虚位,无实权。故外戚用事于内,外朝即无以相抗

    外戚用事,外朝权轻,这是统一政府堕落的一个方面。
  • 《3.9.1东汉诸帝及年历》照常跳过。

    这一章,即第九章的题目是《统一政府之堕落》,西汉成、哀之际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比起后世一些朝代之衰来总算是不错的,东汉一上来就来个光武中兴,再来个明章之治,实到了其巅峰。从秦、西汉一直看过来,东汉章帝之后,中国历史的第一波算是过去了,下面开始往下走。

    这一节讲王室的堕落,钱穆列了一个表,里面东汉诸帝的年寿一目了然。从中发现年寿最长者居然是光武帝,第二居然是献帝,刚好是一头一尾,而刚好此二人为凡人者时间最长,看来皇帝也不好当,折寿得很。

    当然东汉诸帝平均年寿不长一大原因是其中有几位是婴孩即位,不久即夭折,把平均寿命给大大的往下拖了一把(说到婴孩即位,又不得不提及女主临朝、外戚擅权,这是东汉一大特征,后面会说到)。所以东汉帝系是常断的,这要是放在明朝,不知要打多少笔墨官司呢。

    上一节钱穆没有象其他章节一样取名了《东汉帝系及年历》,而是取名为《东汉诸帝及年历》也许并不是随兴之笔。

    除此之外,此表还列了“子嗣”一项,东汉诸帝子嗣最多者仁不让是最长寿的光武帝,不过也只有十子而已,这跟别人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这也就是放在汉朝,在别的朝代,不是自己骨肉相殘死光光,可能老早就被梁冀这样的人给篡了。
  • 理想破灭--《国史大纲 3.8.8王莽受禅与变法》

    王莽代汉是中国史上有证可查的最理想的王朝更替,自那以降的王朝更换无不见腥风血雨,生灵涂炭。但其旋即而亡也使这个事实只成了一个理想而已。

    后世愚人以王莽败而更始、光武继之,而责王莽以杀姓刘者不尽。孰不知即使当时莽尽杀姓刘者,一世之后天下固非姓刘,但也非姓王也。王莽失败根基还在其改革的失败。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政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废奴,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

    王莽又屡次改革货币,使民间经济根本发生动摇,极为扰民。然原其用意,仍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财富之目标而起。

    王莽政治失败,约有数端:
      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
      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
      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钱穆这里说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回过头来想想,王莽如果少一点书生气,顺顺当当的把新朝继续下去,那历史会是如何的天翻地覆呢?
  • 《3.8.6士人政府之出现》没什么好写的,主要是讲自武帝以后公卿朝士,名儒辈出。其实西汉那点“名儒”就“儒”这点纯度上讲,跟后世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了。

    第七节讲汉儒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起了个西汉之亡的题目呢,因为最后王莽受禅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政治思想。王朝之亡,自秦以后,西汉亡得最令人玩味。西汉是无必亡之理,有可亡之因。

    回头看这节的汉儒政治思想:
    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
      一、圣人受命
      二、天降符瑞。
      三、推德定制。
      四、封禅告成功。
      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
      六、禅国让贤。
      七、新圣人受命。
    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始终循着上述的理论。

    二为礼乐和教化论。另一派汉儒,认为政治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而礼乐和教化的重要意义,在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此即是古人之所谓“礼乐”。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

    王莽的受禅而变法,即是此两派学说之汇趋。


    汉儒前一派理论纯粹乱七八糟,其间夹杂了很多阴阳家的学说,所以后人多因之指前汉之儒不学无术。后一派理论,王莽实施得很失败,但礼乐教化在后世反而大显。此种上有意为之而无效,下无意行之而大显,历史上屡见不鲜,于此在其位者不得不深思也。
  • 儒家介入政治虽然很早,孔老夫子本人及其不少弟子都是出仕之人。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出人头地”还是在汉武一朝。

    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举其要者,第一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这一称始于战国,秦时也设,不过那时的博士是名符其实得很的,什么人都有,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自秦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渐渐变成朝廷采取博士们的意见,即是“政治”渐受“学术”指导。此项转变,关系匪细。

    第二是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廕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这时儒家重教化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它不但能一代代的往下传承,而且会越传越广。

    第三是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此制与博士弟子相辅,造成此下士人政府之局面。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并不断裁抑兼并。,,从此社会上新兴的富人阶级,渐渐转向,儒林传中人物逐次超过于货殖传,实为武帝以下社会一大转变。

    第五是开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而宰相遂不为一阶级所独占。
    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课题,非“君主独裁”一言可括也。汉初政治,钱穆认为往往有较秦为后退者,如宰相必用封侯阶级即其一例。,,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为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

    以上就是汉武一朝所谓复古更化,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汉所袭,其论杂出先秦诸子,而备见于《王制篇》中;《王制》乃汉文时博士所为。然则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儒家托古改制,当在此等处看。
  • 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先已由贾谊发其端。

    说到西汉的政治演进,贾谊是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其《陈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却裁抑诸王国和捍御匈奴外,尤要者在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此诸点均针对当时前时病象,其议论渐渐从法律刑赏转到礼乐教化,此即由申、韩转入儒家。,贾谊其人虽然生不逢时,不太得志,但其《陈政事疏》实为之后西汉政府施政方略。无此疏,贾生之历史价值将大异矣,所以梁启超对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收录《陈政事疏》颇有意见。

    先秦诸子注意教育问题者莫如儒。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中国无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贵族子弟起,,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兴隆实非所谓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