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当然郡县这个制度并不是秦的原创，之前就已经在了，据说在春秋时期已经有郡县了。郡则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这个明显是因为新土地的开垦及人们视野随之开拓带来的结果。其实这个“新土地的开垦”是随着春秋争霸这个洗牌过程，各国控制的疆域不断扩大而来的。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这个就是春秋时期的战争与战国时期的战争之区别所在。由于政治结构的演进，战争要达成的目的远远不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战争的主体得以发生变化，战争的手段、形式与规模也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上面讲的都是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春秋战国之际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思想了，战国时期可为中国思想史上黄金年代。这个就是下一章《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的内容，先秦诸子要登场了。

汶川地震，上海这边据说也有震感，不过我当时只在六楼，也没觉得什么。而且西南地个震最初也没觉得什么的，那地方地质结构本不安宁的。后来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的意料，没想到有如此之大的损失。

 想去年，到米亚罗、毕棚沟旅游就是路过汶川，而且回成都时还在汶川堵了二三个小时。对那地方还是有点熟悉，想来这次地震是天翻地变了。

 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其实就是顺着岷江走的，随着江的走势，公路一会在江左岸行进，哪里碰到个弯，过一会有可能就过个桥转到江的右岸行进了。路很多都是在山体里开出来的，只能容二车通过。这样的路时不时在路上能看到“注意飞石”的标牌，这还是平时没地震的时候。从汶川到理县（汶川到茂县的不清楚，我没走过）的也然。

所谓的汶川县城，其实就是岷江在这里有个比较宽阔的谷地而依势建的城（导游当时提到过“汶川”的由来，我忘了）。以我的感觉比我老家的镇大不了多少，当然我只经过了县城的一部分－－从它中间穿过到理县，但仰头看不远处就是山，所以我估计县城不会很大。 后来听说5000米空降了挺吃惊，这种地方降下来难度很大－－这绝对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最后得知不是在汶川，是在茂县，估计茂县条件好一点。

 对汶川印象最深的就数堵车了，因为阿坝师专对面的那个大滑坡，从汶川下行时只能从岷江右岸走，那段新建的路，分时放行，所以当时被堵在汶川二三个小时，当时本来还准备好好逛逛汶川县城的，后来误传情报也没怎么逛（具体见我去年写的游游记记）。这一次大地震，不知阿坝师专对面那一道大山的伤口会变成什么样子。

汶川的山都很陡，山上基本没什么树，多是草，还能清晰的看到人走的路。靠近桃坪羌寨那个地方的山还都是石头，那种灰色的石头，看起来时间都凝固的样子。就这种时间看起来凝固的地方一下子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把以前没过的时间都补了回来。

那次旅游还有印象的就是沿途看到的小水电，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水电站，以及靠近水电站的下游河道由于水位降低而出现的惨景。经过这次地震也不知那些电站会如何。听新闻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狮子坪，那个地方当时就是土方车与混凝土车横行，满天灰尘的地方，半山腰还能看到新建的公路－－用于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上涨而新建的公路。这来一次地震也不知会如何。

对于地球来说，几天、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上千年都是很短暂的，这点地貌的变化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我们就是一个漫长而惨烈的过程。

在灾难面前人类会显得很渺小，但也只有在灾难面前才能体现出人类的伟大。

春秋之后为战国，其间为二百四十六年(然于春秋战国分界有各说，此年数具体各一，但大体之数未变)。

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由于秦始皇焚书之故，史料残缺，由之《史记》记载终不甚详，而且据说还有误。钱穆先生据后代所出之佚文，对战国史事作了一番考订，此处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

战国历史大体可分二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较浅者如齐、晋不能如鲁、卫之久保其君位之传统，而见篡于大夫；而经君统篡弑以后，更得急速改变其国家之内部组织，自宗法封建国家激转而为新军国。而秦、楚受文化熏陶更浅，不经内部君统篡易而亦追随改进为新军国焉。(看钱穆的书，有时颇意外其新颖之名词－－如此处之“军国”)

旧有组织结构崩溃，新的组织结构要形成务必要有一争斗，这就是战国历史的第二期，即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
此第二期又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是梁惠王称霸时期，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齐、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第二期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亦可说是齐、秦争强时期。此期自齐、魏相王下迄齐灭宋，凡四十八年。
第三期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亦可说是秦、赵争强期。此期自齐灭宋下至赵邯郸围解，凡二十九年。
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

上面的四个分期论述里，钱先生提到了《史记》的几处误漏。比如，魏迁都大梁在梁惠王早年(于理推之，非为畏秦，而为争形势也)；徐州相王时，梁惠王卒否；比如田齐的世系等等。上述在《史记》的《集解》、《索隐》里都提到了《竹书纪年》里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异。

《史记》记载战国事，于初期最晦；于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势，于当时各国国势升降及离合聚散之间，往往不能言；单单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娓娓道之，去实远矣。

苏张纵横之事，我也认为有不合之处，但“去实远矣”好象过矣。最后钱穆为自己的另一本书做了一下广告，读者欲知其详，当阅《先秦诸子系年》。

好历史者莫不有崇古之倾向，钱穆也尽然。

春秋时期是一个乱世，但从文化上讲，古代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

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绝然不同处。

上述之言都成理，但下面之言有商榷之处。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说这么多“极”，那西周时期如何处之也，对孔子无法交代。以理推之，西周时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只是西周的史料比较少，比之春秋，我们对当时的贵族生活的概念要模糊得多。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剧变时期，几百年时间，整个历史就变了个样。最开始是王权衰落，诸侯并起；之后是一些诸侯也不断的变化演进，要么被灭了，要么衰得苟延残喘，要么自变，继之而士大夫崛起。历史的洗牌不断的在进行。

霸政衰微，变而为士大夫执政。大夫执政，一方面可说为封建制度继续推演所产出，一方面亦可说是封建制度却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理解了当时国的规模与概念也就能理解钱先生的“华、夷杂处”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增多，城圈的影响所及不断扩大，后来这个“国”当然就不只是一城了。所以呢，封建制度的运作就下移了，大夫的城邑不断扩大，也开始有世爵、赐氏等等。

渐渐的国中的大夫权力日增，相应的诸侯权力则日减。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结，渐渐形成大权旁落之势，于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后战国之新局面

我们现在重新来审视孔子眼里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可看作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垦及人们自身认知的提高，西周时期那套治理国家的方法已不再管用，所以整个封建制度的运作不得不不断的下移来试图适应，由此形成春秋之局。这样演进了三、四百年，洗牌过程还是无法结束，封建制度还是无法适应当时的历史，那就接着洗牌。

春秋之霸业，以西周之王业视之，多有力征；但以后世之帝业视之则多为文，其犹有浓重之贵族气息。如果从文化的高度来审视春秋争霸，则可视之为后世之秦的六合一统作了文化的过渡。

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纲解纽，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

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其次为鲁、郑、陈三国，各得十次。又次为卫，得九次。又次为曹、许，各得七次。其间尤以齐、鲁、卫、曹、郑、宋六国，可谓诸夏之基本结合。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一期，大率在东部与中部，乃黄河下流东部一带及黄河中游南岸之结合也。

晋初始不预盟，专务侵吞，自重耳返国得位，完成了内部的整合才图霸业。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二期，东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黄河中游之北岸了。

大体西自河、渭之间，东达太行山两麓，黄河北岸，皆为顽强之群狄所出没，其势又时时越大河而南。诸夏得齐桓、晋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凶焰，实为春秋时期华、戎交斗一极剧烈之战阵。

春秋霸业，以晋为长。这中间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晋自献公以来，即不蓄养群公子。故晋大夫多用异姓，得因材器使，较之鲁、卫、齐、宋诸邦多用宗室臣者为优。

春秋时期大部时间为晋、楚争霸时期，争来争去最后没什么结果，最后有弭兵之会。此可谓诸夏结合之第三期，于东、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汉流域之楚国也。自此而诸夏得一相当时期之和平，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郑有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

周室东迁，引起的第一个现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老的结构开始松动了，那就要开始洗牌，那就是是列国内乱，诸侯兼并。这个牌也不好洗，结果又引起了戎狄横行。

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这里钱先生又提到了“杂处”这个观念。这一篇里钱穆开始对这个观念作了一番阐释。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中间还举了一些例子，例子我就不举了。惟其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

西周封建，本为一种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则乘城郭诸邦之内外多事而来肆其侵扰。

自西周末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纪年历史记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也就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开始向人们展示了它独特的魅力，西周之后的春秋时期无疑是这整部画卷的最开端。

史称春秋时期，源于孔子作的编年史书－－《春秋》，这一段时期大概是三百年。孔子作的《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左传》是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东迁一并计入，共三百零三年。

这一段历史又可分为三段：
一、霸前时期 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时期 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起，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八年。
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时期 凡九十年

《1.3.3 西周势力之继续东扩》讲了西周诸王的“武功”，除中间提到穆王西征恐不出陕西西北部，至远及于甘肃，无甚可写，跳过。

这是《国史大纲 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的最后一篇了，所以我命之为梦的终结

钱穆在这里再次用“华戎杂处”为前提，来考证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似乎挺有道理的，如果用今人之地理概念来衡量上古之战争，似乎当时规模就已颇大；但经钱先生这一番整理，显得比较的合情理。

钱穆先生对于《史记》上关于褒姒的倾国一笑那一事颇不以为然，认为此委巷小人之谈，对这件事我以前读《史记》倒是没读出问题来，当时只注意褒姒的来历了。

平王东迁之真相似乎也并不是“避犬戎”那么简单。《竹书纪年》上记载“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其中形势颇为复杂，各诸侯各有所图。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1.3.1 西周帝系及年历》跳过

这里的封建当然不是我们以前学的“封建”，而是真正的历史学上讲的“封建”。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于争强而然。

周初第一次封建，为武王克殷之后。一是封武庚于殷，并立三监(即管、霍、蔡)于旁；二是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皆在成周之南，鲁、燕、齐初封之地都是在中原实在是我以前所不知，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的确是初封在中原比较合理。

武王克殷二年就崩了。这实在是周初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所以呢就有周公摄政这事。若传子，则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传弟，先应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传贤，自属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于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摄政。然后呢就有管、蔡之乱。

周公定乱之后，就有了周人的第二次封建。
一、鲁 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于鲁。
二、齐 封太公子丁公于齐。自有鲁、齐之新封，周人势力始越殷而东达海滨。
三、卫 封康公于卫，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盘庚以来历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始拱手而让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 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于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
五、晋 封唐叔于夏墟，此为沟通周人自大河北岸直通殷墟之要道。
六、蔡 封蔡仲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国之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于卫、晋，而宋人自在大包围中。
七、东都 周公又营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焉。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而与新封诸邦相联系。

这样周八百年的基业就奠定了。《荀子 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谓：“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