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的贫穷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的劳动者少得多，现金收入也就远少于城里人。第二，教育水平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机会也就比较少。第三，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卫生、居住、饮水、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也就远比城里人恶劣。

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是个常识，却是个被一些故作深奥的记者和学者官员们遗忘了的常识。遗忘了那些常识，就会给我国农村开出荒唐的药方，即攻击“专制”，赞美“自由”，甚至全力推动“基层民主”。“海选”能解决中国9亿农村人的贫困问题？“选票”能填饱农民的肚皮吗？制度迷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制度决定论，认为上层建筑能决定经济基础。

过去的中国革命不是要解决“专制”问题，更不是靠选举完成的。今天的中国农村也不是要解决“专制”问题，更不可能靠“海选”完成。脱离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我国农村进步的唯一标尺。拼命搞海选而不是奋勇向前去组织农民，是我国农村政策的一大误区。

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人均耕地面积小。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我国有9亿农村人，其中的5亿是农业劳动者。这5亿农业劳动者拥有不到20亿亩耕地。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20亿亩耕地每年都必然有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且不说北方的单熟气候以及必要的轮耕、休耕用地。由于地方利益和土地统计本身的复杂性，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一直被低估，但低估了多少一直是个谜。据说，近7年里全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到2003年底，我国尚余18.5亿亩耕地[1]。即便按20亿亩计算，5亿农业劳动力人均只耕作4亩地。耕作4亩地的劳动者要养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贫穷呢？4亩地是0.25公顷，即0.6英亩，只略大于美国一个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我国南方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也就是0.16英亩，与美国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农场”数以亿计，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摆脱贫困，哪怕是种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无论政治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国人家靠耕种屋后的院子而成为“农民”，而“致富”呢？

相对于要养活的总人口，我国的耕地总面积并不小。我国的问题不是可耕地面积太少，而是农民太多，农村人口太庞大。在现代农业技术条件下，中国纬度和灌溉条件下的20亿亩耕地，养活15亿人绰绰有余[2]。如果连以色列和日本人都能拥有可以养活自己的农业，辽阔的中国怎么可能养不活自己呢？在多数发达国家，若每个居民有1亩耕地来养活，已经够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里农民的任务不是养活本国人，他们的问题是向外国卖粮难。自1987年到2002年，我国农民的“卖粮难”也持续了15年。这还是在农民耕作积极性达到改革以来最低谷的时期发生的。就是在这个时期里，我国的粮食产量还历史性地分别突破了4亿吨和5亿吨大关。供应过剩，于是有了00－03连续4年的低产（年均4.5亿吨）[3]。这就导致了03年下半年的粮食供应紧张，价格暴涨，部分流动民工回归粮食生产。到后年，也就是2006年，中国很可能再次重现卖粮难。

尽管总有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我国的农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国土辽阔，气候温润，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适合农耕的地方，也是农耕知识最早进入成熟阶段的地方。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巨大数量的农民和农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农中国，也造就了独特的乡村中国。清朝初年我国人口才1亿，清末便达到4.5亿，不过百年又达到13亿。今天的9亿农村人口，反而成为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最大障碍，单位产量迟迟不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技早就能达到的水平。我国的数亿小农都处在基本失业状态，每个劳动力每年在土地上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而且从事的还是最简单的劳动，当然仅能“得食”。劳动创造财富。每年有9个月处于失业状态的农民，能创造什么“财富”？因为农民普遍贫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农村中国就衰败。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小农强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会”特性。现代社会是严密组织起来了的“社会”，正如交通灯六亲不认，迫使每个路人都必须服从。在今天的西方，没有身处某个社会组织的人，一般被视为社会垃圾。只有了解了如组织军队一般的西式工厂和公司行号的劳动纪律，才能体味出什么是社会的“现代奴隶”，也才能懂得西方人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与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加农奴制不同，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农民就是自由独立的，就“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除了***领导的前三十年，中国农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强烈的家庭私利观念。想把一个村庄的小农团结组织起来，就已经非常困难了。若要把十几个村庄的小农组织为一体，几乎是天方夜谭。中国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虽然不耕作，却天然有强烈的小农基因。他们会以自由的名义强烈反对组织农民，正如他们会以节俭的名义反对建设千年不朽的公共设施和艺术雕塑，会以自由的名义在有上千户居民聚居的楼里设置每户独立的热水机、暖气机、空调机。大概，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动员和组织起来了。

在传统中国，自由小农靠家族宗法制度来组织。比起西方社会的组织，中国民间的传统宗法制不仅组织松散，而且规模小，比自然村还小。1840年遭遇了组织严密的西方社会之后，相形之下我国社会几乎是“一盘散沙”。组织动员独立自私的小农，解决“一盘散沙”问题，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领导下的***做到了，而且是被迫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做，“支部建在连上”，直到把中国农村组织成准军事化的大队、小队。这种西式现代组织手段的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大面积的农田改造，耕地面积的大幅度扩大，水利设施的建设和普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显著改善，农村道路的修建，饥荒问题的彻底解决，农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人均寿命的迅速提高，乃至一支强悍的现代军队，都与之相关。做成这样的农村组织，代价也十分高昂。可以说，准军事化的农村组织是鲜血凝成的，付出的代价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把中国的自由小农组织起来。

当***决定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其对农村的严密组织也随之崩溃了，农民回到实行了两千五百年的自由小农制度，形成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数量最多，平均规模却最“袖珍”的独立“家庭农场”。将来的史学家会不断地争论，中国回归家庭耕作以后，究竟是执政党主动放弃了对农村的组织，还是市场机制导致农村组织的自然衰落。无论持何种看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执政的干部们越来越懒惰，甚至堕落。这与整个执政系统的状况密切相关。而今国内外的“民主派”们引诱执政党进一步懒惰，放弃对农村基层的组织，以架空执政党，使其在中国的统治丧失根基。

然而，***组织领导小农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农村基层政权和耕地的集体所有制至少在形式上还存在。更有一些残存的集体主义村庄，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工业化，展示了在市场时代的旺盛生命力。只要改善执政党对乡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改善其工作作风，集体主义的村庄不仅可能，而且远比“家庭袖珍农场”成功。这个前景，加上农村普遍衰败，基层政权的真空不断被黑势力填补的现实，将会促使执政党拒绝民主派要其从农村退出的反动建议。

所谓“官退民进”，给农民自由的思路是小农式的，而且当然是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他们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员要自由得多。问题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农们不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设和维持农田水利设施，更无法集中修建现代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通讯、道路、乃至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有统一给排水的住房。做不到这些，农民就必然贫穷。自私自利的我国小农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只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这不仅被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而且还在被改革以来农村公共设施的普遍衰败反复证明了。同样，没有勤奋为民，特别出色的执政系统，组织动员小农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原因是小农体制与国内外的市场机制不兼容。市场可以容纳个别小农，但不可能兼容小规模农业的国家体制，市场与袖珍型的家庭农场制度不相容。市场摧毁小规模农业，导致贫富差别，导致农民与政权的矛盾，导致农民造反，这个道理被世界上无数的知名学者讲过无数遍了。自陈翰笙先生开始，我国学界也讲得让人耳熟能详了。最后，连我国的中学生都知道英国纺织工厂的羊会吃掉小农。市场摧毁小农的历史自英国十七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在不久前还摧毁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小农，使那里的小农迅速凋零。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官员们，应当念过恩格斯1894年的《法德农民问题》。因为这篇著作如此重要，就被收入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恩格斯断言：“我们确切地知道如下一个经济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海外的廉价粮食生产，大农和中农都同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这是日益增加的债务和他们的经济到处都显著衰落所证明了的。”[4] 欧洲今天的“大农”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欧盟的农业，其实是政府组织和支撑的农业。难道美国的农业不也是因为接受国家的大量补贴才强大吗？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作出的论断，被二十世纪几乎一切知名学者重复[5]。即便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也应当知道现代政治经济学者对各国农民革命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成果。

市场机制摧毁小农的自然经济，这是我国农民问题的现代经济基础。这不是什么上层建筑问题。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导致小农的绝对和相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绝对贫困化？湖南农民种了几年桔子树，挂果之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国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种植美国柑橙，湖南农民就血本无归，就“绝对贫困化”。什么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多数农民的吃住条件 “比过去强”，但少数“别人”有现钱，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现钱，“财大气粗”，贫富之间裂变成天大的鸿沟，多数人就成了“赤贫”的穷人，就“相对贫困化”。

巴林顿·摩尔认为：比起社会先进势力的要求，没落社会阶层的要求更体现对自由的追求。小农和城市的小生产者行将被资本主义市场的进步所粉碎，可正是这些没落的阶层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的社会基础，构成了近代各国大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6]。绝对和相对贫困化导致什么？导致“自由的”流民，导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导致偷盗、抢劫、甚至绑架杀人。市场条件下小农的农村是一堆火药桶。如果国家的执政系统腐朽了，这些火药桶见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国农民为什么穷？第一是农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积小；第二是他们自由独立，自私自利，无力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第三是他们被市场所困，行将被市场无情地摧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这三大原因导致了我国小农的贫困和农村的衰败。所以，我国乡下人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短得多，现金收入远少于城里人。所以，他们的教育水平远低于城市人，工作技能比较差。所以他们缺少现代基础设施，居住、饮食、卫生、道路、通讯等方面的条件远比城里人恶劣。

在市场时代，巨大数量的、自己无力组织起来的小农，陷入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选之类的药方，不解决我国农村问题，只可能火上浇油，加速拆毁政府在农村的动员组织系统，恶化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

人是第一生产力。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我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劳动者们没有能力组织起来，离开耕地，改变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组织起来了，美国的开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设大城市。组织起来了，日本人民就能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经济。贫穷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国为什么做不到？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讲，中国农民贫穷是因为天然的富裕，是我国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难组织起来[7]。

            我国小农靠农业致富是不可能的。中国两千五百年辉煌的小农经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乡村中国将日益步入绝境。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农民们脱离耕地，变成城市人，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到总人口的10％以下。为什么要迅速地做这件事？历史送给我们的机遇将是短暂的，不会持久。我们需要赶在农村的衰败达到崩溃点之前把事情逐渐做起来，不能懒惰地任由农村的衰败发展成崩溃。

            有没有可能迅速地把中国农村人口减少到10％以下？当然有可能。大多数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农民比例都占总人口比例的50％以上，也都用了仅仅30年就降到10％以下了。其城市化人口的总规模并不低于中国农民人口规模。我国改革25年，农村人口仅从80％降到了70％。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显然是失败的。所以，在经济和政治上被逼入了绝境的今天，我们应当努力设计出高速城市化的政策，迅速解决城市化问题。这就是笔者之所以建议《组织贫困农民建新城》（《香港传真》，2004年5月10日，《战略与管理》， 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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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钟伟，赵晓：《谁拥有土地》，载《南方周末》报，2004年7月29日，C19版。

[2]我国粮食产量的历史大体是这样的，解放前的最高位是1935年，为1.5亿吨，1949年为1.1亿吨，1951年回到了历史最高点，1952年为1.64亿吨，超过了历史最高点。1958年超过2亿吨，改革前的1978年超过3亿吨，1987年超过4亿吨，1996年超过5亿吨。1949年的人口是4.5亿，2009年大概会到13.5亿，为解放时的三倍。粮食产量则增加5倍，达到5.5亿吨。粮食产量的增加与集体或个体耕作关系不密切，与农业技术进步有绝对关系，主要是种子、化肥、农药、和灌溉技术。所以，袁隆平的贡献比生产责任制大。目前看来，中国粮食生产超过6亿吨只是时间问题，取决于我国政府的意愿－－只要真想达到，技术上丝毫不成问题。

[3] 见《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

[4]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

[5] 仅举几本专业内的名著。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edited by Damiel T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 E. F. Smith, Homewood, I11.: Richard D. Irwin, f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96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6.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Barrington Moo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Eric. R. Wolf,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6;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 Joel S. Migda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Jeffrey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James.C. Scott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所做的农村调查和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1930年；《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陈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陈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6]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411页（《结束语》）。中译本此处与原文出入较大，笔者建议参照原文。

[7]今天，一些俄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阻碍他们进步的原因第一是资源太多，第二是严密的社会组织被海选所摧毁。因此，创新地恢复严密的社会组织，才能充分利用俄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俄国进步的唯一道路。

比如，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的著作《向第二苏联前进》（见《亚洲时报》对此书的介绍， 记者Victor Yasmann）。卡拉什尼科夫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库切连科。他的这本新书在过去18个月中已经再版几次。这类的观点在俄国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