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谈到“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渊源这么长的国家，其历史精神在哪里，钱穆在接下来在这一篇提出了他的观点，甚有道理。

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战争总归是很惊心动魄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比较的显眼。中国史当然也不乏战乱，但这是“乱”，跟人家的“战争”有区别。每每乱之后好象跟以前比变化不大，总是“乙承甲制，丙承乙制”，所以被人认为中国历史无进步。

历代关注历史者无不对中国历史的这个王朝循环问题乐此不疲，由此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大处着眼的，有小处着眼的。钱先生并没有拘于问题本身，而是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一个让人深省的观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动中之迅变易察，而静中之缓变难觉，对于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点滴变化，没有深厚之功底不可行。

又回成都了。前二天就回了，只不过一直没上网所以今天才上来报到，在这可能要呆到年底了。时间的确有点长，不过这里的生活质量还是不错。

下面还是断断续续的发些读《国史大纲》的小记。

经过一番折腾，又回到公司上班了。

在成都生活过得很舒适，有点乐不思沪了。不过后来几天那笔记本出了点问题，任务管理器里ＣＰＵ占用也不高，但就是发热量大得很，经过一点点不太激烈的动作后就自动关机了。但那个工作用的系统倒是正常的，就是下班后无法上网。不过看看也快回了，所以也就没去管它，就是那些天少发了一、二篇读史小记而已。

回是19日回的，回以前老担心会不会被台风给阻了，回不来或是被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过很出人意料的是那飞机居然正点飞，看来当时这边的机场还是能起降的。到了浦东机场一点台风的迹象都没有，连地面都不太湿。只是后来往浦西走才渐渐发现下了点雨。

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还好一个多月没住的屋子变化不大，稍稍擦擦，洗洗就可以上床睡了，夏天睡觉就是方便。

昨天休息了一下，今天正式上班，不过“十一”后可能还要成都去一趟

治史有二种方法或是途径：一是求异，二是求同。

求异就是从各时代，各期之“特性”看出历史之变，而看出整个文化之动态。

求同就是在变中求出各“基相”，而相连贯成一整面，于诸异中见一同。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页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变”之所在即其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钱先生一面要展出自己本书的基调，即中国历史之演进的精髓何在？

如何写一本简单扼要而有系统的新国史，钱穆在这一篇提出了治新国史的指导思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这种大道理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否定它，但大道理具体到一国历史，具体到一段历史，必须要有小道理。就象人有生老病死，但各人的人生道路又各是多姿多彩的。这就是，写国史者，必确切晓瞭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

很多研究历史的就因为不注意“个性”这个东西，搞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覩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其道，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眵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围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这一篇讲了为什么要撰写新国史的必要（当然其实就是为什么钱先生花力气撰写本书的原因）

中国史书之繁多，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了，自《尚书》起到《通志》各种各样的体裁是不一而足。今观其互相间体裁之不同，与夫内容之差别，可知中国旧史，固不断在改写之中矣。

但是呢，自南宋以后七百年没有新体史书出现，适七百年史学式微，所以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具备二个条件。一是把中国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二是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爱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

此种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

写这样的书真是难于胜任而愉快。 

所谓“革新派”史学又分为三期，用我们现在比较“正统”的说法是从上层建筑进而到经济基础。

 最初的关注点在于“政体”，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彼辈对当前病证，一切归罪于二千年来之专制。

不过自从专制政体被推翻之后，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就从“政治革命”转到了“文化革命”，从“政体”转移到了“学术思想”。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把中国的落后归罪于孔子或老子。 认为二千年来思想相当于欧洲的“中古时期”，是现代社会不必要的，更甚者，“思想限制于文字，欲一扫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思想之沈痼积痗，莫如废文字，创为罗马拼音，庶乎有瘳”。

思想文化方面摇旗呐喊了半天，发现收效甚微，就有转入到“经济革命”的了，就是对于“社会形态”的研究，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济基础。彼辈对于当前事态之意见，影响及于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一“封建时期”也。二千年之政治，二千年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相协应。”。

“封建社会”这人词是个大水缸，什么都可以盛，谓“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是矣”，于是有志于当身现实之革新，而求知国史已往之大体者，莫不动色称道，虽牵鼻而从，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一日，则我国史仍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知识之民族也。

嗟乎！

近代史学，钱穆把其分为三派：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

传统派就是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史学，主于记诵，这也是中国历代史籍浩如烟海的原因。

革新派是清末在中国多事之秋之时，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士所提倡。这一派后面还要深入讲。

科学派则是深受西方治史方法的影响，其实革新派也深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这一点后面我们会看到。科学派与传统派各有千秋。传统派主博，科学派主专。但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相对来讲，钱穆先生还是偏向于传统派的，传统派“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已”，而科学派（又称之为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书中对于科学派的一段论述其实是对于偏重于分析的方法论的批判，比如西医之类的东西，在方法论上至少是存在缺陷的。可惜不少人对于分析方法推崇之极，以至于不能深究其中的弊处。

革新派之史学，在方法论上钱穆是很看重的（这一点我也很推崇），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但此派史学目前来讲有个很不完美的地方，“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楼阁。”，“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今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

 上面这一段实是说到我了的心坎上。

本来上周末就要发出来的。不过周六到青城山、都江堰玩去了，回来后累得半死，昨天也就没有怎么上网，只能拖到今天发了。

 《引论》有十五篇，当天买回来后看得很过瘾，引论本是没什么实质内容的东西，“论”嘛本来就是有点虚的东西，不过钱穆先生的这十五篇《引论》是整个《国史大纲》的根，我读下来是多有豁然开朗之处。读《国史大纲》有必要把这十五篇《引论》先认认真真的读一读。

今天先读《引论一》，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起头这一第句先把中国历史的大处提出来了。钱先生那个年代不象现在有那么多可以“自豪”的东西（写《引论》那段时间家国尤蹙）。一者“悠久”，我们现在都讲什么五千年文明；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这是我华夏文明大大别于别文明的地方，要说悠久，世界文明多了去，多有比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者，但要说无间断，那些古文明大大不及也；三者“详密”，这里指各种史书体裁，中国古代书目分类就有一史部（经、史、子、集），中国史书之繁多可见一斑。

接下讲了“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的区别，然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弃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生乎今而臆古，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这就是当前很多阔论之人之通病，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钱先生此七十年前之语至今读来犹震耳矣。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后面讲了由“认识”到“情感”的问题。说那些蔑弃本国以往历史而谈爱国者为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彼仅知身家地位有所赖于是，彼岂复于其国家有逾此以往之深爱乎！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无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其要在此。

这第一篇就是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真正的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