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06-22

    中国: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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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不是我(紫冠道人)写的呀,我是照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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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当前我国的改革中存在着很多误区,许多改革是“除善扬恶”,譬如,一味主张竞争、个人主义和物质崇拜,一味推崇私有化,丑化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精神,一味宣扬财富权力至上而扬弃民主、平等与自由,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盲目迷信和照搬,思维方式有问题。因此,读读这篇文章可以提高思辩方法。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成熟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在道路选择上却显得如此慌忙急乱,这或许是挨打和贫穷的原因。随着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恢复自我意识的时期已经到来。中国不可能走土耳其全面西化的道路,一个大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式,如何坚持好的传统,引进先进的东西,是下一阶段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中国要避免“自宫式改革”,但也不能过于保守。尽管“自宫式的改革”不可取,但局部手术式的变革还是需要的。尽管要避免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一度表现出的要“文明换种”,但“杂种优势”这个道理还是不能忽视。譬如我们既不能丢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利兼顾”这些历史传统,又要好好吸收西方的人权文明和民主文明。盲目模仿和过分的保守与固步自封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大碍。还是要拿掉肌体中一些坏的地方,嫁接移植上好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中国: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香港学者 甘阳

    2005年5月12日

    一、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巨大文明!

    问: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的国家(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s 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

    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粱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粱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粱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粱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粱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粱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

    粱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在粱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象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在我看来,如果粱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二、土耳其在“自我撕裂”状态中难以自拔

    问:你在不久前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中曾特别推崇胡适九十年前写的“非留学篇”,现在又特别提及粱任公同样写于九十年前的“大中华发刊词”等,但这些毕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纪是否会显得太不“现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为21世纪是加速全球化的时代,粱启超等当年坚持的“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了新的现实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说,粱启超等这一“文明-国家”的视野,早已预示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子,正就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20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游行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干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制。换言之,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让它脱离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则处于无论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时无论如何复兴伊斯兰仍得自我压抑的状态。可以预言,土耳其将会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撕裂“的状态中而难以自拔。

    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友人陈方正教授对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对土耳其道路显然是比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大概是认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榜样,因为土耳其代表了最彻底抛弃传统、最彻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后,他也同样认识到,土耳其道路的结果是一个自我撕裂的社会,如他在其研究的结论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中的伊斯兰传统与国家的世俗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神经紧张,甚至有点神经分裂的民族。换言之,凯末尔创造了一个能跻身于‘正常’现代国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灵魂深处她是抑郁,不欢畅的,在将来,也看不出它恢复往日光辉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问,凯末尔主义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确”的道路吗?这种现代化道路虽然“摆脱了历史、传统、宗教对土耳其的困扰,但同时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生机”,这值得向往吗?

    三、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自我撕裂式的现代化?

    问: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但这种为了现代化反而导致“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的不幸状况,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答:我们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明教教主,为了练一门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称为“本门武功心法首在自宫“。其实很多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自宫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要练现代化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土耳其无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彻底而已。但一个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练了武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从前曾多次引用过伯林(IsaiahBerlin)强调个人自由与“族群归属”(belonging)同为最基本终极价值的看法,现在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欢乐,反而导致其“在灵魂深处是抑郁而不欢畅”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土耳其这种“自宫式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满足土耳其人的“族群归属感”,反而割掉了这种归属,就象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生殖器,怎么可能快乐?让我再次引用柏林在其自传性的“

    我生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表述的观点:......(变体)

    土耳其的改革是否促进了个人自由暂且不论,但土耳其现代领袖们要求土耳其人割掉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和西方人,只能徒然造成土耳其人的内心困扰。因为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不可能“分享一种共同的......(变体)从而也就不可能与欧洲人形成"......"。恰恰相反,在欧洲人和西方人这个共同体中,土耳其人只能感受到“孤独”,只能感觉“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种群体性的孤独感和不为人理解的极度沮丧感,自然只能导致土耳其人“在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说到底,欧洲和西方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土耳其人的共同体,土耳其人在那里不可能找到归属感。除非土耳其人成了欧洲和西方的领袖国家,所有欧洲人和西方人都说土耳其话甚至改信伊斯兰教,那样则土耳其人自然就会感到“灵魂深处极度欢畅”了,不过那样的话欧洲人西方人就会感到“在灵魂深处极度抑郁而不欢畅”了。

    四、澳大利亚与俄罗斯“文明换种”的企图

    问:不过亨廷顿所说的这种“自我撕裂的国家”是不是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时比较普遍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是否不存在“自我撕裂”的问题?

    答:那也未必。亨廷顿指出,澳大利亚就是西方国家想要加入亚洲文明的第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90年代初提倡澳大利亚应该“融入亚洲”而脱离英联邦,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争论问题。但亨廷顿认为基廷等人这种“脱欧入亚”的想法不免是为了急于挤进东亚经济繁荣圈而忽视了自己的文明归属。

    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西方文明,还是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亚洲文明,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几乎不可能的,并非如西方学院派以为的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出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种“文明换种”的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三个条件中有一个不能满足,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本土精英阶层能形成高度共识愿意“文明换种”;第二,本土民众至少不反对“换种”;第三,接受一方文明共同体的认可接纳。以澳大利亚的“脱欧入亚”问题而言,上述三个条件一个都不满足。首先,澳大利亚精英阶层无法就此达成共识,而是恰恰为此分裂而争论不休;第二,澳大利亚民众也同样为此意见极端分裂;第三,亚洲各国普遍不承认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方面说,澳大利亚能否融入亚洲社会首先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亚洲文化和社会有多大程度的了解;而马来西亚方面则直截了当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成为东亚经济论坛的成员国。亨廷顿因此说,澳大利亚实际只有两个选择,亦即要么放弃“脱欧入亚”的想法,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认同,要么澳大利亚就只能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反过来,就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情况而言,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曾一度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两个,亦即第一,土耳其精英阶层在凯末尔时代曾经达成“文明换种“的高度共识;第二,土耳其民众在相当时期至少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但问题是,土耳其无法具备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西方国家普遍不承认土耳其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这种”文明上的拒绝“反过来必然极大地伤害土耳其精英和民众的自尊,从而必然逐渐瓦解土耳其曾经达成的精英共识和民众认可,导致土耳其成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

    非西方国家想“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主要例子则自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与土耳其一样,从来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属于拜占廷文明和东正教。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千方百计想成为欧洲文明一分子,而到苏联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更力图攀亲戚地说“我们是欧洲人,因为老俄国与欧洲同属于基督教”。但在亨廷顿看来,这纯粹属于自作多情,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徒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因为”欧洲“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拜占廷的概念,而西方基督教本身首先就是排除东正教的概念。事实上俄罗斯想要挤进西方文明的困难性比土耳其还要大,因为上述“文明换种”的三个条件俄罗斯几乎每一个都不具备。

    首先,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的“西化派”始终是少数,无法压倒精英阶层中的“斯拉夫派”,事实上俄罗斯作家在西方最有名的也恰恰主要是强烈主张斯拉夫主义的作家,例如从前的陀斯多耶夫斯基和现在的索尔仁尼琴;其次,俄罗斯民众即使向往西方,但历史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自豪感使他们很难接受一切以西方为马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绝不会把俄国看成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总是看作西方的“它者”,因此不管“北约“如何东扩,不会扩大到把俄罗斯也包纳进来,否则“北约”就不知所谓了;而“欧盟“无论如何扩大也同样不会包括俄罗斯。总之,在西方看来,俄国永远是俄国,不是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这种“文明上的拒斥”自然极端刺激俄罗斯人走向“反西方”的心理。

    五、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远比自由派和左派更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

    问:你似乎一向对亨廷顿评价甚高,这与中国知识界强烈批判亨廷顿的主流倾向很不一致。现在你又以粱启超九十年前的“国性论”来印证亨廷顿的“文明论”,这不免让人有点惊讶。

    答:我个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西方思想界基本乏善可陈,大多都没有摆脱20世纪的旧思维。我们尤其可以注意一个悖论,即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一方面总是摆出一种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道德架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永远跳不出“西方中心论”,从罗尔斯的《万民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号称左派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以及号称激进左派杰作的《帝国》等书,全都是最地道的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视野里实际从来没有非西方文明的问题。

    我很庆幸自己在芝加哥从学的师长大多是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这些西方保守派思想家当然都是西方中心论者,但他们通常对于古老文明有一份“敬畏”之心,常常更愿意悉心体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最深刻差异;他们绝不会象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那样天真地相信,文明的源头对人类已经不相干,好象今后人类将融合为一个全球一体的“普世文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1996),正是从西方保守派的视野出发,驳斥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学界的种种“西方化普世文明”幻觉,突出强调各大非西方文明不但没有失去意义,而且在21世纪将强有力改变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局面。因此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在亨廷顿看来并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世纪”,而是一个“多文明并存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有文明冲突的可能,而如何避免冲突的恶性化则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亨廷顿这样的西方保守派思想家,恰恰远比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更能真正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更能正视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文明绝不会甘心屈从西方文明霸权的强烈意志。在我看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是冷战后少有的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前瞻力而进入21世纪思维的著作。

    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这就是上述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第二类是主张为了反对西方化就必须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态度;但另一类,也是亨廷顿认为最成功的一类国家,则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他认为这后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伊斯兰国家在1870-1920年间亦曾试图走这种道路,但都不成功)。

    六、现代化过程中的“去西方化”和“全盘西化”表现

    按亨廷顿的观察,在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较成功国家中,现代化过程往往可以划分出两个不同阶段,亦即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或早期阶段,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西方化的过程,这是因为改革的早期阶段必然要向西方学习;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或较成熟阶段,则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越是发达,往往越是表现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和复兴“本己文化”(indigenousculture)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两个正好相反的原因所促成的:首先,如果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成果显著,社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大为提高,总体国力不断提升,将激励这个社会对自己文明产生更强的自信和自豪,从而对本己文明形成更肯认的态度,这种自我肯认的立场必然要求争取本国对于西方的更大独立自主,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具有“去西方化”的倾向;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必然伴随着异化和脱序的过程,现代化进程越是迅猛,异化和脱序的现象也就越是严重,亦即现代化负面后果日益明显,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急剧分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个体层面上的焦虑和认同危机。

    这种非西方国家在转型时期的焦虑和认同危机,在亨廷顿看来同样导致“去西方化”和肯认本己文明的倾向,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种焦虑和认同危机常常表现为社会民众与新权贵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由于新权贵利益集团往往否认这种社会焦虑和认同危机的正当性,往往鄙视本土文明本身而主张进一步西方化,因此社会大众与新权贵集团的紧张冲突也就常常表现为要否“去西方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是新权贵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压倒了社会的“去西方化”倾向,如此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逐步走向土耳其式“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前述由现代化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促成的两种“去西方化”倾向逐渐合流,亦即由现代化正面效果导致的对本己文明的自信催生了新一代精英阶层,这一新精英阶层具有强烈肯认本己文明而“去西方化”的倾向(西方学界所谓“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从而与民众的“去西方化”倾向合流,如此则这个国家将以强烈的自我意志而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七、中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还是走一条“现代化但不西方化”的道路?

    问:如此说来,似乎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从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答:我以为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的这最初几年,似乎正在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现代化第二阶段。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晚近数年来中国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往往与“美国”有关,本来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人应该没有必要为美国的事自己吵架,但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有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希望并主张,中国应该在一切问题上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要哭美国所哭,笑美国所笑,甚至急美国所急,想美国所想,即使作不了美国人至少也可以想象如何作“一夜美国人”。但是这种倾向和主张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却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和反弹,从而引发广泛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的实质其实是“文明认同”的问题,亦即中国要中国化,还是中国要美国化?究竟中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还是美国的立场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益?主张“美国化”的人实际也就是主张中国应该走土耳其道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土耳其道路,也不知道这种道路只能导致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而主张“中国化”的人则是主张“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问:你认为这一“文明认同”的争论哪一方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答:我相信中国将会选择“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国家,中国的悠久文明历史决定了它是一个有“文明欲望”的大国,是一个有它自己“文明利益”的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满足于仅仅作一个土耳其那样的三流国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此外,应该说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造就了一个相当倨傲不逊的中国民众,他们不会接受一个一切都要听西方的中国。同时我们实际可以注意,西方学界所谓的“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中国新生代知识精英在思想、知识和倾向方面都相当不同于他们的老师一辈,他们对中国文明具有更为肯认的态度,对中国经典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今后那种任意鄙视中国文明传统的人将会被新生代知识精英看成是一种文化肤浅而缺乏教养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将促使中国在21世纪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八、复古也是一种革命

    问:你的意思似乎是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答: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钟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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