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11-09

    第一节 “是什么”的问题 - [他山之石]

    Tag:转载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lichdr-logs/486276.html

    索性把《西方哲學智慧》裡關於形而上學的幾段都貼上來

     

    第一节  “是什么”的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的产生起源于“存在”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以及“是什么”的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形而上学是希腊哲学的产物,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巴门尼德摒弃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追问万物本原的宇宙生成论,将“存在”确立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苏格拉底-柏拉图将哲学的问题确定在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上,亦即研究事物的本质规定;最后,亚里士多德组建了以实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

    在希腊哲学中,哲学研究的对象从“本原”转向“存在”,标志着形而上学的诞生。

    大概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公认泰勒斯(Thales,盛年[2]约在公元前585年)为哲学的始祖,因为据说他留下了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每当初学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踏入哲学王国的门槛时,一眼望见这个命题就不免有些泄气,这句话似乎与想象中崇高而深奥的哲学毫不沾边。然而,正是在这个看上去既不崇高也不深奥的命题中,蕴含着崇高而深奥的哲理。

    当希腊人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最初面对的是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这个东西就是万物的“本原”(arche)。[3]希腊人为什么会追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当他们睁开理性的眼睛审视面前的世界时,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自然使他们感到大惑不解:自然是一个自我涌现着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整体,然而四季交替、草木枯荣的现象却时时提醒我们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因而一切都是生灭不已的。既然万物都要经历从生到死的过程,那么这个世界就应该最终消失不见,但是实际上任凭万物怎样生灭变化,世界还是世界。这就说明在生灭变化着的事物当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按照古人朴素的世界观,万物从一开始延续到现在以至将永远存在,这表明它的最原始最古老的“开端”同时又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这就是“本原”概念的由来。自然万物都是个别的和具体的,而其统一的本原则应该是普遍的和抽象的。然而,由于希腊人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还没有合适的抽象概念可供使用,他们只好用具体的感性事物如“水”等等来表征抽象普遍的本原,所以哲学家们才会说:“水”是万物的本原、“气”是万物的本原、“火”是万物的本原……。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哲学家的目的是以知识的方式解释自然,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却表明我们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于是,巴门尼德便对此开始了反思,他终于发现了症结所在。

    在形而上学史上,巴门尼德(Parmenides,盛年约在公元前504-501年)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哲学家,他有三项伟大的贡献:第一是将“存在”确立为哲学的对象,第二是提出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理论思维的基本公式,第三是从他开始哲学有了推理论证,从而为哲学所特有的思辨话语形式奠定了基础。

    巴门尼德首先区别了认识的两条道路,即“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自然哲学家们都是通过经验观察来寻求本原的,而且也是用感觉的对象来充当万物的本原。然而,感觉经验的事物只是意见的对象,那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变动不居的领域,巴门尼德称之为“非存在”。在他看来,“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不可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知识,那只是意见的对象。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因而以存在作为认识对象,我们才能走上真理之路。巴门尼德所划分的这两条道路,也就是后来“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区分,它构成了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的分野:如果说自然哲学家们所追问的是自然万物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和构成的材料,那么可以说巴门尼德所追问的则是自然万物最普遍最一般的共相,即逻辑上在先的本质。前者属于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后者则是本体论研究的对象。例如一张桌子究竟是由什么材料组成以及这些材料在何而来,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使桌子成为桌子的是桌子的本质规定,亦即桌子的概念。这并不是说桌子的概念在时间上先于现实的桌子而独立存在,而是说只要有桌子存在,那么桌子的概念就是第一性的因素。

    巴门尼德为什么以“存在”作为哲学的对象呢?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印欧语系所特有的系词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以系词连接主词和宾词是语句的基本结构(即“S是P”)。当我们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时候,判断中最稳定的、始终不变的就是系词“是”,它也表示事物“有”或“在”的状态。一切事物都“是”、“在”或“有”,但终将“不是”、“不在”或“没有”,而连接主词与宾词的“是”、“在”或“有”却是始终不变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是”、“在”或“有”,所以存在着的事物就是因为它而存在的。换言之,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因为存在而存在的,存在就是使存在着的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巴门尼德关于“存在”(to on)的学说就为形而上学或本体论(ontology)奠定了基础。

    哲学家的目标是获得知识。那么,我们怎样获得关于“存在”的知识呢?巴门尼德认为,既然唯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不能被思想和述说,那就意味着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就是“存在”了。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4]我们可以把这个命题看作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公式:知识要求与对象符合一致,这在感觉经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理性认识中,在概念中才能达到。这就奠定了后来西方哲学从思想也就是理性认识的角度追问事物存在的本质共相的基本思路。

    于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便从“本原”转向了“存在”。正是在巴门尼德思想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进一步把哲学的问题归结为“是什么”的问题。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9年)与耶酥、孔子和释迦牟尼一同被尊为人类的导师,他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象巴门尼德一样,苏格拉底关注的是知识问题。在他看来,希腊文明正在衰落,而治病救国的良方就是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孜孜不倦地到处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追问的不是现实存在着的美、勇敢和正义的实例,而是美“本身”、勇敢“本身”、正义“本身”“是什么”,即美、勇敢、正义的定义或概念,这就形成了“是什么”的问题。

    以“美是什么”的问题为例。苏格拉底向希庇阿斯请教“美”是什么的问题,希庇阿斯认为这问题很简单: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然而苏格拉底反问道:漂亮的小姐固然是美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一匹漂亮的牡马是美的、一架漂亮的竖琴是美的、一个作为艺术品的陶罐是美的。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一位小姐美得象一匹牡马一样呢?况且如果同女神比起来,漂亮的小姐肯定就算不上美了。又如勇敢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向拉刻斯请教“勇敢”是什么,拉刻斯也以为问题很简单,他的回答是,在作战中坚守阵地而不后退就是勇敢。苏格拉底立刻追问道,骑兵没有阵地可守,难道他们就不勇敢了吗?实际上,苏格拉底在追问“美”和“勇敢”“是什么”的时候,他所追问的并不是“美”或“勇敢”的实例,而是美之为美、勇敢之为勇敢的一般定义、普遍共相亦即“概念”,这些就属于“是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事物的实例总是相对的,并且处在生灭变化之中,而这个事物的普遍概念却是永恒不变的,这才是知识的对象。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寻求事物的本质即事物是什么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在寻求推理,而本质是推理的出发点”。因此“可以把两件事情公平地归于苏格拉底,即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二者都涉及科学知识的出发点。”[5]

    在苏格拉底思想的基础上,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347年)建立了著名的“理念论”。

    所谓“理念”(idea,eidos)即从苏格拉底关于“是什么”的定义而来,它的基本规定之一就是“由一种特殊性质所表明的类”,不过“理念”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根据的实在。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感觉事物是多而理念是一,它作为其自身是永恒不变的自我完善的整体。个别事物始终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它们是个别、相对和偶然的,而理念则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因此,个别事物是感觉的对象,它们的类则是知识的对象。个别事物可感而不可知,理念则是可知而不可感。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可知的理念是可感的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的理念的派生物。

    柏拉图曾经通过“分有”和“摹仿”这两种方式来说明理念是如何派生事物的。“分有”指的是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同名的理念。“如果在美自身之外还有美的事物,那么它之所以美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分有美自身。每类事物都是如此。”[6] 所谓“美自身”或“某某自身”,意指美的理念或某某理念。“摹仿”说的是有一位造物主,他根据理念来创造具体事物,所以事物因为摹仿理念而存在。“木工是根据理念来制造我们所使用的床和桌子,按床的理念制造床,按桌子的理念制造桌子。其它事物亦同样。”[7] 就此而论,有三种床存在,即作为理念的床自身,因摹仿理念而存在的可感之床,以及因摹仿可感之床而存在的画家之床。床的理念是真正永恒的实在,现实的床是相对的存在,画中的床则没有实在性。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念具有多重含义。首先,理念是事物的共相。理念是通过对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普遍共相,亦即事物的类概念或本质;其次,理念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个别事物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成为这一事物的,离开了理念就没有事物;再次,理念是事物摹仿的模型。理念是事物之完满的模型,事物则是理念的不完满的摹本,事物是因为摹仿了它的理念而成其为事物的;最后,理念是事物追求的目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存在的目标就是实现它的本质,从而成为完满的存在。

    然而,柏拉图始终难以圆满解释的问题是,事物究竟是怎样“分有”或“摹仿”理念而存在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事物的本质,那么对理念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这些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分离”的难题:由于柏拉图坚持认为理念是独立于事物之外的真实存在,这就使任何关于理念与事物之间关系问题的回答成为不可能。

    如果我们将柏拉图比作激扬狂放的诗人,那么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更接近推理缜密、分析详尽的科学家。的确,亚里士多德哲学具有十分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他始终坚持事物的本质规定即“形式”――柏拉图称之为“理念”的东西,他称之为“形式”――与事物密不可分,它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当然,经验主义的倾向并不妨碍亚里士多德成为形而上学的真正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322年)首先明确了“第一哲学”亦即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它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地位。在他看来,建立一门专门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所有具体的科学都是割取“存在”的某一方面和某一种性质加以研究,它们对这些“方面”和“性质”的基础和前提――存在本身――则是不闻不问的,因此应当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正如存在是存在的方面和性质的基础和根据一样,第一哲学也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和根据。由此,亚里士多德便确立了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

    然而,仅仅将存在本身确定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还没有最后解决问题。经过深入思考之后,亚里士多德发现,我们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存在”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认识事物的关键就在于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认识事物的“是什么”,认识“存在”亦当如此,然而实际上我们却不可能象认识具体事物“是什么”那样认识存在“是什么”。因为认识事物“是什么”亦即给事物下定义,而所谓“下定义”也就是通过形式逻辑“种加属差”的方式对之作出规定。显然,存在是不可能这样下定义的,因为存在乃是最高的概念,因而既没有与之并列的“属差”,更没有在它之上的“种”。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认识存在“是什么”的,只能认识存在是怎样存在的,这就是存在的“存在方式”。存在有两类存在方式,亦即“偶然的存在方式”和“本然的存在方式”。例如我们说“这位建筑师是有德性的”,这句话所表述的就是“偶然的存在方式”,因为一位建筑师的“本然存在方式”是具有建筑学的知识,至于他有没有德性并不是必然的。换言之,所谓“本然的存在方式”就是必然为存在所拥有的存在方式。于是,亚里士多德就将形而上学的任务确定在研究“存在”的本然存在方式上,他也称之为“范畴”。简单说来,所谓“范畴”就是对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应该是一个范畴的体系。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范畴一共有10个,这就是: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这10种范畴囊括了存在所有的存在方式。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10个范畴所编织起来的就是存在之网,它们构成了世界的逻辑结构,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存在物都可以由这10个范畴得到合理的说明。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10个范畴之中,有一个范畴最重要,它就是“实体”(ousia)。然而“实体”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始终在探索之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确定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说,将ousia译作实体并不合适,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规定,所谓“实体”指的是事物的“是什么”(tode ti),或者是事物的“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本质”。因此,这个“实体”其实既不“实”也没有“体”,而是使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本质规定。然而,当希腊语的哲学概念被译作拉丁语时,这些概念的词义发生了某种演变,例如拉丁语substantia,后来欧洲现代语言中的“实体”概念都来源于此(如英语之substance,德语之Substanz)。substantia的字面含义是“站在下面的东西或支撑者”。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曾经对此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如果我们问一个印度人:世界是由什么东西支撑着的?他会回答你:世界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如果你再问他:大象是由什么东西支撑着的?他会回答你:大象站在一个大龟的背上。假如你再问他,大龟又是由什么支撑着的?那位印度人便无言以对了,不过他会告诉你: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肯定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洛克解释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就是实体。

    显然,中世纪乃至近代哲学所理解的“实体”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已经相去甚远了。

    在近代哲学中,“实体”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对象,而这一变化与经院哲学不无关系。中世纪经院哲学是一种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物,在推理论证的方法上,亚里士多德当然是权威,不过从体系结构方面看,柏拉图等级式的形而上学体系似乎更符合基督教神学的需要,因而为了与上帝的身份和地位相称,实体便从范畴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了形而上学最重要的对象。此后,在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实体的。根据笛卡尔的定义,“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8]斯宾诺莎也说:“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9]显然,真正符合实体概念的就只有上帝了,尽管哲学家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人格神,但亦毕竟是超验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这种状况,只是到了黑格尔才有所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并且将亚里士多德许多深刻的思想付诸了现实。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