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6士人政府之出现》没什么好写的,主要是讲自武帝以后公卿朝士,名儒辈出。其实西汉那点“名儒”就“儒”这点纯度上讲,跟后世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了。

    第七节讲汉儒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起了个西汉之亡的题目呢,因为最后王莽受禅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政治思想。王朝之亡,自秦以后,西汉亡得最令人玩味。西汉是无必亡之理,有可亡之因。

    回头看这节的汉儒政治思想:
    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
      一、圣人受命
      二、天降符瑞。
      三、推德定制。
      四、封禅告成功。
      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
      六、禅国让贤。
      七、新圣人受命。
    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始终循着上述的理论。

    二为礼乐和教化论。另一派汉儒,认为政治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而礼乐和教化的重要意义,在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此即是古人之所谓“礼乐”。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

    王莽的受禅而变法,即是此两派学说之汇趋。


    汉儒前一派理论纯粹乱七八糟,其间夹杂了很多阴阳家的学说,所以后人多因之指前汉之儒不学无术。后一派理论,王莽实施得很失败,但礼乐教化在后世反而大显。此种上有意为之而无效,下无意行之而大显,历史上屡见不鲜,于此在其位者不得不深思也。
  • 儒家介入政治虽然很早,孔老夫子本人及其不少弟子都是出仕之人。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出人头地”还是在汉武一朝。

    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举其要者,第一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这一称始于战国,秦时也设,不过那时的博士是名符其实得很的,什么人都有,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自秦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渐渐变成朝廷采取博士们的意见,即是“政治”渐受“学术”指导。此项转变,关系匪细。

    第二是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廕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这时儒家重教化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它不但能一代代的往下传承,而且会越传越广。

    第三是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此制与博士弟子相辅,造成此下士人政府之局面。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并不断裁抑兼并。,,从此社会上新兴的富人阶级,渐渐转向,儒林传中人物逐次超过于货殖传,实为武帝以下社会一大转变。

    第五是开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而宰相遂不为一阶级所独占。
    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课题,非“君主独裁”一言可括也。汉初政治,钱穆认为往往有较秦为后退者,如宰相必用封侯阶级即其一例。,,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为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

    以上就是汉武一朝所谓复古更化,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汉所袭,其论杂出先秦诸子,而备见于《王制篇》中;《王制》乃汉文时博士所为。然则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儒家托古改制,当在此等处看。
  • 西汉中央政府之文治思想,最先已由贾谊发其端。

    说到西汉的政治演进,贾谊是无论如何都避不开的。其《陈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却裁抑诸王国和捍御匈奴外,尤要者在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此诸点均针对当时前时病象,其议论渐渐从法律刑赏转到礼乐教化,此即由申、韩转入儒家。,贾谊其人虽然生不逢时,不太得志,但其《陈政事疏》实为之后西汉政府施政方略。无此疏,贾生之历史价值将大异矣,所以梁启超对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没有收录《陈政事疏》颇有意见。

    先秦诸子注意教育问题者莫如儒。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中国无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贵族子弟起,,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

    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兴隆实非所谓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括也。
  • 大凡一朝一代之文化学术,在其之初都不显。汉初行无为之治,于此无有意识之建树,但也因行无为之治,方可为其儒术之兴打下基础,也显得历史选择儒家实非一家一姓之私心,实有其合理的历史逻辑。

    先秦学术可分为一古官书之学,又一百家之学。若以时期言,古官学在前,百家言在后。若以地域言,古官书之学盛于齐、鲁,百家言遍及中原三晋。,,游秦者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少有入秦者。

    其实所谓古官书之学以我们现在眼光看就是儒学了,游秦者多三晋之士也可见儒学固非富强之术也。

    下面论及秦之焚书,钱穆认为其最创者为史学,其次为儒学,其余诸子百家受焚书影响相对不大。

    要说对书籍的摧残,历代最甚者莫过于战乱,战端一起玉石俱焚,况于一书;加之可著述之人,以著述之人,其间多或颠沛流离或死于非命,战事之后也难复书矣。

    惟汉室初尚黄老无为,继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学术尚未到自生自长的地位,于是游仕食客散走于封建诸王间,以辞赋导奖奢侈,以纵横捭阖是非,依然是走的破坏统一的路。文学之与商贾、游侠,同样为统一政府之反动

    中央王室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经秦末大乱,经济破产之后,最先起者为商人与游侠;次之有诸侯王之富盛骄纵;再次有文学游仕之活动。


    以上自3.8.1至此为汉高到汉武朝的社会演进基本概况。
  • 为什么讲换汤不换药呢,因为从此节看出所谓的“平民政府”只是换个壳而已。

    最上层的,非同姓即为功臣。其次的官僚:
    郎官来历不出下列数途:一、廕任。二、赀选。三、特殊技能。第一项是变相的贵族世袭,第二项是封建贵族消灭后的新贵族,第三项则是皇帝私人。

    吏的来历,亦无一客观标准,大体仍多为富人所得。

    如是则当时的政治组织,第一层是宗室,第二层是武人,第三层是富人,第四层是杂途。
  • 要理解西汉从汉高到汉武的政治演进必须要注意当时的社会情形,即今人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

    然古史多重德业与事功,对社会深处的变革甚少记载与洞察,惟唐杜佑诸人于此用功为多,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始重视之也。

    西汉初,农民的负担其实也是极重的,荀悦云:“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故汉文之轻徭薄赋,仍无救于社会之兼并。,此之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因为负担重,所以不得不出卖耕地,以至出卖妻子乃至自身此为汉代奴婢盛多之来源。

    否则亡命,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是为“任侠”。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汉初社会之中层。

    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一得其富,一得其势。,,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只要政治上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


    此节所讲农民与奴婢之事吾不甚知之,但商贾与任侠之事读《史记》即可略见一斑也。
  • 人多以隋唐比之于秦汉,然秦亡汉兴之历史意义绝非隋亡唐兴可比也。秦有必亡之理,而隋无必灭之因;秦之后无汉,中国历史大相径庭矣,隋之后无唐,而中国历史无甚大变也。

    汉的历史意义其一即为钱穆此节提到的“平民政府”,然所谓“平民”者也绝非社会最底层之众,只是对于春秋战国之贵族而言矣。不过较之后世之魏晋而言,汉初政府为“平民政府”也不为过。汉初君臣除张良外身世都不显,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项羽、田横之徒皆贵族,而皆不能成事,此可以觇世变。

    汉初惩秦之失,大封宗室同姓,然封建之衰不可逆,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始告完成”不妥也,削藩引致七国之乱实为景帝之失,无周亚夫、梁孝王众人几成大祸,侯国势微实起于武帝之时。

    当时平民政府的第二个反动思想则为“无为而治”。汉初政府纯粹代表一种农民素朴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映。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

    “无为”实为“因循”。因此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惟精神上汉则恭俭,秦则骄奢,此其异。


    钱穆对于黄、老好象极反感,屡目之为反动思想。“无为而治”用今人说法实为大社会小政府也,政府甚少介入经济事务,以中华大地之人物,不出一代人即可完成甚大之蜕变,其在历史上屡被证明。

    战国晚年申韩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继黄老而为汉治之指导。此种趋势,在文、景时逐渐开展,,中央统一政府之权力与尊严,逐渐巩固,而后醖孕出汉武一朝之变法。

    平民政府有其必须完成之两大任务,首先要完成统一,其次为完成文治。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汉政府文治之蒸,则始于武帝。
  • 关于秦之兴亡,古来多有述者,吾前读《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曾涉及,这里读《国史大纲》故不多作论,只列存钱穆先生之观点。

    秦藉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为区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专制讥秦,殊欠平允。
    (指废封建行郡县)

    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指收军器,堕城郭等措施)

    至于秦以一皇帝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至,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专制也。

    公、卿、守、令百僚若世袭,则仍是往者封建覆辙。若王位不世袭,则易启纷争,非长治久安之局。

    秦廷有集议之制,为两汉所承。,,。就此种政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专制独伸之象。

    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秦室本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依然在其不脱贵族阶级的气味下失败(役使民力逾量,即是十足的贵族味),依然失败在平民阶级的手里。

    秦之统一及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

  • 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跟周形成是一体二面,周以文显,秦以质胜。文者悠长绵绵,如和风细雨,后人多之;质者雄毅迫迫,如雷霆万钧,而后人少之;然二者实不可偏废也。

    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
    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
    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
    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
    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


    上述一者无可议,今日之中国本部者,秦人定之,非乱世不为分也。
    上述二者与一相辅成,春秋、战国华夷杂处之局破,而秦人以力继合之,后二汉四百年经营始有今日“汉族“之称也。
    上述三者于此见秦人之气魄大焉,辽阔疆域、众多人口之治理,近代科学技术发韧之前惟吾国人略有可观之处,秦人开其山也。
    上述四者与秦无干焉,钱穆自己也言中国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惟有相关之处“先秦”二字而已,秦成了一个时间节点。
  • 从这本章起,进了了本书的第三编--秦汉之部。

    本来帝系及年历没什么可写的,书里主要就是列一下那个朝代的帝次,他们之间的世系,在位时间及其间主要的事件,最后统计一下此朝共几帝几年而亡。

    但因其中汉文帝吾甚慕之特写上一笔。以前写读《史记》系列时我曾说我是崇汉的,这个“汉”值得我崇,其中关键的一节就是汉文帝,这里不准备写汉文帝在两汉四百年运业中的关键作用,也不准备写汉文帝在二千年来各君王中的出类。只录其一段遗诏以怀之:

    “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讬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二十四史录大段遗诏,吾记之惟有四人,汉文帝、北周明帝、武帝与明太祖。而其中只文帝此诏与北周明帝临终口诏读之心有戚戚焉。

    此篇与《国史大纲》无甚关系,此上大段遗诏本待写读《史记》系列到《孝文本纪》时录之,只是不知要等到何时,待到何日,所以在此录上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