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霸业，以西周之王业视之，多有力征；但以后世之帝业视之则多为文，其犹有浓重之贵族气息。如果从文化的高度来审视春秋争霸，则可视之为后世之秦的六合一统作了文化的过渡。

自周室东迁，西周封建一统之重心顿失，诸侯如纲解纽，内外多事，亟亟不可终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残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说是变相的封建中心。

齐桓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其次为鲁、郑、陈三国，各得十次。又次为卫，得九次。又次为曹、许，各得七次。其间尤以齐、鲁、卫、曹、郑、宋六国，可谓诸夏之基本结合。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一期，大率在东部与中部，乃黄河下流东部一带及黄河中游南岸之结合也。

晋初始不预盟，专务侵吞，自重耳返国得位，完成了内部的整合才图霸业。此为诸夏结合之第二期，东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黄河中游之北岸了。

大体西自河、渭之间，东达太行山两麓，黄河北岸，皆为顽强之群狄所出没，其势又时时越大河而南。诸夏得齐桓、晋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凶焰，实为春秋时期华、戎交斗一极剧烈之战阵。

春秋霸业，以晋为长。这中间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晋自献公以来，即不蓄养群公子。故晋大夫多用异姓，得因材器使，较之鲁、卫、齐、宋诸邦多用宗室臣者为优。

春秋时期大部时间为晋、楚争霸时期，争来争去最后没什么结果，最后有弭兵之会。此可谓诸夏结合之第三期，于东、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汉流域之楚国也。自此而诸夏得一相当时期之和平，宋有六十五年，鲁有四十五年，卫有四十七年，曹有五十九年，郑有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

周室东迁，引起的第一个现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老的结构开始松动了，那就要开始洗牌，那就是是列国内乱，诸侯兼并。这个牌也不好洗，结果又引起了戎狄横行。

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这里钱先生又提到了“杂处”这个观念。这一篇里钱穆开始对这个观念作了一番阐释。所谓诸夏与戎狄，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中间还举了一些例子，例子我就不举了。惟其耕稼的社会，故有城郭、宫室、宗庙、社稷、衣冠、礼乐、车马、货贿，此则为诸夏。惟其游牧的社会，故无上述城郭、宫室诸文物，而饮食、衣服种种与诸夏异，而成其为蛮夷戎狄。耕稼与游牧，只是一种经济、文化上之区别，故曰：“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

西周封建，本为一种耕稼民族之武装拓殖。除却错落散处的几十个城郭耕稼区域以外，同时还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纵横出没，只不侵犯到城郭诸邦的封疆以内，双方可以相安无事。现在则乘城郭诸邦之内外多事而来肆其侵扰。

自西周末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纪年历史记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也就从那时起中国历史开始向人们展示了它独特的魅力，西周之后的春秋时期无疑是这整部画卷的最开端。

史称春秋时期，源于孔子作的编年史书－－《春秋》，这一段时期大概是三百年。孔子作的《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左传》是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东迁一并计入，共三百零三年。

这一段历史又可分为三段：
一、霸前时期 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时期 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立起，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八年。
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时期 凡九十年

《1.3.3 西周势力之继续东扩》讲了西周诸王的“武功”，除中间提到穆王西征恐不出陕西西北部，至远及于甘肃，无甚可写，跳过。

这是《国史大纲 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的最后一篇了，所以我命之为梦的终结

钱穆在这里再次用“华戎杂处”为前提，来考证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似乎挺有道理的，如果用今人之地理概念来衡量上古之战争，似乎当时规模就已颇大；但经钱先生这一番整理，显得比较的合情理。

钱穆先生对于《史记》上关于褒姒的倾国一笑那一事颇不以为然，认为此委巷小人之谈，对这件事我以前读《史记》倒是没读出问题来，当时只注意褒姒的来历了。

平王东迁之真相似乎也并不是“避犬戎”那么简单。《竹书纪年》上记载“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其中形势颇为复杂，各诸侯各有所图。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1.3.1 西周帝系及年历》跳过

这里的封建当然不是我们以前学的“封建”，而是真正的历史学上讲的“封建”。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于争强而然。

周初第一次封建，为武王克殷之后。一是封武庚于殷，并立三监(即管、霍、蔡)于旁；二是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皆在成周之南，鲁、燕、齐初封之地都是在中原实在是我以前所不知，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的确是初封在中原比较合理。

武王克殷二年就崩了。这实在是周初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所以呢就有周公摄政这事。若传子，则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传弟，先应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传贤，自属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于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摄政。然后呢就有管、蔡之乱。

周公定乱之后，就有了周人的第二次封建。
一、鲁 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于鲁。
二、齐 封太公子丁公于齐。自有鲁、齐之新封，周人势力始越殷而东达海滨。
三、卫 封康公于卫，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盘庚以来历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始拱手而让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 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于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
五、晋 封唐叔于夏墟，此为沟通周人自大河北岸直通殷墟之要道。
六、蔡 封蔡仲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国之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于卫、晋，而宋人自在大包围中。
七、东都 周公又营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焉。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而与新封诸邦相联系。

这样周八百年的基业就奠定了。《荀子 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谓：“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

《1.2.3 殷人文化之推测》没什么好写的跳过。

关于殷周的关系可见《封神榜》－－当然这是玩笑话，但也能说明一点点的问题。

这里说到或武乙之暴雷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以前怎么就没听说到这件事呢!据此则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

殷周的政治关系，钱先生说是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并从《诗经》、《尚书》上找了相关的佐证。此种关系，在夏之时就有略有规模，可见前面《隐隐之夏》，及至殷末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另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序

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外，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古代文化压低，好将古代年历缩短，遂至周代有突飞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

据钱穆先生，殷之先人是居住在东方的，在黄河的下游，大体是后来春秋时宋国所在。而夏与周一样都是来自于黄河上游的。当然这个上游、下游是相对来讲的，从广义上讲还是现在黄河中游中原一带。

这个殷人居地的推测，除了对史书上地理记载的考证外，在本节钱先生还对“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这句话作了一番阐释来推证。

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达之理想，而一面又深受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之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集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

殷商一代大概是五百年左右，据《史记》载三十一帝，十七世。如果只是列列上面的数字我也不会开这一篇，直接如《夏代帝系及年历》般跳过了。这里讲到了甲骨文的发现，由此也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不虚。

甲骨文真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王国维更是一个卓绝的大师。如钱先生所说，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

夏距当今实在是太遥远，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模模糊糊，无论哪一种通史讲到这个年代的时候都不可能化很多的篇幅。《国史大纲》里只用了这么一节来讲述夏的事情，而且还是带了点虞(就是舜)时候的事情。

当时首推大事是与苗族的斗争，讲到舜、禹征三苗，钱先生又开始古今地理的考证。魏策吴起之言曰：“昔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后世误谓在湖湘间。惟洞庭、彭蠡地位既左右互易，又古衡山不指湖南，且不当在三苗北。古河域亦有名彭蠡者。江北汉水流域亦有名洞庭者。最后钱先生认为古三苗与虞、夏原来是壤地杂处的。

民族之间的杂处这个论点，后面讲到春秋时期还会提到，这对于我们构建当时整个的历史画面有莫大的帮助。

这个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后羿、寒浞与少康中兴，此一事见夏代国家规模已颇扩大。有共主、属邑、敌国等关系，不得仅以游牧部落看待。此事《史记》不载，我以前读《史记》时认为是这整个事情与《史记 夏本纪》的主旨不合(具体情况可以去翻我以前写的《夏商之德》)－－太康失国这事在三代之时实在是显得有点突兀，太康从禹算起才第三代，从启算才第二代，而且还是“失国”。

谈起中国历史虽说自黄帝、炎帝始，但那总归有点玄而又玄，比较可靠的要数从尧、舜、禹三位“大君子”开始。这三位在中国上古的史书――《尚书》里就有记载，不过呢，这《尚书》的记载有些地方值得怀疑。因为说到底，现在流传下来的《尚书》版本是假的，即使是司马迁那会儿就只流传残本了，真本现如今不可考矣。

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　尧典》所记之美盛。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

但这个理想化的东西有没有研究价值呢，当然还是有一点的，理想化肯定是有原型的嘛，古人也不可能凭空造出那么一段历史出来。

此如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为世袭，唐、虞时代之禅让，正可用此看法。
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

下一节《夏代帝系年历》，无甚可记之处，跳过，下次从1.1.4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