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族门第形成说明一个社会开始渐渐失去了活力,世运衰落;但另一方面在纷纷乱世之中士族门第又是华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这也是经五胡乱华之后隋唐能攀上中华文明又一高峰的重要基石。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他们实有尽多优点。但细为分析,似乎东汉士大夫常见的几许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间都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东汉士风所成固然最初有光武等倡儒之故,但最主要还是在于后面一点--察举制度。上之所尚甚少能有坚持几世之久者(宋太祖后人坚守祖训实乃异数),但制度框架由于既得利益者所在,后世虽会有更正调整但其很难改变制度的方向,所以其对后世影响更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用意似乎更多在于家务上;国务为重者以我观之在于制度也。

    东汉风习:
    一、久丧--此为孝行。
    二、让爵
    三、推财--兄弟异财析居,推多取少。让爵、推财,同为推孝及弟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让亲属,则与让爵、推财,迹异心同。
    五、报仇--家庭有仇怨,奋身图报,此亦孝弟之激发也。
    六、借交报仇--朋友有仇怨,亦许身代报,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七、报恩--此皆故吏对举主,弟子对业师,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广也。
      此又分两类。(一)急难--举主、业师患难,挺身护救。
            (二)服丧--举主、故将死,为之服丧。
    八、清节--一介不取,推财与人。东汉重廉吏,社会亦尚廉节。
    其他高节异行不胜举。

    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
    一则在于过分看重道德。,过分看重,不免流弊。,流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高下,便造成社会上种种过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

    二则东汉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狭。,“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

  • 承平日久,风气所聚,即易形成新贵族。而两汉之际无论是客观环境条件还是制度设计本身,相对后世来讲少许流动性,所以这个贵族形成起来易成而难摧,此后即是魏晋之门第。

    门第形成第一是因学术环境之不普遍,学术授受有限,往往限于少数私家,而有所谓“累世经学”。经学既为入仕之条件,于是又有所谓“累世公卿”,

    另一原因,则由于察举制度之舞弊。地方察举权任太守,无客观的标准,因此易于营私。一面是权门请托,一面是故旧报恩。两者递为因果,使天下仕途,渐渐走入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去。
  • 自2003年2月开始读《史记》,至本月中读完《明史》,一共70个月不足的时间,把《二十四史》3213卷通读了一遍,现于此作一标记以备忆。

    其实刚开始也没有看完《二十四史》的雄心,只是想看看《史记》、《汉书》就完事了。谁知一看看上了瘾,遂一发不可收拾,等看到隋唐的时候就有想法把它全读完了。

    所谓通读3213卷当然水分是很大的。其中《志》部分,五行志基本无视;天文、历本想看但看不懂,不懂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专业术语;礼乐、舆服之类的只在有时八卦一下古人生活时看一看,所以也基本不怎么看;选举、职官、兵、刑法志一般前半部分看得仔细点,看着看着到后面就开始跳了,没耐心看;地埋志大的州郡看一下,下面详细的县就跳过了,甚至如果不怎么重要的州郡扫一眼就了事;稍看认真就食货志。

    《纪》部分,除那种有点来头的,基本是看看如何登基的,如何死的,中间部分快速的扫过,寻找出现最多的名词,基本是为看后面的列传先留个印象。

    最重头的《传》部分,那种单人单传或只有二、三人同传看得仔细点,合传的越多,排在越后面,看得越不仔细(除非传里的人我之前就知道,那即使在史书里合传排在后面也看得稍仔细点)。那种五、六人甚至有十几人以上合传的列在前面几个看得认真,列在后面的很多被我跳过了。还有就是不断累积原则,那个人名在前面《纪》部分出现的频率,以及在前面读过的别人的《传》里出现频率来确定当时读此人的《传》的认真程序。

    读《传》的认真度并没有一定的成规,一般是很感性,有时还取决于当天的心情与空闲度。一般比较有迹可循的是《传》的长度,长的一般有血有肉点,看得肯定要认真点;那种多人合传的,一人只有一、二段的跳过,而如果此人所占篇幅超过半屏一般会如读《纪》般抓头掐尾扫中间,在那种多人合传里超过一屏以上的人物一般都是主角了,比那些半屏的还要看得稍仔细点。

    读那种十几人以上的合传,特别是史书后部的忠义、儒林、方技、列女等这些传,有一个自认为比较有成效读的法--找特殊符号,找《传》中引号、书名号出现的地方。一般引号出现的地方总归是写史的人原文引用他所接触的史料的,一般这种语言是有点嚼头的,否则人家肯定用上自己的话来转述了。而书名号的书是也许是主人公的成就,或是立身处地之物(总归是关系重大的),只要那书不是太水,你看看这种人的传应该不会太亏。这种读法单传或少人合传当然也行,但一般这种人都是历史上是有点名头的,他们的传里的引号水分与稀有度都与多人合传的不可同日而语。

    通读3213卷水分多多,当然70个月也是有水分的。这中间有很几次是断了没读的,要不工作忙,要不烦了不想读了(中间当然也有退缩的时候),要不那段时间沉迷于其他事情去了以至于无瑕顾及。这样分子分母各有水分,二者除一除,算下来大概每天1.5卷,居然跟我正常读法差不多。我一般比较稳定的读《传》是一天一卷,周末时间充裕另加一、二卷,这样算也就一天1.5卷的样子

    我每天一卷的读法,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没血没肉的半个小时不要,有血有肉的当然不止半个小时。每天半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忽略不计,五年下来居然把《二十四史》读完了,现在看来日积月累真是了不得呀。

    我一天一卷的读法是不求甚解读的,但其实呢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一直有人说看不懂那种文言,其实都是被吓的。高中语文好好学过,现在看来基本看懂古人写的史书没问题,俺就是明证(当然你去看《文心雕龙》之类的另当别论),我现在看那些史书简直象看小说一样的看。文言看多了结果呢就是现在写东西都开始有一种往那方面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写历史方面的文章,慎之慎之呀!
  • 党锢,汉、明二代皆有,皆与宦寺有极大冲突,于此士大夫皆受极大的摧残。但明末士心瓦解,内不能抚流寇,外不能御满洲;而汉末黄巾促起而扑之,董卓倾鼎而逼之,最后成一割据之局。汉与明异,一固然是中央地方政治制度之异所致,而二即因为汉之士大夫行事不独以口舌之力,所谓“文质彬彬”者,汉人得其“质”,既较唐人言之也不让也。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汉代用法之酷是已定之论,这也许跟当时民风有关。司隶校尉李膺于中常侍张让家中,破柱取其逃匿之弟杀之,这样的事放在两汉其实一点都算不上新闻,其不闻前有“五日京兆”乎?“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后汉书.党锢传》)这是东汉桓帝时的事。

    (此外两汉酷吏酷得也很有性格,两汉之酷吏跟后世之酷吏比较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两汉酷吏之酷不籍上之力,不惮下之豪,张汤、赵禹、董宣们与后世宵小同称真折杀他们也。)

    也许是年代久远之古,也许是史书记述详略,也许是整个社会风气衬托,读《后汉书.党锢传》,看到李膺“考死”,也没什么大的波动。但看《明史.杨涟 左光斗...传》,看到“为狱卒毙于狱中”,真是看得悲悲凄凄。
  • 所谓“清议”通俗一点就是舆论,是读书人,即儒士之间的舆论力量。不要小看了儒士的口舌之力,因为儒者都是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其多有高远之论,而以前有知识有文化的舍那些儒者外无人。所以其蔚然成风足以移一时风气,当然书生也多有迂阔者,尽从之也足以误国。东汉之清议前者为多,而明则后者为多。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的进退之标准。,,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渐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

    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士虚声,社会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 这一篇把《3.10.1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渐膨胀》与《3.10.2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放在一起读了。

    所谓士人其实就指儒士,开始有地位始于汉武之时,元帝之后始盛,不过跟东汉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其间有几层缘由。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观中国历史历代开国君臣,文风无如东汉之盛者,汉光武与其“云台二十八将”之儒雅之气,唯唐太宗麒麟阁中诸人稍可比肩,其余者皆相形见绌矣。而东汉之初君臣的儒雅之气亦并非凭空出现,得于一直以来兴之于民间的儒业的教化功能。以此观上述一、二则霍然也。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

  • 外戚之祸,汉之后绝之,防之严故也。然宦官之祸汉之后屡不绝,防之非不严也,实无可防也,此之谓无解之局。

    宦官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祸的,凡事总归先有其源,后渐成气候。于汉武之时内、外朝既分之际,三公、九卿由宫转府,加之汉武帝雄才大略,内朝权重,宦者始起。元帝时遂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

    而宦者最初也并不是都是阉人,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宦官的集团。

    东汉郎官已全为郡国察举“孝廉”到京待转之一阶,则自不能仍以为皇帝内侍。王室与政府之性质既渐分判明晰,则光武之制实不为非。,,光武之病,在轻三公权任而移之尚书。


    有人言东汉外戚、宦官之祸,都启于光武,实乃大谬;如同两宋积弱而咎于艺祖,今人落伍而远溯孔孟,实非可道之论。

    中国历史上具才略之帝王大多有启后世祸萌之举,汉武帝、汉光武帝、唐玄宗、宋太祖、明太祖莫不然(惟唐太宗无之,而唐玄宗当世即受祸),其具才略者不可不戒之慎之。
  • 《3.9.3东汉之外戚与宦官》主要就是列了一下东汉外戚宦官更迭用事这个事实,最后外戚与宦官,其实都还是代表了王室的一部分,其来历则原自西汉引出了下面二节。

    西汉初年,宗室、功臣、外戚,为朝廷之三大系。,汉鉴于秦亡之速,变更秦法,稍稍复古,故以宗室、外戚、功臣三系与王室相夹持而为治。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古代贵族封建政体一变而为平民的统一政府,广土众民,孤危之势不足以持久,故外有封王,内有列侯,粗为等次,以相扶护,犹嫌王室单微,则援用外戚以为之辅。

    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可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

    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

    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其职则胥由外戚为之。,外戚有客观之尊严,而无世袭,以随新天子为转移,其事最少弊。又内、外朝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


    历史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外戚用事,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逃不过的一个阶段,上面分析得很清楚了。但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最后篡位啦、弑帝啦。

    光武躬亲庶务,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仅有虚位,无实权。故外戚用事于内,外朝即无以相抗

    外戚用事,外朝权轻,这是统一政府堕落的一个方面。
  • 《3.9.1东汉诸帝及年历》照常跳过。

    这一章,即第九章的题目是《统一政府之堕落》,西汉成、哀之际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比起后世一些朝代之衰来总算是不错的,东汉一上来就来个光武中兴,再来个明章之治,实到了其巅峰。从秦、西汉一直看过来,东汉章帝之后,中国历史的第一波算是过去了,下面开始往下走。

    这一节讲王室的堕落,钱穆列了一个表,里面东汉诸帝的年寿一目了然。从中发现年寿最长者居然是光武帝,第二居然是献帝,刚好是一头一尾,而刚好此二人为凡人者时间最长,看来皇帝也不好当,折寿得很。

    当然东汉诸帝平均年寿不长一大原因是其中有几位是婴孩即位,不久即夭折,把平均寿命给大大的往下拖了一把(说到婴孩即位,又不得不提及女主临朝、外戚擅权,这是东汉一大特征,后面会说到)。所以东汉帝系是常断的,这要是放在明朝,不知要打多少笔墨官司呢。

    上一节钱穆没有象其他章节一样取名了《东汉帝系及年历》,而是取名为《东汉诸帝及年历》也许并不是随兴之笔。

    除此之外,此表还列了“子嗣”一项,东汉诸帝子嗣最多者仁不让是最长寿的光武帝,不过也只有十子而已,这跟别人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这也就是放在汉朝,在别的朝代,不是自己骨肉相殘死光光,可能老早就被梁冀这样的人给篡了。
  • 理想破灭--《国史大纲 3.8.8王莽受禅与变法》

    王莽代汉是中国史上有证可查的最理想的王朝更替,自那以降的王朝更换无不见腥风血雨,生灵涂炭。但其旋即而亡也使这个事实只成了一个理想而已。

    后世愚人以王莽败而更始、光武继之,而责王莽以杀姓刘者不尽。孰不知即使当时莽尽杀姓刘者,一世之后天下固非姓刘,但也非姓王也。王莽失败根基还在其改革的失败。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政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废奴,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

    王莽又屡次改革货币,使民间经济根本发生动摇,极为扰民。然原其用意,仍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财富之目标而起。

    王莽政治失败,约有数端:
      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
      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
      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钱穆这里说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回过头来想想,王莽如果少一点书生气,顺顺当当的把新朝继续下去,那历史会是如何的天翻地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