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特色”现在是耳熟能详的了,俨然是灵丹妙药一般。但我们观察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的“中国特色”过程--佛学的中国化,就能认识到当今所谓的“中国特色”事业与之比起来,无论哪方面来讲都是沧海之一粟、寰宇之一尘。所以很容易就能看穿其只为一遮羞布而已。

    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引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学在中国,应可分三期。初为“小乘时期”,,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至隋,,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至玄奘,,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賢、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

    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賢、禅诸宗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故必有台、賢、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大变。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农、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众谋现实,不为个已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势。

    ps:现在写这个系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于此第四编结束,下面第五编隋唐五代之部不准备写了,接下来写什么好要好好琢磨一下。

  • 说到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总不外乎是天一合人,大统一,和谐之类的。但世界永远是变化的,古人也还说过分久并合、合久必分呢。平和期之下尚有今古文之争、心性学之辩,更何论激荡期之儒道佛冲突与西学东渐了。其实对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来说,冲突才是主题与源动力,融合只是提供一个整合缓冲期,提高了下一次的冲突水准而已。彼辈之庸人,不识其中之玄机,持辩证之名,无辩证之实,行和谐之事,作千古罪人。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于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则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后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

    于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争,而至于冲突。,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于思想与言辩而止,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相纠合。


    道佛冲突其实是假象,底子里其实还是儒佛冲突。

  •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输入当属佛教的输入,而佛教在中国也从此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这其中佛教融合进中国文化之中是有其基础的。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徹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会通。
    怎么说都有,我糊涂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其实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壮观的文化输入,在当时物质条件下没有那些先行者的开拓进取几乎是不可能。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于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于乱世、没于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淡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

  • 好久没写这个系列了,这一章都是讲思想史的,说到魏晋而五胡乱华,清淡误国被很多后人提起过,但其实了世上没有无源之水。这个清淡也是因为外部大环境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不得不为,加之政治制度使然没有如后世科举一般的制度来充实政治血液,所以就误国了。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于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
    这一点我有些疑问,当其时,郑玄之众何在?中国疆域太广,人口众多,基数的庞大使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忽视,所以很多时候看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看来是迥然各异的。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着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于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相应于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 二十一章讲上古至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思想,这一节论及春秋战国直至西汉的思想,这本身是个大课题,此节行文走马观花得很。

    儒墨道家着笔不多,主要把阴阳家正本清源了一下。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一见《吕氏春秋 十二纪》、《淮南 时则训》及《礼记月令》,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此种学说,似颇导源于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

    由阴阳家又论及神仙思想,神仙思想这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象,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之所想望在室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

    后面又谈到方士,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家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如此则谓始皇坑儒不为过也。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晴。,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

  • 北朝自北魏而分东、西魏,继而为北齐、北周,最后北周灭北齐。二者可以说都从北魏均田制释放的社会力量里得到了好处,为什么二者盛衰各异,这里当然有宇文家与高家的个人素质问题,但也不得不提府兵制这个深深影响了隋唐的制度。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充之。,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表现了些人道味。
    其实这也是中唐以后此制不灵的原因之一,当吏治败坏之后,府兵制的根基就被掏空了。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汉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

  • 上一章讲晋与南朝,这一章讲五胡与北朝,其实主要是讲北朝,因为五胡时的社会状态基本除了战乱就是战乱。《4.20.1 五胡时代的情况》跳过。

    土地问题估计是历朝历代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农业社会里尤然。这个问题解决最好,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非北魏的均田制莫属。北魏均田制与北周的府兵制后世一致认为是隋唐的重要奠基。均田制这个制度能够推行相对较为彻底跟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有莫大关系。由于战乱的因素,比之于南朝来讲,北朝的社会结构要新得多,没有象南朝士族那样强大的阶层(北朝士族的强大只体现在文化上,后来士族的“夺权”是一步步的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没有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社会结构本身又处于重新整合之中,均田制就如此在历史上释放了它强大的力量。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尤要者则在绝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续表演。

    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这个势力倒转的根源在于胡人在中原地区不得不照当时成熟的农耕社会的规则行事,不如此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这就是历史与文化的威力。

  • 自古以来兵匪一家为常事,尤以乱世为甚。

    春秋战国贵族为兵,充实完善了华夏文明的内核组成;两汉全民皆兵,奠定了中原王朝威慑荒远之地的基础。而军人从三国以来,即已与农民截然分途。,大抵“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晋武帝平吴,诏悉去州、郡兵,此乃复兵归农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乱。碰上八王这乱这种事,无论之前做了什么都是徒劳。

    东晋民归豪强,政府对兵役需要,殊感缺乏。于是有所谓“发奴为兵”。又有所谓“料隐为兵”。复有“罪谪为兵”。并及其家口。又强逼世袭兵役。上述措施,两汉时期有些也有,但那都是权宜之计,非为常态。政府无能之后呢,总是会想很多办法出来弥补,此谓有为无治,有治而无为也。“治”与“无为”,二者何为因果耶?

    因此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从军只是当苦役。

    以上整个第十九章讲的是西晋与南朝的情况,五胡与北朝见下面二十章。

  • 《4.19.3 西晋之户调制与官品占田制》跳过

    前面提过九品中正制的异化,但异化归异化,基本制度本身还是不变的,说明士族在某方面还是很有地位。这一节讲是经济方面的制度,这节里发现这里制度是变了又变,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制度涉及的人群比较广,受关注度比较大,另一方面也是士族在其中影响力下降的缘故。

    南渡的士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实力比之当时的南方土著是高出一截的,所不久之后整个社会舞台上就主客颠倒了。相应于此种情势下之赋税制度,则自度田收税转成口税。,税田制富多贫少,税口则富少贫多也。

    南渡的士族虽然在新的地方占山占田,但最初那些人是不肯受当地地方政府政令的,美其名曰“侨寓”,人家还是要北上恢复旧家园的,暂时定居于此而已。这种情况当然中央政府就不爽,于是有“土断”之论。

    “土断”是要侨寓的人,亦编入所在地的籍贯,一样受地方下放之政令。然咸康土断黄、白分籍(侨户土断者白籍,土著实户黄籍),依然有土断之名,而无土断之实。

    然一弊方弥,他弊又起。宋、齐以后,侨寓的特权,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开的影响,又引起更纷扰的冒伪问题,只要伪注籍贯,窜入士流,便可规避课伇。

    大规格的伪窜冒改,使黄籍理无可理,究无可究

  • 上一节讲死了很多人,这一节讲活下来的人。

    战乱年代什么都不正常,以往的社会生活结构被打破。农民由国家的公民,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实在是农民身份之降低。这是中央权威瓦解之后的正常结果。

    一旦局势澄清,要恢复以往正常的秩序,这就出现没有足够的“农民”来维持这个社会的运转,多是一队队的士兵。于是有屯田之事。兵队代替农民做了国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农中郎将,暂时便等于地方行政长官。

    两汉以来的农民,以公民资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纳租。现在是政府将无主荒田指派兵队耕种,无形中,农田的所有权,又从农民手里转移到政府去。这一个转变最显著的影响,便是农民的租税加重。


    其实屯田这事本是军事性质的,西汉时赵充国用这一手可是很在行的。再说三国时期其实还算是战争状态,在当时中原两淮之地残破情况下,用军队行屯田之事绝对是生产战争两不误的高明手段。

    只是这个“无形”之中实在是太有威力,等到了要拨乱反正的时候就难了(见前面九品中正制的制度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