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唐书 儒学下》大量的篇幅都跟礼有关,关于祭祀宗庙那些的东西,读起来很没劲。

    啖助,只做过小官,县尉、主簿之类的,做了几年后就隐居了。[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啖助对于公羊、谷梁比较的偏爱,认为左传很多都是错的,他认为《左传》(包括《国语》)写得比较乱七八糟,不是一个人写的,是当时左丘明收集的各国史来解释《春秋》的。啖助四十七岁就死了,有两个学生赵匡、陆质也比较有学问,陆质与啖助的儿子收录了啖助的《春秋集注总例》,赵匡对总例进行了修订,陆质又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写,名为《春秋集注纂例》。

    施士丐,与啖助他们同为代宗时人,只是他对《诗》比较有研究,当然同时也善《左氏春秋》,为博士,任期到了之后,诸生上疏乞留,然后就干了十九年,死于任上。士丐写了本《春秋传》没有流传。后来文宗喜欢经术,李石说施士丐的《春秋传》可以看一看,文宗说:[“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

    林蕴,莆田人。他父亲林披因为临汀多山鬼淫祠,写了《无鬼论》。林蕴由韦皋推荐在四川做官,刘辟造反时林蕴劝说过他,还上书切谏,刘辟大怒把他关了起来准备杀之。将行刑的时候林蕴大呼:[“‘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得死为幸矣!”]。刘辟觉得这家伙这么耿直,杀了可惜,暗地里让行刑人用剑磨他的头劲,想降服他,林蕴大骂:[“死即死,我项岂顽奴砥石邪?”]。刘辟知道搞不定他,最后把他放了,后来刘辟失败后,林蕴是名重京师。这个人的结局是比较另类的,[尝杖杀客陶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为倡,复坐赃,杖流儋州而卒],这样的人怎么入的儒学传?林蕴比较会辩,曾有一个姓崔的觉得自己的姓很牛,林蕴对他说:[“崔杼弑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何如邪?”],那人哑口无言。

  • 《新唐书 儒学中》大多数是《旧唐书 儒学下》里面提到过的人,就是记述得稍详细一点,其中还夹杂了几篇其中人物论礼的文字,还有一大段柳芳论氏族,作相关研究的读,这个传还是有点嚼头的,按我的读法这些东西就略过了。而且无论新、旧唐书有个不好的地方,国家机器对儒学介入过深,这个传里面的人总是要跟政治搭上关系,开始有向简历式方向过渡的倾向,这样的传读起来就没劲。

    徐齐聃,子徐坚,孙徐峤,自祖及孙,三世为中书舍人。而且[齐聃姑为太宗充容,仲为高宗婕妤],还有其他一些亲戚关系,算是比较硬的,但也是比较危险的。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这一家子能顺利的活下来也是因为他们保持本色保持得比较好,人比较低调,还主动远离政治漩涡。

    殷践猷,很博学,贺知章称其为“五总龟”。因叔父之丧,哭得呕血而死,才四十八岁。小儿子殷寅为永宁尉,有小吏侮辱谩骂他非常的过分,殷寅怒而杀之,被贬为澄城丞。殷寅死的时候其母萧氏年老尚在,其子殷亮断指剪发放入棺中,发誓说待祖母就象殷寅在的时候一样,之后照顾生病的祖母,[不脱衣者数年]。

    孔若思,祖父孔绍安文笔不错,当时与一个叫孙万寿的人合称为“孙孔”。他自己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比较博学,还比较知足,做到库部郎中,常说:[“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他儿子孔至对氏族学很有研究,撰写了《百家类例》,他认为张说这些人是近世新族,所以就没有列入书中。当时张说的儿子张垍有宠,说天下族姓关他孔至什么事,而要在那胡说八道。孔至听到后怕了,想重新增改,韦述说:[“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最后就没有改。当时韦述、萧颖士、柳冲都写过《类例》这样的书,其中孔至的这本认为写得比较的细致。

  • 《新唐书 儒学上》跟《旧唐书 儒学上》差得不多,就多了二个人,颜师古、孔颖达。《旧唐书》这两人与薛收、姚思廉、令狐德棻这些唐初编史的人一道成传,《新唐书》他们俩跑来了《儒学传》。

    这个传里这二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可以提的。就提到颜师古这个人有点嫌贫爱富[抑素流,先贵势,虽商贾富室子,亦窜选中],口碑不是很好。而且[性简峭,视辈行傲然,罕所推接],所以也不是很顺。孔颖达相对比较平稳,但有次差点性命不保,年少成名,[老师宿儒耻出其下,阴遣客刺之,匿杨玄感家得免],看到这里实在太可怕了,那些所谓宿儒人品实在不堪啊。

  • 《新唐书 循吏传》前面一大半选的是《旧唐书》里面的人,所以这一篇只涉及那些《旧唐书》没有的人,都是安史以后的人。

    韦丹,这个人来头很大,是韦孝宽六世孙,颜真卿之甥。为容州刺史,教耕织,兴学校,仁化大行 ,这是两汉循吏常干的事,到中唐的时候也就在那偏远地方才能做做这种事。为晋慈隰州观察使,干了年余,上书说这三州不是要害之地,用不着特意设观察使,不如划归河东管辖,上面同意了。之后为江南西道观察使,计口受俸,委余于官,罢八州冗食者,收其财 。那儿的人没有盖瓦房的习惯,又采取各种措施帮人们造瓦房。又是搞贸易,又是兴水利。后来宣宗读《元和实录》,见韦丹的政绩,问“元和时治民孰第一?” ,周墀说,“韦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 ,由此还刻了碑。

    韦丹之子韦宙,在太原时为卢钧之副,巡边,三部六蕃诸种皆信悦 。为永州刺史,做了很多为民之事,立学官,移风易俗。俚民婚,出财会宾客,号“破酒” ,没这个财力的就不能迎取,以至有私奔的,韦宙简化了礼数。邑中少年,常以七月击鼓,群入民家,号“行盗”,皆迎为办具,谓之“起盆”,后为解素,喧呼疻斗 ,韦宙到了之后这种事也禁止了。

    何易于,益昌令。刺吏常跟宾客春游,坐船经益昌,都要召老百姓当纤夫。这次何易于自己去拉船去了,刺史见了大吃一惊,何易于说现在春耕时节,老百姓忙着呢,就我空闲,可以帮你拉船,刺史大愧而去。这个何易于还敢拒上面来的不合理的赋税,把诏书都烧了,观察使一直很敬重他,对这事也就没有追究。老百姓家有死了人没钱下葬的用自己俸禄帮忙下葬;召集老年人问得失;监狱里三年没有犯人;对那些贫穷人家,没法完成赋役的也不忍去摧,有些用自己的俸禄代缴了。这个县令很多循吏做过的事他都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