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本章起，进了了本书的第三编－－秦汉之部。

本来帝系及年历没什么可写的，书里主要就是列一下那个朝代的帝次，他们之间的世系，在位时间及其间主要的事件，最后统计一下此朝共几帝几年而亡。

但因其中汉文帝吾甚慕之特写上一笔。以前写读《史记》系列时我曾说我是崇汉的，这个“汉”值得我崇，其中关键的一节就是汉文帝，这里不准备写汉文帝在两汉四百年运业中的关键作用，也不准备写汉文帝在二千年来各君王中的出类。只录其一段遗诏以怀之：

“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讬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二十四史录大段遗诏，吾记之惟有四人，汉文帝、北周明帝、武帝与明太祖。而其中只文帝此诏与北周明帝临终口诏读之心有戚戚焉。

此篇与《国史大纲》无甚关系，此上大段遗诏本待写读《史记》系列到《孝文本纪》时录之，只是不知要等到何时，待到何日，所以在此录上一录。

这节题目起得吓人－－“反动思想”。与前面“士气高涨”相对，为反游仕、反文学之思想，则为战国晚年学术之特征。对于此间思想界的转变钱穆分为三期，一即为孔、墨，皆针对批评贵族阶级；二为孟子、许行等，多偏重于学术界如何对付政治界之问题（即士之出处问题）；三就是这节讲的“反动思想”了，即政治界应如何对付学术界之问题（即思想知识之统治问题）

战国晚期思想代表有三：老子，荀聊，韩非。

老子思想归之于战国晚期，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有及，《先》我没有读过，不过在《国学概论》中钱穆对此也有所提及，老子出于战国原来非出自钱先生之原创。

而荀聊虽归之为儒家，但其可为另儒，荀聊为儒家中有大气魄之人。儒家先圣，孔子为王、孟子为霸，荀聊为帝也。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与法家实践之先行者李斯都出其门下可见荀聊思想之气魄。二千年帝制，非法孔孟，亦非法韩李，实法荀聊也。

老、荀、韩三家立论各不同，然主裁抑战国末年游仕高张之气焰则一。
又三家议论，皆已为秦、汉统一政府开先路。

此三家之“反动思想”实有其深处。老子思想不可测，吾惶不敢言；荀子之性恶论，在中国实非常之出类；韩非对社会的洞察与思考也非一般子可及也，有人言深夜读《韩非子》有汗流浃背之感，可推意之也。

一方面为游仕得势，其中确有不少人才；一方面为贵族奢僭，那时的贵族能量也非后世可比。遂有贵族养贤之风，其以战国四公子为最。

惟四公子门下，真士少，伪士多。只见游仕气焰之高张，而不见他们的真贡献。四公子惟平原得贤最多，春申门下最暗淡。

不过平原得贤多不能用多矣，如毛遂之类，如无使楚之事其人许不能闻也。平原君之伪在《史记　魏公子列传》有载，所记之信陵君于赵得毛公、薛公之事，平原、信陵二人高下立判矣。

《2.6.3学术路向之转变》无甚可写，主要就是讲自孔子之后儒家思想转变，其他众家相继而起，游仕得势，贵族没落。

战国之中众游仕可分为五派：
一、劳作派，墨家苦行教之嫡系。此可以许行、陈仲为代表。
二、不仕派，滑头的学士派。此可以田骈、淳于髠为代表。
三、禄仕派，为以法术保持禄仕之进一步活动，即纵横家也。此可以公孙衍、张仪为代表。
四、义仕派，儒家之正派。此可以孟轲为代表。
五、退隐派，亦可称为玩世派，乃道家之正统。此可以庄周为代表。

以上诸派，主张虽不同，然而他们思考和讨论的中心，即全从自身著眼，并不像孔、墨两家多对贵族发言。孔墨并列看来不是钱穆一时的想法，此思想在他那里是成体系的。

说到百家，一般都以儒道为言多，而墨家甚少顾及，被人所忽略。但如钱穆般把墨家提到本节之高度吾不甚同意。

儒为百家先，其先师孔子是极具理想之人，其儒学能世世相传与孔子那种具出世之资而执入世之神不可分。

礼之最重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据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

骤观孔子思想，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其实孔子已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之最高原理。苟能明此，直古直今，无所谓复古，亦决不致为阶级权力所僵化。

其实多少“复古”者是为古而复也，多为托古而作，托古而言也。儒家内核的着眼点是很高很实的，非为一家一姓之长治久安，非为虚无飘缈之理想天国，也非为冥思苦想之人生彼岸，而为世世相传之人类社会。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二千年来儒家之尊隆，理解了这一点就有助于翻转今人对于二千年社会之偏见。

而墨家以兼爱为始，而以自苦为极。
儒家可称为“良心教”，墨家可称为“苦行教”。良心与苦行，皆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之一部，惟苦行究极必本于良心，若专本诸天志，则其事为不可久。而良心则不必限于苦行。故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

但是儒、墨两派，有他们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划分了左右后，钱穆就把战国诸子归为左右二类了，如极右之法家，极左之道家等。把诸子归于儒、墨二家之后，由前面“儒可以兼墨，墨不足以代儒”，钱穆就把儒家提到极高之地位。

春秋之前学术其详难言，所以我这里就把春秋之学当作了学术之初。那个时候的学术其实就是贵族的学术。这个事实每个文明都是一般的，思想文化最初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层。

前面提到过，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其实就是一个制度运作不断下移的结果。自周以降的整套外在的制度与内在的文化精神在后世其实还是存在了深深的烙印。我们讲的宗法，就是周代传下来的，谱世、辈份、亲疏、名分这些东西不就是那时就有的吗；宗庙社稷相关的一些礼节也是来自于周；后世的很多官职的名称也是来自于周，比如宰相、司*（后面可以跟很多字，司空啦、司马啦等）等；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史传统也是来自于周。从这个角度上讲，要说中国历史自秦之后的二千年为封建社会也未为不可，但给周套个奴隶社会就属于不伦不类了。

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

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进，封建制度不断下移的同时，整个学术的内涵了扩大，学者也丰富了。当初贵族甚至是周室所独有的学术肯定不能独存，也跟着下移了。

估计从春秋到战国的境况变迁，是我们的先民近代之前碰到的最大的挑战。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莫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文化也尽然。远东大陆的文化内核就在这个变化之中孕育了。

这个变，在春秋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是郡县制之推行，政府辖下的郡县，代替了贵族世袭的采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当然郡县这个制度并不是秦的原创，之前就已经在了，据说在春秋时期已经有郡县了。郡则先为边方军区，较县为小。及后边郡日见大，腹县日见小，亦为军国进展应有之现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废弃。这个明显是因为新土地的开垦及人们视野随之开拓带来的结果。其实这个“新土地的开垦”是随着春秋争霸这个洗牌过程，各国控制的疆域不断扩大而来的。

第三则为农民军队之兴起。这个就是春秋时期的战争与战国时期的战争之区别所在。由于政治结构的演进，战争要达成的目的远远不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战争的主体得以发生变化，战争的手段、形式与规模也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第四是工商业大都市之发展。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上面讲的都是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春秋战国之际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思想了，战国时期可为中国思想史上黄金年代。这个就是下一章《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的内容，先秦诸子要登场了。

春秋之后为战国，其间为二百四十六年(然于春秋战国分界有各说，此年数具体各一，但大体之数未变)。

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由于秦始皇焚书之故，史料残缺，由之《史记》记载终不甚详，而且据说还有误。钱穆先生据后代所出之佚文，对战国史事作了一番考订，此处立论，故与旧说颇不同。

战国历史大体可分二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较浅者如齐、晋不能如鲁、卫之久保其君位之传统，而见篡于大夫；而经君统篡弑以后，更得急速改变其国家之内部组织，自宗法封建国家激转而为新军国。而秦、楚受文化熏陶更浅，不经内部君统篡易而亦追随改进为新军国焉。(看钱穆的书，有时颇意外其新颖之名词－－如此处之“军国”)

旧有组织结构崩溃，新的组织结构要形成务必要有一争斗，这就是战国历史的第二期，即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
此第二期又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是梁惠王称霸时期，亦可说是梁、齐争强时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齐、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第二期是齐威、宣、湣三世继梁称霸期，亦可说是齐、秦争强时期。此期自齐、魏相王下迄齐灭宋，凡四十八年。
第三期为秦昭王继齐称强期，亦可说是秦、赵争强期。此期自齐灭宋下至赵邯郸围解，凡二十九年。
第四期为秦灭六国期。此期自秦解邯郸围后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

上面的四个分期论述里，钱先生提到了《史记》的几处误漏。比如，魏迁都大梁在梁惠王早年(于理推之，非为畏秦，而为争形势也)；徐州相王时，梁惠王卒否；比如田齐的世系等等。上述在《史记》的《集解》、《索隐》里都提到了《竹书纪年》里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异。

《史记》记载战国事，于初期最晦；于中期事亦多昧于情势，于当时各国国势升降及离合聚散之间，往往不能言；单单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娓娓道之，去实远矣。

苏张纵横之事，我也认为有不合之处，但“去实远矣”好象过矣。最后钱穆为自己的另一本书做了一下广告，读者欲知其详，当阅《先秦诸子系年》。

好历史者莫不有崇古之倾向，钱穆也尽然。

春秋时期是一个乱世，但从文化上讲，古代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

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此乃春秋史与战国史绝然不同处。

上述之言都成理，但下面之言有商榷之处。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说这么多“极”，那西周时期如何处之也，对孔子无法交代。以理推之，西周时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只是西周的史料比较少，比之春秋，我们对当时的贵族生活的概念要模糊得多。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剧变时期，几百年时间，整个历史就变了个样。最开始是王权衰落，诸侯并起；之后是一些诸侯也不断的变化演进，要么被灭了，要么衰得苟延残喘，要么自变，继之而士大夫崛起。历史的洗牌不断的在进行。

霸政衰微，变而为士大夫执政。大夫执政，一方面可说为封建制度继续推演所产出，一方面亦可说是封建制度却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理解了当时国的规模与概念也就能理解钱先生的“华、夷杂处”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增多，城圈的影响所及不断扩大，后来这个“国”当然就不只是一城了。所以呢，封建制度的运作就下移了，大夫的城邑不断扩大，也开始有世爵、赐氏等等。

渐渐的国中的大夫权力日增，相应的诸侯权力则日减。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结，渐渐形成大权旁落之势，于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后战国之新局面

我们现在重新来审视孔子眼里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可看作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垦及人们自身认知的提高，西周时期那套治理国家的方法已不再管用，所以整个封建制度的运作不得不不断的下移来试图适应，由此形成春秋之局。这样演进了三、四百年，洗牌过程还是无法结束，封建制度还是无法适应当时的历史，那就接着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