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篇开始进入了《国史大纲》的正文，先说明一下1.1.1的意思，这是指书的第一编，第一章，一

以后此种数字的排列含义依次类推，比如3.8.2就是指第三编，第八章，二

 这开篇的一节估计是《国史大纲》最不需要细读的部分了，那么远古的时代本不是历史学所长，那很多是考古学的领域，加之我想就考古方面来讲，自钱先生著此书以来变化也甚大，比之历史学的史料发掘来讲，对学术领域的冲击估计也是要大点（对考古学方面不甚了解，不知道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比之当时来讲有什么比较大的进展）

对于中国史前记载，盲目轻信固不可取，但极端怀疑也不是什么科学的精神。然古史并非不可讲，从可见各古书传说中去找寻，仍可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活动情形之大概。此种活动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状态与地理区域。

下面钱先生举了一个《史记》里关于黄帝活动的记载，去认真地推敲一下那些活动的地方，注意今古的区别，就可以发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

以史迁之见识估计也不会忽视地理方面的变迁，上面一段话，我想是钱穆借此来表达对后来那些老喜欢晃晃半瓶历史的人的告诫。

《国史大纲》的引论部分到此就结束了，最后这二节，钱先生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从个人的情感视角，讲述了写作此书的缘由。这与此书首页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是遥相呼应。也只有如此的信念，才能在那艰辛的日子，作此述著，这也许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之果，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继续发韧之因。

 值此创矩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繙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捧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不惑也。

 若其所负文化演进之使命既中缀，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

 最后钱先生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为比，奈何时局艰难，而国史不能缀，遂作一此书以得我国史之大体。天相我华，国史必有其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卒，拥帚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

这一篇讲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病症

一是满清异族统治这个变数，加之历史沿袭既久。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权，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拔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这难局。

二是满清自中叶以后，中央渐无力驾驭地方，已渐成分裂之局，于是革命之结果，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

尤难者，不在武人割据之不可铲灭，而在政治中心势力之不易产生。革命党人其名犹曰政党民权，其实则为结党争权。一时中层知识分子，无新无旧，分途依附于地方武人割据势力之下而互为利用。此辈于前清末叶，既力阻开新之运，又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然此特一时病态，不得谓此乃代表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正统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是，同中国文化亦万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煙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

凡此皆輓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误，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噪，踴躍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不知今日中国所患，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必使国家有暂安之局，而后社会始可以有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擬、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而牖启此种力量之发舒与成长者，“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不幸此数十年，国人士大夫，乃悍于求变，而忽于谋安；果于为率道，而怠于务研寻。又复羼以私心，鼓以戾气，其趋势至于最近，乃继续有加益甚而靡已。药不对病，乃又为最近百病缠缚之一根本病也。

最后这一段写得实在太好了，我全抄上来了。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螺旋式发展，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处于低潮，就是处于病态之时，我们当然就是想办法要让它进入正常状态，甚至具有很强的生力。

然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谁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

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

下面钱穆开始简要分析中国社会自中唐以后的一些状况， 平铺散漫之社会，和平大一统之政治。政府与民间之间堂陛益远，社会无豪强巨富，然贫无赈，弱无保；而充当政府与民间之沟通的“科举”后来也变了味，所以整个社会就有了病。而且中间经元、清二朝在文化、政制，特别是历史精神上经历了一些波折，一些倒退，一些摧残。其社会之病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清中叶，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这一篇是对前面几篇有总结，特别是其对东西方历史演进的分析颇有见地，且甚有文采。下面大段大段的摘之。

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嚥捲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湊，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故中国史之演进 ，。。。。。。，一脉相沿，绵绵不绝。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化进展之层次明析者在此，其使人常有一种强力之感觉者亦在此。

东方与西方有绝然不同之态：西方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斗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之于内部自消融。钱穆认为的“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就在这里体现。

故西方史常表现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现为“情感”

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决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啴缓无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感之内在融和也。

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抱天下一统之想。

中国社会在自清中叶以后，本来就是洪流四泛之象已成，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无论是“情”还是“力”都没什么可凭藉的，当然就一塌胡涂了，

上次谈到“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渊源这么长的国家，其历史精神在哪里，钱穆在接下来在这一篇提出了他的观点，甚有道理。

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欧洲史每常于“战争”中著精神。战争总归是很惊心动魄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比较的显眼。中国史当然也不乏战乱，但这是“乱”，跟人家的“战争”有区别。每每乱之后好象跟以前比变化不大，总是“乙承甲制，丙承乙制”，所以被人认为中国历史无进步。

历代关注历史者无不对中国历史的这个王朝循环问题乐此不疲，由此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大处着眼的，有小处着眼的。钱先生并没有拘于问题本身，而是从另一角度提出了一个让人深省的观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动中之迅变易察，而静中之缓变难觉，对于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点滴变化，没有深厚之功底不可行。

治史有二种方法或是途径：一是求异，二是求同。

求异就是从各时代，各期之“特性”看出历史之变，而看出整个文化之动态。

求同就是在变中求出各“基相”，而相连贯成一整面，于诸异中见一同。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页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变”之所在即其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云云，是无异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无变，即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历史无精神、民族无文化也。其然，岂其然？

 钱先生一面要展出自己本书的基调，即中国历史之演进的精髓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