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史记 循吏传》人物质量很高,不过年代久远显得单薄。而《汉书》作为断代史,且是写前一二百年的事而已,它的《循吏传》就丰富得多了,比起后世的史书来说它的《循吏传》人物质量也是很高的。入此传的人物基本要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标准,为人都比较宽厚,这在汉吏普遍苛刻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

    第一个人叫文翁,景帝时人,他任蜀郡守时,那时蜀地还很有蛮夷风,文翁就想方设法的开学校行教化,[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

    第二个叫王成,治理胶东比较的好,宣帝下诏褒奖,还未征用就死了,后来有人说这个王成搞虚报,自此很多人认为此人徒有虚名。不过班固、班昭还是把此人列入循吏传了,说明其实此人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不简简单单是虚名二字而已。

    接下来一个是黄霸,这个是这个传里最有名的人了。此人为人宽厚又很精明,做过很多官,计有河南太守丞、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京兆尹、御史大夫、丞相等,不过最能体现他才能的还是当地方官的时候,[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 ]。这个人不简单可以由下面一句话看出,[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 ](那是他做颍川太守时的事),一个当然是地方治理得比较好,人与自然比较和谐,神鸟也来凑凑热闹;一个就是当地人文化比较高,有点事就记下来了,其他那些蛮荒之地天天有神鸟来的,没人看见,有人看也是见怪不怪了,也就没人记,所以也没那么多事。

    黄霸当京官就远没有当地方官那么得心应手,前一次当京兆尹就犯错,回颍川当第二回太守。后来当丞相时有次京兆尹张敞(就是画眉那个)家的鹖雀飞到他府上去了,这鸟儿比较少见,黄霸又以为是什么神鸟还要上奏,差点闹笑话,不过这事最后还是被张敞当个事由参了一本,搞得很尴尬。[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 ]。

    黄霸这么有能耐,跟二个人关系很大,一个是他的老师夏侯胜,由于非议诏书黄霸跟夏侯非一同坐过牢,由此跟夏侯胜学过《尚书》,那个时候学过点儒家经典的都是了不得的人,理论上就占很大优势啊;不过坐牢之前黄霸就已经当过不少官了,所以另一个人关系更大,这另一个就是他老婆。黄霸年轻的时候为阳夏这个地方的游徼(一个官职)的时候,有次跟一位看相人外出,路上看到一位女子,那看相的说,这位女子会有大富贵,不然的话那些看相的书都可以扔掉了。后来黄霸就多方打听到这位女子,娶回来当老婆了,并厮守终身。每个成功男人后面都有一个女人万古不破啊。

    朱邑,没什么特别可写的,就是死前那句遗言牛,[“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 ]后果然如此啊,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此。

    龚遂,曾为昌邑郎中令,昌邑王(就是被霍光废掉的那个)被废掉时群臣多诛死,因为之前龚遂对王数谏争,由此免死。后来渤海这个地方闹饥荒,盗贼横行,很多人搞不定,丞相、御史推荐龚遂可用,七十来岁的龚遂出任渤海太守。刚召见的时候,宣帝看这个人这么老了,人也长得矮小,有点轻视,问怎么平定渤海的盗贼。龚遂说了一通,然后说,[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 ],这句很有水平啊,立马就信任有加了。后来是单车上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 ],那些拿锄头农具的都是良民,下面的人不许抓捕,只有那些拿武器的才是盗贼。[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 ]。所谓的盗贼横行,饥荒也是因素,但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当官的自己搞出来的。

    此传最后一位召信臣,事情也差不多,[为民兴利,务在富之 ],最后也立祠。

  •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

    上述是《史记 循吏传》的开篇第一段,跟后世史书写这种传时先写长长一段前言不同,这里只有简单的一小段,我先拿来作为开头。

    《史记》所记之事时间跨度大,人物多,相应人物质量也高,而一些人物史料也比较的贫乏,客观造成一些本来可以列入前面本传的人物混入后面这些杂传里,所以在这里我们能找到很多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此篇第一号人物孙叔敖就是典型。

    孙叔敖这个名字我第一次知道不是在这里,中学时忘了在什么杂书里看到那个优孟与楚庄王的故事知道这个人的(这个故事在后面滑稽列传里有讲),这个人比较牛的地方除了在那个故事里为自己儿子安排生活着落外,就是三相楚庄王,楚庄王春秋五霸啊,能三次得相肯定是不简单的人,史书上讲[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春秋时的人,而且是当时的蛮夷,楚国,记载的事比较的少,三相都干了什么记载的事很少,具体只有二件,一件是劝谏,是手下向他报告情况,他向楚庄王劝谏;一件就是改车子,当时楚国人爱坐低矮的车,楚庄王认为不便于驾马想把车改高,结果孙叔敖说不用下这种法令,只要把里巷的大门的门槛抬高就行了,坐车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为了过门槛频频地下车,自然会加高车的子。结果这么一搞,半年后,自然而然的老百姓都自己改高车子了。这就是[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高明的治国之术啊。

    循吏传第二号人物是子产,郑国那个,连孔子都提到过他,如何治的这里没提到什么事迹,治郑二十六年,死后,[丁壮号哭,老人兒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

    接下来一个叫公仪休,不认识,鲁国的。主要是不与民争利,不过有点强迫症。吃到自己种出来的好东西,就把自己园子里的菜都拔掉了;家里织出了好的布,迅速把那织布的休了--[疾出其家妇 ]啊,还把织布机烧了,说不这样的话让那些普通百姓到哪卖他们的货呀。

    接下来其他二个没什么可写之处,略之。

  • 二十四史记录的人有上万人,其中大部分当然是帝王将相,在史书的后半部分很多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合传的那种小人物没几个能在读后记起来的,不过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人物,一些有价值的人物,可令人咀嚼。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兴致与精力从新去读那些大多人物都乏陈可数的列传了,在里面挑人是个很浩大的工程。

    这次主要涉及那些因为某方面有突出表现而被载入史册的人物群体,主要的章节文后列出。这部分以前的读的时候一般没仔细读过,相对于其他载入史册的人来说,这部分人大多默默无闻(当然里面也有个别牛人,比如在《史记》的这些杂传里的人物,如果放在别的地方都是可以单独成传的,比如《宋史 文苑传》里就有很多大文学家,大家在中学里都读过他们的很多文章)。不过这部分人所表现的内涵也能反映一点那个时代的风化,人物的取舍褒贬,章节编排也能体现后世写史人的功底与取向。

    这次画了很大一个圈,什么时候能圆了不得而知,下面是这次要读的章书,各史杂传的恩幸、佞幸、宦者、外戚等部分有些跟历史进程有莫大关系(比如唐明的宦者传、阉党传要读的话错综复杂得很),跟这次读书主旨相背,弃之。

    史记:
        循吏、儒林、酷吏、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
    汉书:
        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
    后汉书:
        循吏、酷吏、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
    晋书:
        孝友、忠义、良吏、儒林、文苑、隐逸、艺术、列女
    宋书:
        孝义、良吏、隐逸
    南齐书:
        文学、良政、高逸、孝义
    梁书:
        孝行、儒林、文学、处士、止足、良吏
    陈书:
        孝行、儒林、文学
    魏书:
        儒林、文苑、孝感、节义、良吏、酷吏、逸士、术艺、列女
    北齐书:
        儒林、文苑、循吏、酷吏、方伎
    周书:
        儒林、孝义、艺术
    隋书:

    诚节、孝义、循吏、酷吏、儒林、文学、隐逸、艺术、列女
    南史
        循吏、儒林、文学、孝义、隐逸
    北史
        儒林、文苑、孝行、节义、循吏、酷吏、隐逸、艺术、列女
    旧唐书
        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伎、隐逸、列女
    新唐书
        忠义、卓行、孝友、隐逸、循吏、儒学、文艺、方技、列女、酷吏
    新五代史
        死节、死事、一行
    宋史
        循吏、道学、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列女、方技
    辽史
         文学、能吏、卓行、列女、方技
    金史
        忠义、文艺、孝友、循吏、酷吏、列女
    元史
        儒学、良吏、忠义、孝友、隐逸、列女、释老、方技(工艺附)
    明史
        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隐逸、方伎、列女

  • “中国特色”现在是耳熟能详的了,俨然是灵丹妙药一般。但我们观察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的“中国特色”过程--佛学的中国化,就能认识到当今所谓的“中国特色”事业与之比起来,无论哪方面来讲都是沧海之一粟、寰宇之一尘。所以很容易就能看穿其只为一遮羞布而已。

    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引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学在中国,应可分三期。初为“小乘时期”,,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至隋,,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至玄奘,,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賢、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

    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賢、禅诸宗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故必有台、賢、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大变。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农、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众谋现实,不为个已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势。

    ps:现在写这个系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于此第四编结束,下面第五编隋唐五代之部不准备写了,接下来写什么好要好好琢磨一下。

  • 说到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总不外乎是天一合人,大统一,和谐之类的。但世界永远是变化的,古人也还说过分久并合、合久必分呢。平和期之下尚有今古文之争、心性学之辩,更何论激荡期之儒道佛冲突与西学东渐了。其实对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来说,冲突才是主题与源动力,融合只是提供一个整合缓冲期,提高了下一次的冲突水准而已。彼辈之庸人,不识其中之玄机,持辩证之名,无辩证之实,行和谐之事,作千古罪人。

    佛教来中国,最先乃依附于庄老道家而生长。但南渡后的学者,则已渐渐由庄老义转向佛教。其后则道教又模仿佛教,亦盛造经典仪范,而逐渐完成为一种新道教。

    于是道、佛两教遂开始互相竞争,而至于冲突。,南方佛学多属“居士式”,其高僧亦与隐士相类,,故在南方之所谓道、佛冲突,大体仅限于思想与言辩而止,与政治实务更无涉。

    而北方高僧,其先亦往往以方术助其义理,遂与北方旧学统治经学而羼以阴阳家言者相纠合。


    道佛冲突其实是假象,底子里其实还是儒佛冲突。

  •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输入当属佛教的输入,而佛教在中国也从此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这其中佛教融合进中国文化之中是有其基础的。

    第一佛法主依自力,不依他力。,此与中国儒家,尊崇人文历史、敬仰古先哲之教义大同。亦复与道家徹底破坏天神迷信之理论不相违背。

    第二佛法主救世,不主出世。,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会通。
    怎么说都有,我糊涂了。

    而当时佛法之所以盛行,尚有一积极正因,则由其时中国实有不少第一流人物具有一种诚心求法,宏济时艰之热忱是也。其实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壮观的文化输入,在当时物质条件下没有那些先行者的开拓进取几乎是不可能。

    盖以当时中国政教衰息,聪明志气无所归向,遂不期而凑于斯途。此皆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发宏愿,具大力,上欲穷究宇宙真理,下以探寻人生正道,不与一般安于乱世、没于污俗,惟务个人私期求者为类。故使佛教光辉,得以照耀千古。若仅谓佛讲出世,与一时名士清淡气味相投;而社会民众,亦以身丁荼毒,佛讲未来,堪资慰藉;并出家可以逃役,即获现实福益。凡此种种,固亦当时佛法盛行之世缘,然论其主要原因,则固在彼不在此。

    故当时之第一流高僧,若论其精神意气,实与两汉儒统貌异神是。

  • 好久没写这个系列了,这一章都是讲思想史的,说到魏晋而五胡乱华,清淡误国被很多后人提起过,但其实了世上没有无源之水。这个清淡也是因为外部大环境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不得不为,加之政治制度使然没有如后世科举一般的制度来充实政治血液,所以就误国了。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于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
    这一点我有些疑问,当其时,郑玄之众何在?中国疆域太广,人口众多,基数的庞大使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忽视,所以很多时候看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看来是迥然各异的。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着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于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相应于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 二十一章讲上古至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思想,这一节论及春秋战国直至西汉的思想,这本身是个大课题,此节行文走马观花得很。

    儒墨道家着笔不多,主要把阴阳家正本清源了一下。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一见《吕氏春秋 十二纪》、《淮南 时则训》及《礼记月令》,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此种学说,似颇导源于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

    由阴阳家又论及神仙思想,神仙思想这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象,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之所想望在室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

    后面又谈到方士,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家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如此则谓始皇坑儒不为过也。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晴。,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

  • 北朝自北魏而分东、西魏,继而为北齐、北周,最后北周灭北齐。二者可以说都从北魏均田制释放的社会力量里得到了好处,为什么二者盛衰各异,这里当然有宇文家与高家的个人素质问题,但也不得不提府兵制这个深深影响了隋唐的制度。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充之。,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表现了些人道味。
    其实这也是中唐以后此制不灵的原因之一,当吏治败坏之后,府兵制的根基就被掏空了。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汉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

  • 上一章讲晋与南朝,这一章讲五胡与北朝,其实主要是讲北朝,因为五胡时的社会状态基本除了战乱就是战乱。《4.20.1 五胡时代的情况》跳过。

    土地问题估计是历朝历代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农业社会里尤然。这个问题解决最好,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非北魏的均田制莫属。北魏均田制与北周的府兵制后世一致认为是隋唐的重要奠基。均田制这个制度能够推行相对较为彻底跟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有莫大关系。由于战乱的因素,比之于南朝来讲,北朝的社会结构要新得多,没有象南朝士族那样强大的阶层(北朝士族的强大只体现在文化上,后来士族的“夺权”是一步步的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没有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社会结构本身又处于重新整合之中,均田制就如此在历史上释放了它强大的力量。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尤要者则在绝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续表演。

    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这个势力倒转的根源在于胡人在中原地区不得不照当时成熟的农耕社会的规则行事,不如此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这就是历史与文化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