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3年2月开始读《史记》,至本月中读完《明史》,一共70个月不足的时间,把《二十四史》3213卷通读了一遍,现于此作一标记以备忆。

    其实刚开始也没有看完《二十四史》的雄心,只是想看看《史记》、《汉书》就完事了。谁知一看看上了瘾,遂一发不可收拾,等看到隋唐的时候就有想法把它全读完了。

    所谓通读3213卷当然水分是很大的。其中《志》部分,五行志基本无视;天文、历本想看但看不懂,不懂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专业术语;礼乐、舆服之类的只在有时八卦一下古人生活时看一看,所以也基本不怎么看;选举、职官、兵、刑法志一般前半部分看得仔细点,看着看着到后面就开始跳了,没耐心看;地埋志大的州郡看一下,下面详细的县就跳过了,甚至如果不怎么重要的州郡扫一眼就了事;稍看认真就食货志。

    《纪》部分,除那种有点来头的,基本是看看如何登基的,如何死的,中间部分快速的扫过,寻找出现最多的名词,基本是为看后面的列传先留个印象。

    最重头的《传》部分,那种单人单传或只有二、三人同传看得仔细点,合传的越多,排在越后面,看得越不仔细(除非传里的人我之前就知道,那即使在史书里合传排在后面也看得稍仔细点)。那种五、六人甚至有十几人以上合传的列在前面几个看得认真,列在后面的很多被我跳过了。还有就是不断累积原则,那个人名在前面《纪》部分出现的频率,以及在前面读过的别人的《传》里出现频率来确定当时读此人的《传》的认真程序。

    读《传》的认真度并没有一定的成规,一般是很感性,有时还取决于当天的心情与空闲度。一般比较有迹可循的是《传》的长度,长的一般有血有肉点,看得肯定要认真点;那种多人合传的,一人只有一、二段的跳过,而如果此人所占篇幅超过半屏一般会如读《纪》般抓头掐尾扫中间,在那种多人合传里超过一屏以上的人物一般都是主角了,比那些半屏的还要看得稍仔细点。

    读那种十几人以上的合传,特别是史书后部的忠义、儒林、方技、列女等这些传,有一个自认为比较有成效读的法--找特殊符号,找《传》中引号、书名号出现的地方。一般引号出现的地方总归是写史的人原文引用他所接触的史料的,一般这种语言是有点嚼头的,否则人家肯定用上自己的话来转述了。而书名号的书是也许是主人公的成就,或是立身处地之物(总归是关系重大的),只要那书不是太水,你看看这种人的传应该不会太亏。这种读法单传或少人合传当然也行,但一般这种人都是历史上是有点名头的,他们的传里的引号水分与稀有度都与多人合传的不可同日而语。

    通读3213卷水分多多,当然70个月也是有水分的。这中间有很几次是断了没读的,要不工作忙,要不烦了不想读了(中间当然也有退缩的时候),要不那段时间沉迷于其他事情去了以至于无瑕顾及。这样分子分母各有水分,二者除一除,算下来大概每天1.5卷,居然跟我正常读法差不多。我一般比较稳定的读《传》是一天一卷,周末时间充裕另加一、二卷,这样算也就一天1.5卷的样子

    我每天一卷的读法,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没血没肉的半个小时不要,有血有肉的当然不止半个小时。每天半个小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忽略不计,五年下来居然把《二十四史》读完了,现在看来日积月累真是了不得呀。

    我一天一卷的读法是不求甚解读的,但其实呢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一直有人说看不懂那种文言,其实都是被吓的。高中语文好好学过,现在看来基本看懂古人写的史书没问题,俺就是明证(当然你去看《文心雕龙》之类的另当别论),我现在看那些史书简直象看小说一样的看。文言看多了结果呢就是现在写东西都开始有一种往那方面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写历史方面的文章,慎之慎之呀!
  • 党锢,汉、明二代皆有,皆与宦寺有极大冲突,于此士大夫皆受极大的摧残。但明末士心瓦解,内不能抚流寇,外不能御满洲;而汉末黄巾促起而扑之,董卓倾鼎而逼之,最后成一割据之局。汉与明异,一固然是中央地方政治制度之异所致,而二即因为汉之士大夫行事不独以口舌之力,所谓“文质彬彬”者,汉人得其“质”,既较唐人言之也不让也。

    且名士对付宦官,态度亦自有过激处。而汉代上下用法,本亦有过酷之弊。汉代用法之酷是已定之论,这也许跟当时民风有关。司隶校尉李膺于中常侍张让家中,破柱取其逃匿之弟杀之,这样的事放在两汉其实一点都算不上新闻,其不闻前有“五日京兆”乎?“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后汉书.党锢传》)这是东汉桓帝时的事。

    (此外两汉酷吏酷得也很有性格,两汉之酷吏跟后世之酷吏比较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两汉酷吏之酷不籍上之力,不惮下之豪,张汤、赵禹、董宣们与后世宵小同称真折杀他们也。)

    也许是年代久远之古,也许是史书记述详略,也许是整个社会风气衬托,读《后汉书.党锢传》,看到李膺“考死”,也没什么大的波动。但看《明史.杨涟 左光斗...传》,看到“为狱卒毙于狱中”,真是看得悲悲凄凄。
  • 所谓“清议”通俗一点就是舆论,是读书人,即儒士之间的舆论力量。不要小看了儒士的口舌之力,因为儒者都是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其多有高远之论,而以前有知识有文化的舍那些儒者外无人。所以其蔚然成风足以移一时风气,当然书生也多有迂阔者,尽从之也足以误国。东汉之清议前者为多,而明则后者为多。

    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的进退之标准。,,东汉“孝廉”独盛,“贤良”渐废,亦此等议论有以助成之也。

    大抵东汉至桓、灵之际,朝廷禄位已不如处士虚声,社会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统一以来世运一大转变也。
  • 这一篇把《3.10.1士族政治势力之逐渐膨胀》与《3.10.2东汉之察举与征辟制度》放在一起读了。

    所谓士人其实就指儒士,开始有地位始于汉武之时,元帝之后始盛,不过跟东汉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其间有几层缘由。
    一、朝廷帝王之极端提倡。
    二、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
    三、博士弟子额之日益增添。


    观中国历史历代开国君臣,文风无如东汉之盛者,汉光武与其“云台二十八将”之儒雅之气,唯唐太宗麒麟阁中诸人稍可比肩,其余者皆相形见绌矣。而东汉之初君臣的儒雅之气亦并非凭空出现,得于一直以来兴之于民间的儒业的教化功能。以此观上述一、二则霍然也。

    而尤要者则在当时之地方察举以及公府征辟制。,为东汉士人入仕之两途。此两制皆起于西汉。

    两汉的察举制,大体可分为在先的“贤良”与后起的“孝廉”两大项。,,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

    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自辟曹掾,而东汉公卿尤以辟士为高。,,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

  • 外戚之祸,汉之后绝之,防之严故也。然宦官之祸汉之后屡不绝,防之非不严也,实无可防也,此之谓无解之局。

    宦官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祸的,凡事总归先有其源,后渐成气候。于汉武之时内、外朝既分之际,三公、九卿由宫转府,加之汉武帝雄才大略,内朝权重,宦者始起。元帝时遂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

    而宦者最初也并不是都是阉人,光武中兴,宫中悉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正式遂有一宦官的集团。

    东汉郎官已全为郡国察举“孝廉”到京待转之一阶,则自不能仍以为皇帝内侍。王室与政府之性质既渐分判明晰,则光武之制实不为非。,,光武之病,在轻三公权任而移之尚书。


    有人言东汉外戚、宦官之祸,都启于光武,实乃大谬;如同两宋积弱而咎于艺祖,今人落伍而远溯孔孟,实非可道之论。

    中国历史上具才略之帝王大多有启后世祸萌之举,汉武帝、汉光武帝、唐玄宗、宋太祖、明太祖莫不然(惟唐太宗无之,而唐玄宗当世即受祸),其具才略者不可不戒之慎之。
  • 《3.9.3东汉之外戚与宦官》主要就是列了一下东汉外戚宦官更迭用事这个事实,最后外戚与宦官,其实都还是代表了王室的一部分,其来历则原自西汉引出了下面二节。

    西汉初年,宗室、功臣、外戚,为朝廷之三大系。,汉鉴于秦亡之速,变更秦法,稍稍复古,故以宗室、外戚、功臣三系与王室相夹持而为治。

    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古代贵族封建政体一变而为平民的统一政府,广土众民,孤危之势不足以持久,故外有封王,内有列侯,粗为等次,以相扶护,犹嫌王室单微,则援用外戚以为之辅。

    宗室只宜封建,不宜辅政,以其地近而势逼。封建政制既不可复活,则宗室地位自难再兴。

    功臣传世渐久,亦不保其位,于是王室依仗乃惟有外戚。

    武帝以后,中朝、外朝始分,于是宰相为外朝领袖,而大司马大将军为内朝辅政,其职则胥由外戚为之。,外戚有客观之尊严,而无世袭,以随新天子为转移,其事最少弊。又内、外朝既分,内朝用私臣,非宗室则必属外戚矣。


    历史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外戚用事,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逃不过的一个阶段,上面分析得很清楚了。但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比如最后篡位啦、弑帝啦。

    光武躬亲庶务,内朝尚书位微而权重,外廷三公并峙,仅有虚位,无实权。故外戚用事于内,外朝即无以相抗

    外戚用事,外朝权轻,这是统一政府堕落的一个方面。
  • 《3.9.1东汉诸帝及年历》照常跳过。

    这一章,即第九章的题目是《统一政府之堕落》,西汉成、哀之际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比起后世一些朝代之衰来总算是不错的,东汉一上来就来个光武中兴,再来个明章之治,实到了其巅峰。从秦、西汉一直看过来,东汉章帝之后,中国历史的第一波算是过去了,下面开始往下走。

    这一节讲王室的堕落,钱穆列了一个表,里面东汉诸帝的年寿一目了然。从中发现年寿最长者居然是光武帝,第二居然是献帝,刚好是一头一尾,而刚好此二人为凡人者时间最长,看来皇帝也不好当,折寿得很。

    当然东汉诸帝平均年寿不长一大原因是其中有几位是婴孩即位,不久即夭折,把平均寿命给大大的往下拖了一把(说到婴孩即位,又不得不提及女主临朝、外戚擅权,这是东汉一大特征,后面会说到)。所以东汉帝系是常断的,这要是放在明朝,不知要打多少笔墨官司呢。

    上一节钱穆没有象其他章节一样取名了《东汉帝系及年历》,而是取名为《东汉诸帝及年历》也许并不是随兴之笔。

    除此之外,此表还列了“子嗣”一项,东汉诸帝子嗣最多者仁不让是最长寿的光武帝,不过也只有十子而已,这跟别人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这也就是放在汉朝,在别的朝代,不是自己骨肉相殘死光光,可能老早就被梁冀这样的人给篡了。
  • 理想破灭--《国史大纲 3.8.8王莽受禅与变法》

    王莽代汉是中国史上有证可查的最理想的王朝更替,自那以降的王朝更换无不见腥风血雨,生灵涂炭。但其旋即而亡也使这个事实只成了一个理想而已。

    后世愚人以王莽败而更始、光武继之,而责王莽以杀姓刘者不尽。孰不知即使当时莽尽杀姓刘者,一世之后天下固非姓刘,但也非姓王也。王莽失败根基还在其改革的失败。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政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废奴,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

    王莽又屡次改革货币,使民间经济根本发生动摇,极为扰民。然原其用意,仍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财富之目标而起。

    王莽政治失败,约有数端:
      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
      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政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
      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
    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贤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钱穆这里说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回过头来想想,王莽如果少一点书生气,顺顺当当的把新朝继续下去,那历史会是如何的天翻地覆呢?
  • 《3.8.6士人政府之出现》没什么好写的,主要是讲自武帝以后公卿朝士,名儒辈出。其实西汉那点“名儒”就“儒”这点纯度上讲,跟后世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了。

    第七节讲汉儒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起了个西汉之亡的题目呢,因为最后王莽受禅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个政治思想。王朝之亡,自秦以后,西汉亡得最令人玩味。西汉是无必亡之理,有可亡之因。

    回头看这节的汉儒政治思想:
    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
      一、圣人受命
      二、天降符瑞。
      三、推德定制。
      四、封禅告成功。
      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
      六、禅国让贤。
      七、新圣人受命。
    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始终循着上述的理论。

    二为礼乐和教化论。另一派汉儒,认为政治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而礼乐和教化的重要意义,在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此即是古人之所谓“礼乐”。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

    王莽的受禅而变法,即是此两派学说之汇趋。


    汉儒前一派理论纯粹乱七八糟,其间夹杂了很多阴阳家的学说,所以后人多因之指前汉之儒不学无术。后一派理论,王莽实施得很失败,但礼乐教化在后世反而大显。此种上有意为之而无效,下无意行之而大显,历史上屡见不鲜,于此在其位者不得不深思也。
  • 儒家介入政治虽然很早,孔老夫子本人及其不少弟子都是出仕之人。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出人头地”还是在汉武一朝。

    武帝一朝政治上重要改革,举其要者,第一是设立五经博士,博士这一称始于战国,秦时也设,不过那时的博士是名符其实得很的,什么人都有,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自秦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渐渐变成朝廷采取博士们的意见,即是“政治”渐受“学术”指导。此项转变,关系匪细。

    第二是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廕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这时儒家重教化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它不但能一代代的往下传承,而且会越传越广。

    第三是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此制与博士弟子相辅,造成此下士人政府之局面。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并不断裁抑兼并。,,从此社会上新兴的富人阶级,渐渐转向,儒林传中人物逐次超过于货殖传,实为武帝以下社会一大转变。

    第五是开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而宰相遂不为一阶级所独占。
    君权与相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课题,非“君主独裁”一言可括也。汉初政治,钱穆认为往往有较秦为后退者,如宰相必用封侯阶级即其一例。,,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为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

    以上就是汉武一朝所谓复古更化,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汉所袭,其论杂出先秦诸子,而备见于《王制篇》中;《王制》乃汉文时博士所为。然则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儒家托古改制,当在此等处看。